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篇：东北下岗工人和岐山盗国

【公孙明按：在此呼吁：至少要把王岐山盗国的赃款追回，还我中国悲惨人民一个公道！】

最倒霉的家庭，最普通的家庭|东北林区下岗往事

松江河镇没有炎夏。在这里，寒夜足够漫长，温暖特别短暂。
7月的一天，凌晨4点，王长丽像往常一样穿上迷彩服、胶鞋，背上干粮——三个酸菜馅包子，去“出大力”。穿过地图上一片毫无标识的棚户区，她到达镇中心十字路口。
天还没有亮透，一群中年男女已经在此等待雇主。他们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向这个自发的劳务市场聚集，300人、500人、最多时达到1000人。按当地人的说法，这里大部分人和王长丽一样是吉林省抚松县松江河林业局的下岗工人，2001年到2005年间，林业局下属的二十多家公司和工厂，至少1万人下岗。
近半个世纪前，这些人的父辈曾经从林海雪原里扛出最好的木头，参与全国的工业化建设。二十多年前，他们这一代人又制造出全国第一块实木复合地板，铺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现在，这群50岁左右的下岗工人站在路边，等待工头的垂青，用身体交换生计。隐藏在每个身体里的慢性病，磨平了由车间与工装约束出来的纪律感和傲气。他们的额头上多了白发，还有多年酗酒留下的红血丝。
7点过后，雇主少了，人也散了。路边手机超市的员工拿出扫帚，将地上留下的劣质香烟烟头扫干净，摆出播放广告的音响。居民醒来，学生们走出漂亮的小区。商店开门营业，街头流动着游客。
“出大力”与这一切都没有交集。那些下岗工人已经消失在小镇的缝隙里。

（在劳务市场等待雇主的“出大力”们，其中很多是当地的下岗工人）

“你孙子都要结婚了吧？”

这天清晨，王长丽在劳务市场见到了大姐夫张强，他戴着一顶夸张的帽子，挡住额头的瘢痕，那是多年在林区住帐篷留下的皮肤病疤痕。

俩人简短地打过招呼后，各自站进不同的性别阵营里——在这里，男人每天工费120元，女人只有80。年长女性迫于竞争压力，还会在雨鞋里偷偷塞上增高鞋垫，把头发染黑。

王长丽今年48岁，在这群人里还算有竞争力。十几年间，她断断续续地来劳务市场找活，当地人俗称“出大力”。她常被雇主选中去山里采木耳，这种工作需要穿着厚重、不断弯腰以及耐心。王长丽是林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当年也算是工厂里的“脑力工作者”，十几年的风吹日晒和体力劳动，已经让她的皮肤黝黑，手臂粗壮。

往年和王长丽站在这里的还有二哥王长松、二嫂王莉。王长丽一家4个兄弟姐妹，除了在北京教书的小妹，所有人都下岗了。

像王长丽一家的这些人，曾是小镇上令人羡慕的伐木工、锯工、木材防腐师、精细木工、机修工……现在，他们去修车厂、开出租、作为劳务输出去俄罗斯和加蓬继续伐木，找不到出路的人，只能在当地“劳务市场”做苦工。

57岁的姜援生本是林区水电工，下岗后去外地跟着香港老板干了三个月，结果被拖欠了工钱。现在，他和妻子一起“出大力”，至少工资是按日结算。这一天，妻子跟上了采木耳的面包车。发车前，姜援生小跑着跟上去，把包裹里的两只白菜包子递给妻子。

王长丽几天前也采过一天木耳，后来一直没活儿，她希望找到一份持续数日的工作。

一辆皮卡车刚刚在十字路口停稳，工人们就围了过去，3男2女急匆匆爬上车厢，站在马路对面的王长丽错失了先机。

“谁让你们上车的！”车里走出一位中年工头儿伸手喝止，说话间，又有两个工人挤上车。工头儿面露愠色，两手叉腰，“我都说了，不招女工！年纪大的也下来！”

4个工人悻悻地下车了。一个满脸皱纹的男子双手依旧紧紧抓着栏杆，工头儿嘟囔了几句，见他毫无反应，只好带他走了。

“妈的！还得赖！才有活。”下车的男工有些后悔。旁人插话，“听说他家里都俩礼拜没开支了，不也是没法子。”

