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渗透中国的西方NGO策动“颜色革命”

【公孙明按：习近平上台后安置的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最近表示：“中国政府欢迎境外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积极作用，并支持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堂堂的中国公安部长不会这么没常识吧？

相对于俄国最近却封杀了这些受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NGO，（见http://blog.creaders.net/gongsunming/user_blog_diary.php?did=228285）

为排除异己关了几个律师后，受迫於主子的压力，回过头来向主子表忠心，这是儿皇帝习近平卖国求荣又一铁证。】

综合 · 2015-07-30 · 来源：乌有之乡

对别国实施政治渗透，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惯用手法，一些国际NGO逐渐成为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

7月25日，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在上海共同召开境外非政府组织 (NGO)座谈会。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主持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中国政府高度赞赏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欢迎和支持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做好境外非政府组织服务管理工作，努力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务、更好的环境和保障。目前，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是什么情况?他们在中国建设中究竟起着怎样的“积极”作用?

NGO深入渗透中国

超八成捐助资金流入政府及体制内机构

30年来，1000家左右的美国NGO在中国捐赠的这些款额流向何处? 做了什么事情?这是社会对美国在华NGO关注的焦点，也是《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调查与分析的重要部分。

据报告数据显示，美国NGO对华捐赠的200亿元资金中，82%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分别占31%、30%和21%，只有17%注入中国民间组织。刘佑平称，国内一直以来错误地认为中国的NGO是喝“洋奶”长大的，即主要靠国际力量的援助成长起来的。而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美国NGO资助主要对象并非中国民间组织，而是体制内的机构。报告中列出了一份接受美国NGO捐助的部分中国机构名单，接受超过100万美元捐助的机构达到95家，中国卫生部以近5600万美元高居榜首，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分列二、三位。

根据报告的分析，美国在华NGO对中国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环保、维权等多个领域。如在政治领域，福特基金会资助由吴敬琏、周小川等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参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重大议题研讨，以服务中国政府的决策。卡特中心关注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开展“中国选举项目”在四个省份的农村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培训村务官员，甚至与民政部定期互派访问团观摩中国基层选举与美国大选。在环保领域，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在广东启动了号称百亿美元的GEP项目，针对广东中小型制造企业污染状况相对严重的实际情况，开展环境培训课程、推广低碳技术，推动当地环保事业的进步。

教育人才领域，是美国在华NGO关注最多、投入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领域，这从美国NGO的捐助资金大量流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可以看出来。每年中国各领域都会有大量的高端人才得到美国NGO的资助，或出国留学、进修，或从事各类项目的研究。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等美国NGO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各类学者进行资助。报告根据媒体的披露罗列了一份粗略的受资助名单，其中包括经济学者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许小年、厉以宁、吴晓波，政法学者江平、蔡定剑、贺卫方等。近年来，一些左派网站正是以此为凭据，对那些有美国NGO资助背景的学者进行攻击，诬其为“汉奸”。刘佑平对此无奈地表示，不能因为一些学者受到来自美国NGO的资助就认定他们替美国办事，美国NGO还有更多的捐助资金资助了中国政府和高级官员。然而，“受美国NGO资助的中国人才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摘自：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调查）

美在华千家NGO 身份合法者不到3%

报告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在华NGO的总数在1000家左右。

按服务领域，美国在华NGO可分为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妇女权益类组织、劳工维权类组织、环保动物宣传和发展机构、国际关系和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工商互益类组织等。

在上述约1000家NGO中，其中有一半是公益慈善类NGO。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000家NGO中，大约只有不到3%的组织在中国拥有正式合法的NGO身份。

调研报告中披露的另一组数据也值得关注。

根据报告显示，总体来看，美国在华NGO的本国总部资金44%来自基金会，24%来自公众捐款。另外，还有16%为政府资金。

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在华NGO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其在华从事的活动也需要有关部门提高警惕，比如一些组织在华从事的活动与我国政府的政策以及法律相违背。（摘自：要警惕西方借NGO渗透中国）

NGO：西方政府策动“颜色革命”的工具

(一)NGO与“颜色革命”

对别国实施政治渗透，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惯用手法，也是美国除军事手段以外推翻别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数年来，美国对这种做法不断创新，以“推广民主”为包装，以鼓动有关国家民众开展街头抗争的方式，最终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这种做法被称为“颜色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NGO推波助澜，有时是赤裸裸的，有时又极其隐蔽。从以下事件中也可见其端倪：

1、在独联体等国家资助策动“颜色革命”。由于国际NGO在当前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NGO来推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中，虽然各个国家存在内在的政治、经济、社会诱因，但西方NGO无疑起了推波助澜和核心领导作用。

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强调，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进行政权更迭，几乎耗费了3000亿美元资金，而在其他许多国家推动“颜色革命”，仅仅花费不足46亿美元。事实证明，美国政府扶持的一些国际NGO成为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这些组织通过指导反对派活动、组织集会抗议、利用舆论施压等方式，最终达到了改造他国政权的目的。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中亚地区的NGO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国在中亚国家帮助建立NGO的工作更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亚国家的NGO已经超过一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6]

除了赤裸裸的金钱援助外，最厉害的一招就是通过NGO控制或影响舆论，为西方实现渗透和演变服务。西方国家一方面支持本国的电台、报刊和电视台走向国际，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树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闻自由等为幌子，不断施压发展中国家开放媒体管制，资助发展中国家创立所谓的“独立”电台、电视台和报刊。在西方资助下，中东欧和中亚多数国家都允许西方的电台和电视台落地或成立各种“独立”媒体，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中，许多选民投票支持亲西方人士上台，正是西方媒体在当地发挥影响力的结果。

