开篇：伏尔泰有一句格言“生命在于运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据说这位思想家喜欢散步、跑步、击剑、骑马、游泳、爬山、日光浴等运动。我也喜欢运动，在神州大地生活的那些年，除了跑步、打羽毛球、踢足球、游泳这类体育运动，我还经历过一些“政治运动”，历时最长，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政治运动”在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存状态的同时，还进一步丰富了中文的内涵。譬如“牛鬼蛇神”本来是佛教用语，“牛头鬼差”是阴间老大阎罗王的下属；“蛇神”指的是天龙八部中的“摩呼罗迦”，也就是“大蟒蛇神”，肩负守卫佛法的职责，估计两者都是“公务员”。经过“政治运动”的引申定义，“牛鬼蛇神”这个词组逐渐被作为社会负面人物的专用语。 1966 年 6 月 1 日 《人民日报》的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里，“牛鬼蛇神”指的是“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事实上这个词的词意很宽泛，弹性很大。它可以指“黑帮”、“反动学术权威”，也可以用来指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乃至于一切被“揪”出来的平头老百姓统统都可以被称为“牛鬼蛇神”。我蹲“牛棚”的日子里当然也属于“牛鬼蛇神”，结果定性为“犯错误的好人”则是后来的事。

一个普通人突然间变成一只“牛鬼”，其间充满惶惑、惊恐和忐忑，没经历过的人实在难以想象，怀有幻想和期盼则可以作为自疗的手段。“牛棚”里的生活基本上是单调的重复，不过也有一些叫人难以忘却的小故事。

正文：
故事一  被“朋克”

我们分场最早被“揪”出来的只有我们三个知青，“批斗会”的戏码单调得很，群众从开始的兴致勃勃到乏味只经过很短的过渡。于是“专案组”决定添加一点新内容，为我们三个人设计新形象 - 剃阴阳头。那不算什么创意，外地早就有先例，“专案组”不过是采用了“拿来主义”，照搬而已。为了增加戏剧效果，三个人的剃法还不一样，庞鸿是剃半边留半边，我被推了一个十字头，詹君毅被竖着推了两刀，剩下来的头发成了一个“川”字。

刚被剃成了阴阳头，大家都郁闷得很。庞鸿更沉默了，詹君毅不停低声骂着看不见的敌人，我也充满了深深的屈辱感，时不时下意识摸摸头顶被推子犁出来的两道杠。不可否认，“专案组”的新招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当我们带着“新发型”面对群众的时候，引起了人们新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小孩，不知疲倦地追着我们看，还一边拍手一边念叨：瘌痢头！瘌痢头！

在群众面前“亮相”以后，我反而平静了下来。我想，“专案组”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让我们产生一种“挫败感”，摧毁我们的意志，牵引着我们走向他们预定的目标。经过多次交锋，我感觉到他们并不在乎我做了些什么，因为那些事他们都知道。无论我怎样自我批评，深挖思想根源，他们都不满意，总是想要通过我来找到“幕后的黑手”，表现得最为赤裸裸的就是那位张副组长。威逼的手段使用过，并不奏效，他又使出了利诱的招数，暗示只要我供出了幕后的“那个人”或“那些人”，就是立了功，对我有大大的好处。这位张副组长原先是分场科室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由于运动前期有突出的表现，受到某些人的青睐，官拜“专案组”副组长，据说还有希望被“结合”到“革委会”里去，所以办案特别卖力。我刚到农场就被借调到分场为一个展览会撰写解说词，分场的领导对我都不陌生，这位张副组长大概就以此推断可以在我身上找到突破口。想通了这一点，我决定与他开一个玩笑，彻底打断他的妄念。在又一次例行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对“专案组”三位成员说：“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还是把自己的总后台向专案组坦白交待。”
张副组长听到我这样说，双眼发亮，急急忙忙地说：“这就对了嘛，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呀。”
说完就一脸期待地等着我开口。我假作迟疑了片刻，慢慢地说：“我的总后台就是刘少奇和陶铸！”
张副组长听到我这样说，满怀希望的脸一下子就塌了，其他两位组员对望一眼，茫茫然不知所措。我没理会他们，开始讲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松树的风格》对我的荼毒，讲了没几句，张副组长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让我把要讲的内容写下来，交到“专案组”，然后就让民兵把我带回“牛棚”。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找我挖后台了。

我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原来外国的“朋克”一族，有自成一派的音乐风格，发型也标奇立异。可惜我们当年没有可能为自己的“阴阳头”立此存照，否则也可作为“潮人”的明证。