在劳务市场，年轻力壮的男性最具竞争力，年老男性次之，最弱的是年长女性。下岗女工张春琴63岁了，为了找到活儿，她在这里训练出一种迅速辨别雇主的本事：“看脚就行了，工头穿的再破，也不穿胶鞋与雨鞋的！”这样的人一出现，张春琴就赔着笑脸围上去。

一个男工讥讽她：“你孙子都要结婚了吧？”

“有什么可笑的！我们这些人都一样，早晚都是饿死鬼！”张春琴反击。她整理了一下宽大的帽子，把白发包裹严实。

王长丽不好意思像别人那样去扒车，她的消息也不如其他人灵通。一些工头儿的面包车往往还没开到“劳务市场”，就被提前得知消息的人群截住了。

这一天，王长丽没有找到工作，姐夫张强也没有找到工作，虽然是用工旺季，但劳务市场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没有找到工作。人们在骂骂咧咧中散去——这不过是他们寻常的一天。

（63岁的张春琴正在向雇主推销自己）

“那种活不是我干的事！”

王长丽是典型的“林二代”。当年，父亲王嗣修靠扛木头，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如今，87岁的他终日躺在炕上，边上放着尿壶。他消瘦、虚弱，脊椎不时发疼，有8年没下地了。

1984年，贮木厂工人王嗣修和5个同事扛着巨大的原木上车，在没有起重机的年代，这份重活，他已经干了26年。这一次，同事因为腰部疼痛，突然松了劲儿，4米长的原木完全压在王嗣修身上，他的脊椎骨被压变形了。

作为补偿，儿子王长松接替他进入林场。“当时还有人说我哥命好，因祸得福。”王长丽回忆。毕业后，王长丽也分配到当地胶合板厂工作，后来嫁给了林场工人。大姐则和在林场工作的丈夫一起搬进森林做杂工。

那时的松江河林业局拥有镇上80%的土地，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林场工作。他们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服务社、暖气公司。因此当下岗来临时，这里遭受的冲击也是“生态性”的。

2001年，王长丽夫妇先下岗；2003年，大姐王长美下岗；2005年之后，二哥王长松夫妇下岗。他们从此成了“劳务市场”的常客。卧床的老父亲因为有退休工资和工伤津贴，反倒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

王长松54岁，高而瘦。他曾是一名锯工，靠目测，就能锯出不差毫厘的木头。一个车间只有两个锯工，他的工资很高，也被工友尊敬。

下岗后，王长松也去劳务市场找活。多年技工养成的傲气，让他无法忍受呼来喝去的工作。他搬过一段时间砖，因为不用被人使唤，一块砖5分钱，一摞5块，他一上午能挣80元，但到下午就搬不动了。妻子王莉长年给参农喷药，一天得干满12小时，而且必须半蹲着，徐徐前进，为防中毒，夏天也得裹得严实。

王长松出工的天数越来越少。对于“出大力”，他总是反驳：“那种活不是我干的事！”王莉让他跟着姐夫张强去给厂子打更，他一口回绝。

儿子王鹏问他，为什么到这步了，还磨不开面子？

“我怎么能去打更呢？反正我饿不死！”王长松用有些无赖的口气说。他说也想过去俄罗斯伐木，护照都办好了，但老父亲病重，自己又是唯一的儿子，最后没有走成。

在王鹏的记忆里，父亲有一手被工友羡慕的绝活，隔三差五就被人请去喝酒，坐主宾的位置，厂里的领导都要给他面子。“他下岗后，我就没有任何零花钱了，他完全颓了。”王鹏说，他的学费由母亲一人承担。

家里的饭桌上已经很难见到肉了，只有王鹏回家，王莉才买10元肉，还要分开炒好几顿。夏天，王长松在自家的菜地里采两根小葱，摘两根黄瓜，买点大酱，煎个葱花鸡蛋，下酒，喝醉了，就睡一天。

在“劳务市场”，这些50岁上下的男性总是一身酒气。街边昏暗的酒馆里，晚上7点后挤着满身淤泥和汗臭味的男子。他们熟稔地用筷子撬开酒瓶，任由烈酒带走疲劳、伤痛与往事。

每过一段时间，工友群就会传出，有人老婆孩子跑了，有人一直娶不上媳妇，有人喝酒喝死了。

大姐夫张强不怎么喝酒，他白天打两份工作，晚上还要去贮木厂打更。有余钱时，他更愿意吃肉。几个兄弟姐妹中，生活最困难的就是他家。大姐王长美曾经是三姐妹中长相最清秀的一个。1990年代，她和张强跟着“大集体”的帐篷住进林子，干些清林的杂工。林区早晚湿气大，瘴气重，许多人染上了皮肤病。

