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滲透中國的西方NGO策動“顏色革命”

【公孫明按：習近平上台後安置的中國公安部長郭聲琨最近表示：“中國政府歡迎境外各種非政府組織（NGO）的積極作用，並支持境外非政府組織來華開展友好交流與合作“，堂堂的中國公安部長不會這麼沒常識吧？

相對於俄國最近卻封殺了這些受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的NGO，（見http://blog.creaders.net/gongsunming/user_blog_diary.php?did=228285）

為排除異己關了幾個律師後，受迫於主子的壓力，回過頭來向主子表忠心，這是兒皇帝習近平賣國求榮又一鐵證。】

綜合 · 2015-07-30 · 來源：烏有之鄉

對別國實施政治滲透，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是美國推行霸權政策的慣用手法，一些國際NGO逐漸成為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急先鋒和馬前卒。

7月25日，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在上海共同召開境外非政府組織 (NGO)座談會。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主持座談會並講話。他強調，中國政府高度讚賞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歡迎和支持境外非政府組織來華開展友好交流與合作，將進一步做好境外非政府組織服務管理工作，努力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務、更好的環境和保障。目前，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是什麼情況?他們在中國建設中究竟起着怎樣的“積極”作用?

NGO深入滲透中國

超八成捐助資金流入政府及體制內機構

30年來，1000家左右的美國NGO在中國捐贈的這些款額流向何處? 做了什麼事情?這是社會對美國在華NGO關注的焦點，也是《美國NGO在華慈善活動分析報告》調查與分析的重要部分。

據報告數據顯示，美國NGO對華捐贈的200億元資金中，82%流入了高等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及政府機構，分別占31%、30%和21%，只有17%注入中國民間組織。劉佑平稱，國內一直以來錯誤地認為中國的NGO是喝“洋奶”長大的，即主要靠國際力量的援助成長起來的。而從這一比例可以看出，美國NGO資助主要對象並非中國民間組織，而是體制內的機構。報告中列出了一份接受美國NGO捐助的部分中國機構名單，接受超過100萬美元捐助的機構達到95家，中國衛生部以近5600萬美元高居榜首，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分列二、三位。

根據報告的分析，美國在華NGO對中國的影響涉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環保、維權等多個領域。如在政治領域，福特基金會資助由吳敬璉、周小川等牽頭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參與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重大議題研討，以服務中國政府的決策。卡特中心關注中國基層民主建設，開展“中國選舉項目”在四個省份的農村完善村委會選舉程序、培訓村務官員，甚至與民政部定期互派訪問團觀摩中國基層選舉與美國大選。在環保領域，美國可持續發展社區協會在廣東啟動了號稱百億美元的GEP項目，針對廣東中小型製造企業污染狀況相對嚴重的實際情況，開展環境培訓課程、推廣低碳技術，推動當地環保事業的進步。

教育人才領域，是美國在華NGO關注最多、投入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個領域，這從美國NGO的捐助資金大量流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可以看出來。每年中國各領域都會有大量的高端人才得到美國NGO的資助，或出國留學、進修，或從事各類項目的研究。福特基金會、亞洲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等美國NGO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政府官員和各類學者進行資助。報告根據媒體的披露羅列了一份粗略的受資助名單，其中包括經濟學者吳敬璉、茅于軾、張維迎、許小年、厲以寧、吳曉波，政法學者江平、蔡定劍、賀衛方等。近年來，一些左派網站正是以此為憑據，對那些有美國NGO資助背景的學者進行攻擊，誣其為“漢奸”。劉佑平對此無奈地表示，不能因為一些學者受到來自美國NGO的資助就認定他們替美國辦事，美國NGO還有更多的捐助資金資助了中國政府和高級官員。然而，“受美國NGO資助的中國人才不可避免會受到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摘自：美國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調查）

美在華千家NGO 身份合法者不到3%

報告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在華NGO的總數在1000家左右。

按服務領域，美國在華NGO可分為人道主義救援組織、婦女權益類組織、勞工維權類組織、環保動物宣傳和發展機構、國際關係和政策研究機構以及工商互益類組織等。

在上述約1000家NGO中，其中有一半是公益慈善類NGO。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000家NGO中，大約只有不到3%的組織在中國擁有正式合法的NGO身份。