故事二  老运动员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分场查找“牛鬼蛇神”的行动进行得很迟缓，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只有庞鸿、詹君毅和我住在那间“牛棚”里，直到某一天，一位中年人被押了进来，才使得这座棚子稍稍热闹了起来。这个中年人个头不高，肤色黝黑，很有气度。我看他不像我们分场的人，于是悄悄地问他，他微微一笑，说：“我是 陈XX 。”
我听了不由肃然起敬，这是一位有故事的名人，是我们农场所属糖厂的厂长。虽然说职务上他是农场书记的下属，据说行政级别却比书记还高，因为他曾经是“东江游击队”的成员，原先担任过更为重要的职务，因为犯“地方主义”的错误被整肃，被下放到这里来，职务调低了，行政级别却不变。由于他一直不服气，所以每次运动都牵扯上他。说起我们的糖厂，当年也有点名气，日榨量比县糖厂还要高，农场收获的甘蔗，首先要满足它的需要，富余的部分才外销。除了产糖， 这家厂子还有其它副产品收入，可说是我们农场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第二天，分场就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批斗会，主要批斗两位总场干部，我们三个小鬼陪斗。陈厂长的纸牌上写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位女干部是已经被拉下马的农场书记的妻子,姓齐，是北方人，她的罪名是“野心家”。这位女干部的脖子上除了个纸牌之外还挂上了一串旧鞋，寓意她是“破鞋”。“破鞋”一说源于北方，我们南方人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估计也是出自北方群众的手笔。但是，对于那位女干部的批判一直围绕在她向组织伸手要官方面，为了评上“正科级”上窜下跳等等“罪行”，与“破鞋”毫无关联。女干部态度很傲慢，根本不理会连番的指控和责问。陈厂长更逗，主持人要他“向人民低头认罪”，他根本不理睬，依旧高高地昂着他的头四处张望。 主持人叫民兵去把他的头按下，他一拧脖子说：“面对日本鬼子我都没低过头，你们算什么东西！”民兵的手按在他头上，不敢使劲也不能松手。主持人马上立刻带头喊口号：“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民兵跟着举手喊，然后把手收回。回到“牛棚”之后，陈厂长对我们说：“你们不能跟我学，我真的有老本可吃，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我趁机请他讲讲革命故事，他却摆摆手，不愿深谈。
说到我们农场的场长兼书记，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解放初期他就是广东某县县委第一书记，50 年代中自动请缨到这里“围海造田”，建起一个机械化农场，也算得是劳苦功高。他既没有贪污腐化，干犯国法，也没有淫人妻女， 败坏道德，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连带在总场工作的妻子一并被划入“另册”。在那个鸿濛混沌的年代，时局的变幻令人目不暇接。即使位居朝堂之上，也只有极少数的人得窥“天意”，寻常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故事三  群众专政

面对“专案组”的各项攻势我应对自如，每当被拉到群众面前却教我生出无力感，因为他们的思路无法预测，他们有些问题无法应答。譬如某位群众现场揭发我的某桩罪行，明明没有的事，我当然矢口否认，这时就会有人诘问：“难道群众冤枉你吗？”
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回答都不妥，只有冒着被扣上“对抗”罪名的风险，选择沉默。“群众专政”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势众。只要不是“牛鬼蛇神”，人人都是“群众”，他们可以拿着放大镜来检视“牛鬼蛇神”的一举一动，随时拨动“阶级斗争”那根弦。
为了让群众时刻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场部隔三差五就从“牛棚”里拉几个靶子出来让群众练练手。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当分场直属单位群众的靶子。群众的发言了无新意，也不用我答辩，我听得发闷，只好不断地左手抠右手，右手抠左手。忽然间，一把清亮的女生响起，吓了我一跳，因为她指责我“抗拒改造”！这把声音我熟悉，是我的校友，四班的大眼睛美女小玲。她原先也在二队，下乡以来表现得很积极，“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时候，她是帮人的那一个。当时队里的知青经常调侃被她“帮”的小朱，说他“吃屎吃着豆”，摊上一个这么漂亮的对手，应当好好改造思想，不要辜负美女的一番好意。几个月前，小玲才被调到分场的园艺队，据说调动的原因基于她争取进步、积极靠拢组织；二来她的男朋友是分场的先进人物，备受各方关注，因此分场领导为促进她俩的“革命友情”创造条件。她批判我白天干活的时候，挑土的担子没装满，消极怠工；另外，我走路的时候昂头挺胸，一付向群众示威的样子，建议加强监管的力度。这样的指控，一剑封喉，还真是教人无法招架，我真心佩服这位女同学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联想力。

群众施行“专政”的机会越多，可能会成瘾。有一段时间，群众甚至以为他们可以肩负起“专政机关”的职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各个生产队不约而同分别“揪”出了几个“牛鬼蛇神”，原来那间由工具房改建的“牛棚”住不下了，于是挪了一下窝，搬到一处废弃的建筑物内。由于增加了“新鬼”，针对我们三个“老鬼”的批斗相对少了，我们一下子成了配角，轻松了不少。没成想，“专案组”又排了一出新戏 - 判刑。戏文就是把我们三个最早被揪出来的家伙交给群众定罪量刑。这出新戏码引起群众一股新的热情，积极参与。庞鸿脾气倔，一直不肯低头服软，“专案组”认为他毫无悔改之意，经过群众公议，一致判决“有期徒刑十年”； 詹俊毅犯罪事实不太严重，有悔改之意，判“有期徒刑五年”；我身为“坏头头”，犯罪事实清楚。鉴于能坦白交代，积极配合调查，判“有期徒刑七年”。
坦白说，我们分场在整个揪斗“牛鬼蛇神”的期间，没有使用体罚、刑求，算是相当文明，“判刑”这一招倒是蛮吓人。其时“公、检、法”系统同样风云变幻，自顾不暇，如果我们的“判决书”也是交由他们的“群众专政”去处理，后果真是不可预料。我们三个揣揣不安地过了一段日子，渐渐就把这件事忘了，这桩公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地方主义”：
从1951年开始至1971年（即从林彪就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到“9·13”出逃）的20年间，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斗争导致3万多广东干部被整、受贬，至于被冤为“地方主义”的华侨更是不计其数。“地方主义”重创下的广东干部）- 摘自《炎黄世界》

“地方主义”中最著名人物是“红色娘子军”的创立者冯白驹，1957年被定性为“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脑之一，1983 年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