他们在1994年生下一名男婴，长到10岁以后，智力便不再发育了。

下岗前夕，王长美开始掉发，皮肤不断脱皮、红肿，医生确诊是红斑狼疮。她不得不依靠含有大量激素的药物来维持生命。她失去了头发，全身皮肤多处溃烂，牙齿像被黑色的物质腐蚀了，只剩下牙根部分。她不能吹风，怕光，每天只能待在窗户紧闭的屋子里，照顾二十多岁的儿子。

但不管生活有多难，她从来不向亲戚借钱，因为他们的日子也都不好过。

看着三个子女都下了岗，王嗣修实在想不通，1990年代初，他退休时一切还顺风顺水，“厂子怎么说黄就黄了，这不是扯王八蛋吗？”又过了几年，王嗣修也不发火了，只是坐在炕头叹息。

（找不到工作的日子，王长丽去照顾父亲王嗣修，母亲给她70元作为贴补，她很羞愧，但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她最后还是收下了。）

“人都能过，咱也能过”

王嗣修的妻子刘霞至今记得刚到东北时的发现：“一颗树上木耳与口蘑就能吃一天”，王嗣修当时告诉她：“长白山的森林像大海，怎么也砍不到头。”

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开始苏俄式工业化道路，长白山林区照搬前苏联模式的森林经管体制：重采轻育、重取轻予。东北地广人稀，支持和鼓励移民开发的口号传到了山东：“油锯一响，黄金万两”。

1958年，退伍抗美援朝老兵王嗣修在山东快要吃不饱饭了，他与老乡组成最早的伐木队，闯进这片森林，修了第一条石子路，铺上进山的铁轨与枕木，建起松江河林业局。

6年后，34岁的王嗣修返乡探亲，肩上背着山货，还有100斤口粮。在刚刚经历过饥荒的老家待了没几天，20岁的刘霞就嫁给了他，条件是每月从东北寄给刘家10元钱，这笔钱帮助刘家度过了多年难关。

王嗣修每月工资65元，是一个农民的4倍。在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王家的小孩没有挨过饿，每月还能下一次回民馆子；孩子们可以穿上雨靴；过年还能买半撇猪肉，100斤左右，熬出一缸子猪油，附近的一户农家非常羡慕他们“做饭不稀油”。

镇上的变化在王长丽毕业时出现了。1987年，王长丽在林校度过最后一个暑假。同学到她家来玩，毛驴车趟过黄泥路，同学的裤腿被泥浆裹湿了，同学问她：“你们怎么还是黄泥路啊？”

这一年，“林二代”已经不再享有父代留下的荣光。因为机构臃肿，松江河林业局不再允许子女顶替父亲的职位。作为质检的技术工，王长丽发现，厂里的技术其实已经跟不上林校的老教科书了。

曾经羡慕王家生活的小镇农民，开始种上了“百草之王”人参，许多人很快发家致富。

东北林区“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也开始在学界兴起。1998年洪水后，国家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木材产量开始调减。一些私人小厂关闭，松江河林业局十余个木材厂的产量下降，不固定的假期和扣薪开始出现了。

2000年，王长丽第一次“出大力”。一个老技工领头带着王长丽和工友们出来接私活，将原有的老路翻修成柏油路。王长丽的工作是将条石码在柏油马路的两侧。她记得那天天气很热，太阳很大，她推着沉重的石块前移，“那次真是感觉到，我要从脑力劳动者变成体力劳动者了。”

一个月后，他们覆盖掉父辈们在松江河镇修的第一条路。只不过父辈是小镇的开拓者，王长丽认为自己只是卖苦力。

次年，王长丽随林业局2000多名工人被买断工龄，她拿着1.7万元下岗。厂子许诺，要是效益好了，还把他们招回来，“我当时还以为就是一个长假”。

那是一个漫长的假期。每月到了20号，生活费就没了，王长丽的丈夫撇不下脸，催她出门借钱过日子，“但谁有钱借呢？”王长丽说。那时她的亲戚、同事、朋友都下岗了。因为婆婆的赡养费，夫妻俩还吵了一架。一向说话平和、有耐心的王长丽摔了碗，“日子不打算过了！”丈夫也只能宽慰她：“人都能过，咱也能过。”