調研報告中披露的另一組數據也值得關注。

根據報告顯示，總體來看，美國在華NGO的本國總部資金44%來自基金會，24%來自公眾捐款。另外，還有16%為政府資金。

此外，還有一些美國在華NGO和美國政府關係密切，其在華從事的活動也需要有關部門提高警惕，比如一些組織在華從事的活動與我國政府的政策以及法律相違背。（摘自：要警惕西方借NGO滲透中國）

NGO：西方政府策動“顏色革命”的工具

(一)NGO與“顏色革命”

對別國實施政治滲透，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是美國推行霸權政策的慣用手法，也是美國除軍事手段以外推翻別國政府的一貫做法。數年來，美國對這種做法不斷創新，以“推廣民主”為包裝，以鼓動有關國家民眾開展街頭抗爭的方式，最終達到推翻政權的目的。這種做法被稱為“顏色革命”。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國家利用NGO推波助瀾，有時是赤裸裸的，有時又極其隱蔽。從以下事件中也可見其端倪：

1、在獨聯體等國家資助策動“顏色革命”。由於國際NGO在當前世界中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重要，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對外政策中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NGO來推行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在獨聯體國家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中，雖然各個國家存在內在的政治、經濟、社會誘因，但西方NGO無疑起了推波助瀾和核心領導作用。

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布什強調，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進行政權更迭，幾乎耗費了3000億美元資金，而在其他許多國家推動“顏色革命”，僅僅花費不足46億美元。事實證明，美國政府扶持的一些國際NGO成為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急先鋒和馬前卒。這些組織通過指導反對派活動、組織集會抗議、利用輿論施壓等方式，最終達到了改造他國政權的目的。據美國有關機構統計，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推動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歐、中亞地區的NGO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國在中亞國家幫助建立NGO的工作更是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目前中亞國家的NGO已經超過一萬個。這些組織在前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權更迭”中都發揮了核心作用。[6]

除了赤裸裸的金錢援助外，最厲害的一招就是通過NGO控制或影響輿論，為西方實現滲透和演變服務。西方國家一方面支持本國的電台、報刊和電視台走向國際，在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樹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聞自由等為幌子，不斷施壓發展中國家開放媒體管制，資助發展中國家創立所謂的“獨立”電台、電視台和報刊。在西方資助下，中東歐和中亞多數國家都允許西方的電台和電視台落地或成立各種“獨立”媒體，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顏色革命”中，許多選民投票支持親西方人士上台，正是西方媒體在當地發揮影響力的結果。

2、資助OTPOR等組織推翻米洛舍維奇政權。1999年由美國政府資助的民主黨對外活動組織曾邀請20多個塞爾維亞反對派領導人齊聚布達佩斯，商討共同推翻米洛舍維奇的方案。最終使米洛舍維奇政權2000年倒台的，正是一個由青年學生組成的團體—OTPOR(塞爾維亞語“反抗”之意)。該組織由“顏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羅伯特•赫爾維(曾任美國駐緬甸大使館武官，後追隨吉恩•夏普)1998年10月親手組建。他認為，非暴力革命的重點培訓對象是年輕人。在愛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國另一家NGO的資助下，赫爾維帶領OTPOR的骨幹成員，在布達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專門培訓來自其他地區的“年輕革命分子”。[7]

3、對中東地區和南美洲的NGO“資助”。2002年8月，美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啟動了一項總額達660萬美元的非政府資助計劃，名義上是資助各種NGO在伊拉克境內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人道主義救援，實際上是利用NGO幫助美國收集情報，為其打擊伊拉克提供便利。美國國際開發署曾向委內瑞拉的一些非政府組織提供資助，以策動這些組織從事反政府活動。接受資助的，有不少是反查韋斯政府的組織。美國知道這樣做並不光彩，所以在有關資料中隱去了這些受援組織的名稱。美國暗中資助反政府組織的做法，引起了委內瑞拉官方的強烈反應，委議會要求美方公布真相，並要將美政府告上法庭。[8]