2、资助OTPOR等组织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1999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民主党对外活动组织曾邀请20多个塞尔维亚反对派领导人齐聚布达佩斯，商讨共同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方案。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正是一个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该组织由“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曾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后追随吉恩•夏普)1998年10月亲手组建。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NGO的资助下，赫尔维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7]

3、对中东地区和南美洲的NGO“资助”。2002年8月，美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启动了一项总额达660万美元的非政府资助计划，名义上是资助各种NGO在伊拉克境内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实际上是利用NGO帮助美国收集情报，为其打击伊拉克提供便利。美国国际开发署曾向委内瑞拉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以策动这些组织从事反政府活动。接受资助的，有不少是反查韦斯政府的组织。美国知道这样做并不光彩，所以在有关资料中隐去了这些受援组织的名称。美国暗中资助反政府组织的做法，引起了委内瑞拉官方的强烈反应，委议会要求美方公布真相，并要将美政府告上法庭。[8]

4、向缅甸渗透，策动“藏红色革命”。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事实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6日文章所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过去3年中，“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吉恩•夏普和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事实上，爱因斯坦研究所1989年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9]

(二)NGO与幕后推手

1、通过先资助西方NGO，然后通过其间接资助发展中国家NGO，来实现西方对外渗透。

香港《紫荆杂志》2008年6月载文指出，西方势力借非政府组织渗透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三大手段。一是资助、培训对象国家的各种NGO来施加政治影响。二是利用NGO的渠道进行软性渗透。即西方通过各种NGO，以所谓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人权、推广民主进程、维护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各种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培植亲西方的代理人。三是通过NGO控制或影响舆论，为西方实现渗透和演变服务。事实上，作为杀手锏，西方国家为了消除被援助国政府和民众对西方政府直接援助的反感，更擅长通过首先资助西方NGO，然后通过西方NGO，间接资助发展中国家NGO来实现西方对外渗透。

譬如Internews这一投身于支持“世界范围开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组织，[10]除了对国家和资本的财政资助的严重依赖之外，Internews与美国国家和主要传媒集团有紧密关系。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高级副总裁和一位美国议员。这个机构活动范围甚广。从1992年起到2001年，该机构培训了超过18，000位专业媒介人员，它和2100个以上非政府电视台和广播台有工作关系，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个非政府独立电视网络的发展，创立和或资助了29个媒介协会，仅在2001年就制作近730小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其潜在受众达3亿600万之多。此外，它还向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独立电视台提供了超过1000小时的国际记录片节目。从其活动的范围和尺度以及区域重点来看，Internews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传媒组织之一，它所促进的正是美国向前社会主义地区和伊斯兰地区输出自己认同的民主观念和美国新闻价值和实践的议程。[11]

2、利用NGO力量实现政府难以达到的政治目标，是美国人一贯的做法，并屡屡成功。

很多时候官方讲话没有民间的声音有效，有些话官方难以启齿，但给NGO去做似乎顺理成章。美国长期以来不屑与苏丹乃至整个非洲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所以美国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影响力有限，于是美国启用了其助手——NGO。达尔富尔梦(DreamforDarfur)便应运诞生。当众多类似组织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开始运作时，其巨大能量便显现出来了。让中国在国际上出丑、陷于尴尬境地，也是西方某些人权组织的既定策略，把北京奥运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挂钩，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做到了。2007年3月2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登载好莱坞演员米亚法萝和他的儿子若南法萝联名写的题为《种族灭绝的奥运会》的文章，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有人公开将北京奥运与达尔富尔问题挂钩。同时，美国的NGO拯救达尔富尔联盟(SaveDarfurCoalition)向两家美国企业施压，要求其出售投资苏丹石油产业开发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12]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国际公义联盟(CoalitionforInternationalJustice)等老牌号NGO与拯救达尔富尔联盟遥相呼应，在全球范围内张扬他们的观点。

3、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国际NGO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美国资深政客、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2007年11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是“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13]理事会的主席。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宣称，20多年来该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NGO“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其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曾“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最终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指出：“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人马克•帕玛，被《纽约时报》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作为“自由之家”的副主席，曾在“颜色革命”战场上不遗余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索罗斯直言，“开放社会基金会”(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的第一个基金会)的使命就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其发展壮大。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人们同时发现，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也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以“扶贫”、“技术开发”等名义开展工作。[14]

正如美国研究NGO的著名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所认为的，苏东地区存在于政党之外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在“苏东剧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牺牲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借助NGO实行非暴力政权更迭，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不费一枪一弹的“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将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大创新。

启示

上述对NGO在对外传播中的渗透特征的考察，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对国家(或政府)对外传播主体的认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西方非政府组织(NGO)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

第二，如何借助国际NGO力量，要认识国际NGO的两个两面性。第一个两面性是建设性与破坏性。即国际NGO力量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两种功能：一是NGO力量与国家权力互补，在政府管不过来或难以发挥作用时，它作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对国家与社会事务起促进作用。另一种是作为破坏性社会力量，成为造成国家与社会动乱的公害(即作为敌对的社会势力颠覆国家政权，作为社会邪恶势力为非作歹，扰乱社会安全)。第二个两面性是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某些国际NGO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其利益性和集团性。这种特点决定了其种种行为，有较为强烈的目的性，甚至代表着某些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偏好。

因此，政府对外传播中，如何借助国际NGO力量，是中国急需补修的一门课程，与国际NGO交往，不能单凭感情，而要以务实的眼光，既要看到其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追求，又要看到其中的利益纽带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追求的目标应是，将国际NGO对华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摘自：NGO：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