2005年，吉林森工开始改制，据媒体报道，13.8 万职工全部转换劳动关系。作为成员企业之一，松江河林业局迎来了最大的“下岗潮”。

每逢“下岗潮”，工人们就通宵达旦围着林业局大楼，他们去白山、去长春上访，也找过媒体，请教过律师。但一切都没有回音。最后一次是2008年，200人跑到车站集合，要去长春，结果还没上车，就被人三言两句劝退了。

王长松夫妇也跟着去上访过，“一开始，我们也不服气，后来觉得大家都一样。”妻子王莉说。王长松还加入了一个下岗工人的维权群，里面有300多人，时间长了，没有人再发过言。

2015年4月1日，长白山林区下了禁伐令，这片林海砍到“头”了。

几年前，王长丽参加林校毕业30周年聚会。散落在吉林省18个国营林业局的25个同学都来了，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的，但都老得太快了，也都变黑了。其中一半人下岗，同学们猜测那些没有来的人或许更艰难。那次买单的是临江林业局的一个中层干部，曾经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几年后，王长丽听说他也下岗了。

（松江河镇上的一家废弃林场，这样的废弃林场在镇上还有十几处）

不再说从前

松江河镇一度将转型的希望寄托在长白山的旅游业上。

2009年，抚松县政府冲破不少政策阻力，引进一批上百亿投资的旅游项目。开工头两年，当地一度出现“用工荒”。男工工资涨到200多元一天，女工也有150元左右。附近临江、白山、延边的林场下岗工人也赶到松江河租房打工。王长丽记得，一辆辆大巴车从“劳务市场”拉走工人，“热闹了两三年”。

如今，当地最大的度假区项目基本完工，松江河镇的项目越来越少。为了在劳务市场抢活，男工们开始在街上互相争吵、推搡，肢体冲突越来越激烈。

这天早上，57岁的韩为君一直站在人群最外围，他扒了两次车，但都没有结果。他看上去就很苍老，手掌上有一些老年斑，还时不时咳嗽。在“劳务市场”站到早上8点半，他最后一个离去。

刚过去的那个6月，韩为君只找到4天活。

韩为君早年是伐木工人，亲戚要起家具，他写个纸条就能批最好的木头。零下30多度，20来岁的韩为君扛着油锯就上山了，天一亮，油锯就呼啦呼啦地响起来。他和一名工友配合，将一根根巨木砍倒，再切割成标准的原木。

两立方米的实木就得有3吨重，但对高大的韩为君来说，扛木头就是一溜烟的功夫。“现在老了，干不动了！他妈的就被下岗了！”他吐出一口烟圈儿，愤愤不平。

妻子本来交代他今天下工后，一定要带块肥肉回家炖酸菜，她想吃肉了。韩为君满口答应。离开劳务市场，他进了菜市场，在几个肉摊前边转悠，“今天的肉怎么这么肥？”最后，他向隔壁的小贩要了一个黑色的袋子，买了三颗土豆。

菜市场不远处，是王长松的儿子王鹏开的酸菜鱼火锅店。哈尔滨市公务员考试落榜后，王鹏贷款20万元返乡创业，想借此改变父亲的状态。“这片房子一共出生了10个小孩，就我一个人回来了。”他站在家门口，身后不远处就是爷爷王嗣修当年扛木头的贮木厂。

火锅店的生意并不是很好，每月营收不到8000元，王鹏压力很大，又不敢告诉父母。但他也欣慰，王长松现在很少喝酒了，每天穿着干净的牛仔裤，从后厨里端出鱼火锅送到喝酒的工友面前，但他还不适应给客人端茶倒水。

3年前，王鹏的奶奶刘霞被政府认定为“五七工”，补偿她以及其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五七”指示进工厂的老人，每月1000元补贴，日子略微松宽了些，“周围的老人们都多了笑脸，以前是没有的”，王鹏说。

对于《后窗》的几次到访，这个26岁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能理解，“我觉得我们家在镇上非常普通，没有什么可以采访的啊。”普通家庭，这四个字他说了好几遍。

2017年春节是王家人团聚最全的一次。饭桌上，大姐夫张强说起自己白天打几份零工，晚上去打更；王长丽的丈夫说自己还在供电局抄表，可还是没有合同；王长松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上山采蘑菇的经历，邀约大家一起在春天上山采蘑菇卖。

他们已经不再说关于从前的事。

（王家的第三代人王鹏站在自家菜园里，不远处是爷爷曾经工作过的贮木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王长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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