4、向緬甸滲透，策動“藏紅色革命”。2007年9月，緬甸爆發被西方媒體稱為“藏紅色革命”的政治危機。事實正如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12月6日文章所披露，美國在這場危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過去3年中，“顏色革命精神教父”吉恩•夏普和他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緬邊境地區，培訓了3000多名來自緬甸各地的反對派，其中包括數百名僧侶。培訓內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種策略和方法外，還包括如何與警察等現政權維護者展開溝通的技巧。此外，愛因斯坦研究所還為這些人提供物質上的資助，比如為僧侶們提供手機等通訊工具。這都為2007年9月僧侶策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作了鋪墊。事實上，愛因斯坦研究所1989年已開始在緬甸展開秘密活動。當時，美國政府曾一次性撥給該所5200萬美元，作為在緬甸活動的專用經費。愛因斯坦研究所還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交報告和計劃，在獲得許可後，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具體實施。[9]

(二)NGO與幕後推手

1、通過先資助西方NGO，然後通過其間接資助發展中國家NGO，來實現西方對外滲透。

香港《紫荊雜誌》2008年6月載文指出，西方勢力借非政府組織滲透發展中國家主要有三大手段。一是資助、培訓對象國家的各種NGO來施加政治影響。二是利用NGO的渠道進行軟性滲透。即西方通過各種NGO，以所謂人道主義救援、維護人權、推廣民主進程、維護宗教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各種藉口，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培植親西方的代理人。三是通過NGO控制或影響輿論，為西方實現滲透和演變服務。事實上，作為殺手鐧，西方國家為了消除被援助國政府和民眾對西方政府直接援助的反感，更擅長通過首先資助西方NGO，然後通過西方NGO，間接資助發展中國家NGO來實現西方對外滲透。

譬如Internews這一投身於支持“世界範圍開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組織，[10]除了對國家和資本的財政資助的嚴重依賴之外，Internews與美國國家和主要傳媒集團有緊密關係。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的高級副總裁和一位美國議員。這個機構活動範圍甚廣。從1992年起到2001年，該機構培訓了超過18，000位專業媒介人員，它和2100個以上非政府電視台和廣播台有工作關係，在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約旦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個非政府獨立電視網絡的發展，創立和或資助了29個媒介協會，僅在2001年就製作近730小時的電視和廣播節目，其潛在受眾達3億600萬之多。此外，它還向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獨立電視台提供了超過1000小時的國際記錄片節目。從其活動的範圍和尺度以及區域重點來看，Internews毫無疑問是最有影響力的非政府傳媒組織之一，它所促進的正是美國向前社會主義地區和伊斯蘭地區輸出自己認同的民主觀念和美國新聞價值和實踐的議程。[11]

2、利用NGO力量實現政府難以達到的政治目標，是美國人一貫的做法，並屢屢成功。

很多時候官方講話沒有民間的聲音有效，有些話官方難以啟齒，但給NGO去做似乎順理成章。美國長期以來不屑與蘇丹乃至整個非洲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所以美國的聲音在這片土地上影響力有限，於是美國啟用了其助手——NGO。達爾富爾夢(DreamforDarfur)便應運誕生。當眾多類似組織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開始運作時，其巨大能量便顯現出來了。讓中國在國際上出醜、陷於尷尬境地，也是西方某些人權組織的既定策略，把北京奧運與蘇丹達爾富爾問題掛鈎，純屬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們做到了。2007年3月2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登載好萊塢演員米亞法蘿和他的兒子若南法蘿聯名寫的題為《種族滅絕的奧運會》的文章，是世界範圍內第一次有人公開將北京奧運與達爾富爾問題掛鈎。同時，美國的NGO拯救達爾富爾聯盟(SaveDarfurCoalition)向兩家美國企業施壓，要求其出售投資蘇丹石油產業開發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12]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公義聯盟(CoalitionforInternationalJustice)等老牌號NGO與拯救達爾富爾聯盟遙相呼應，在全球範圍內張揚他們的觀點。

3、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國際NGO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美國資深政客、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麥凱恩，2007年11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刊文，標榜自己的外交立場是“必須扶持全球民主力量”。麥凱恩自1992年起，開始擔任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13]理事會的主席。美國總統布什在該研究所舉辦的2005年度“自由獎”頒獎儀式上宣稱，20多年來該研究所“在100多個國家的民主變革鬥爭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於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變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靜了。”目前，“國際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設有多家機構，並為50個國家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資金支持。

以在全球推廣“民主”為使命的美國NGO“自由之家”，專門在吉爾吉斯斯坦開辦。其項目總監麥克•斯通，曾“出色”地打贏了導致這場“軟政變”的宣傳戰。該組織被稱為“老牌顛覆專家”，在12個國家設有分部，主要任務就是在一些國家推動“人權”和“自由”，最終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英國《衛報》曾指出：“作為‘顏色革命’主要建築師之一的‘自由之家’，不過是中情局的門面而已。”如今，該組織不僅活躍在獨聯體和東歐，還在中東、中亞和拉美設有分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國人馬克•帕瑪，被《紐約時報》譽為“西方最活躍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推動者”，作為“自由之家”的副主席，曾在“顏色革命”戰場上不遺餘力。

“金融大鱷”索羅斯這位前東歐移民的猶太人後裔，已成為美國推進非暴力政權更迭的領軍人物之一。索羅斯直言，“開放社會基金會”(1979年索羅斯在紐約建立的第一個基金會)的使命就是“幫助打開封閉社會”，搜尋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後採用各種手段扶植其發展壯大。如今“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分支機構已遍布東歐、拉美、東南亞、中東等地的50多個國家，雇員超過1000人，每年花費超過3億美元。2006年6月，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悄然進入中國，出現在中國一家民間組織的資金捐贈者名單上，捐資金額約為200萬元人民幣。人們同時發現，曾在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國非政府組織，如“索羅斯基金會”、“民主基金會”、“歐亞基金會”等，也開始進入中國。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來華人員，廣泛搜羅中國國內問題和社會矛盾，以“扶貧”、“技術開發”等名義開展工作。[14]

正如美國研究NGO的著名學者萊斯特·M·薩拉蒙所認為的，蘇東地區存在於政黨之外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在“蘇東劇變”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與美國花費數千億美元、犧牲數千美軍生命的伊拉克戰爭相比，藉助NGO實行非暴力政權更迭，占領議會大廈和取得整個國家，不費一槍一彈的“顏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說是美國人將戰爭思維用在“軟實力”上的一大創新。

啟示

上述對NGO在對外傳播中的滲透特徵的考察，給我們的啟示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對國家(或政府)對外傳播主體的認識，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同樣重要。西方非政府組織(NGO)或配合政府的行為，為政府拉高聲勢;或補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難以完成的使命。

第二，如何藉助國際NGO力量，要認識國際NGO的兩個兩面性。第一個兩面性是建設性與破壞性。即國際NGO力量對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兩種功能：一是NGO力量與國家權力互補，在政府管不過來或難以發揮作用時，它作為積極的建設性力量，對國家與社會事務起促進作用。另一種是作為破壞性社會力量，成為造成國家與社會動亂的公害(即作為敵對的社會勢力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社會邪惡勢力為非作歹，擾亂社會安全)。第二個兩面性是經濟利益與意識形態。某些國際NGO除了意識形態，還有其利益性和集團性。這種特點決定了其種種行為，有較為強烈的目的性，甚至代表着某些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的偏好。

因此，政府對外傳播中，如何藉助國際NGO力量，是中國急需補修的一門課程，與國際NGO交往，不能單憑感情，而要以務實的眼光，既要看到其中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價值追求，又要看到其中的利益紐帶關係。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追求的目標應是，將國際NGO對華的積極影響發揮到最大，將其負面影響控制到最小。（摘自：NGO：顏色革命的急先鋒和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