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在我的一篇博文之后作回复，贴了张铁生 1973 年写在物理化学考卷背面的那封使他成名的信。 说实在的，我对这段名噪一时的历史事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当张铁生因为那封信被毛远新看上，把他高高捧起的时候，我没有跟风追星，因为我对于宣传口“造星”的手法多少有些了解。当他从高处坠落，宣传口一致对他口诛笔伐的时候，我也无动于衷，甚至没有丝毫兴趣跟踪事件的始末，我只把那看作因党争而起伏的事件。这次读了网友转发的那封信，我的印象是，张铁生的信只不过单纯地表达了自己的现实状况和愿望，平实而且真实。我想知道，为什么从那封信开始，竟产生了一连串跌宕起伏的变故，并影响了张铁生的个人命运呢？四十多年过去了，由于张铁生个人的传奇经历，要找到与事件相关的资料并不困难。我把整个事件按发生的时间作了一番梳理，终于对事件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 宋玉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这次事件的源头其实在兴城县。因为县里原先通知说，考试之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三周。如果张铁生能有那三周的复习，对他来说足够应付考试。没想到县里后来取消了复习计划，张铁生却不知道，直到考试前一天才匆匆忙忙赶到县城。其实在三场考试中，张铁生每个科目都有得分，由于语文和数学采取的是开卷考，张铁生在这两个科目上得分较多，化学和物理得分很少，并不是坊间传闻的“白卷英雄”。 从张的原信中我看到，他是很希望能有机会重返校园。他这样写道“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对于自己考得不理想，他的解释是每天接近 18 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没有时间复习。因此，在信的末尾，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尽管信中发了几句牢骚，有这样一段话“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那是他真实的感受，无可厚非。 当时的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知道了这件事，立刻命人将考卷和信送到他那里，又派了调查组到县里调查。毛远新为什么对这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上心呢？原来 1973 年邓小平复出之后，国务院在 4 月份批准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旧制度。江青及毛远新等人则对《意见》有很大意见，他们认为文化考试是高等院校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远新把张铁生的信看作是反击旧官僚的投枪，于是有了以下一系列行动。首先，毛远新把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句删除掉，并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另加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认为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 于是，红朝新贵们在高考问题的话语权上扳回了一局。 这样的结果因张铁生而起，然而却不是张铁生的初衷。从张铁生所选的专业看来，他想进学校学习并不是为了逃离农村，而是希望能系统地学习兽医和农田水利的专业知识，以便将来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很纯真目的。他所希冀的只不过是给他一点时间复习功课，而不是废除考试。他是有理想的，但是担心“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他所不齿的是“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 由于高层的介入，7月15日，兴城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张铁生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农田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到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张铁生成为辽宁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后，入学不久便和同学赵文全、张占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是辽宁农学院刚入校新生中的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入校后，张铁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张铁生就读辽宁农学院期间参加了不少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进程，他在 1976年的10曰10日毕了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如果张铁生能追随自己的内心，只在专业上下功夫，以他的智力与毅力，不难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有所成就。可惜他被动地成了一颗“政治新星”，继而更被卷进了高层的“路线斗争”之中，最后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牺牲品。 1976年10月6日，红朝新贵“四人帮”倒台之后，张铁生在1976年10月17日从村里被带走，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从 1976 年被监禁的第一天开始，直到 1983 年 3 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张铁生反革命案期间，张铁生经历了被劝导、被批判、被关押各种待遇。在庭审时，他不服对于自己“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以自己没有发革命目的、不构成反革命犯罪的理由，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但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刑期15 年，从 1976 年被监禁时算起。 既然张铁生的罪名已经是板上钉钉，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张铁生究竟干了些什么？ 1975 年，高教口的旧官僚和新贵们再次交锋。在邓小平支持下，从1975年5月起，周荣鑫多次在教育部及各高校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上听取意见。周荣鑫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批评当时流行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等，受到教育界知识分子欢迎。 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接连发表《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等文章，批驳极左思想。教育部还派出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 1975年11月29日，张铁生在《辽宁青年》发表《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10期上刊登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一文。张铁生在文中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这篇文章被“四人帮”誉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 1976年2月10日，应山西省委的邀请，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做报告，主题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别是其中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言论，直接关系到中央上层政治斗争，中共山西省委感到紧张，他们迅速将张铁生的讲话内容反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得知后，马上打电话找到毛远新，毛远新随即派秘书找张铁生，让张铁生不要再讲话，赶快回辽宁。 1976年7月13日，新华社电刊登了出席辽宁省召开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的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王冬梅、刘继业等19名知青在1976年6月12日撰写的信，信中称，邓小平就是“拔根”复辟的总代表，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魁。7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新华社电，标题为《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辽宁省吴献忠等十九名下乡知识青年给全省人民的信》。后来这封信成为吴献忠、张铁生等人被批判的证据之一。 1976年9月9日，张铁生到法库县秀水河公社彭家堡大队送一个同学，这位同学也是兽医，是在彭家堡插队的刘继业向张铁生要到的应届毕业生。刘继业和张铁生于1974年结识。当天中午，中共法库县委来电话通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下午4点，播音员宣读中共中央讣告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随后张铁生拉上刘继业坐车到沈阳，向辽宁省知青办打听情况。他们见到一位辽宁省知青办副主任，但没打听到内部情况。张铁生说他担心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义上台，对华国锋能否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怀疑。 单从上述资料来看，张铁生的言论也许与当时掌握话语权的官僚阶层不一致甚至有“对着干”的味道。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什么是“革命宣传”，什么是“反革命宣传”，实在不好说。“革命小将”们有哪一个不以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呢？张铁生从并不反对考试转变到指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可能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伟大领袖的血亲毛政委的影响，以为自己站在了“真理”的一边。但是，他关于“担心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义上台，对华国锋能否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怀疑。”可说是直抒胸臆，光明磊落。 这次翻查历史资料，算是对四十多年前那一桩“大起大落”的事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认为，张铁生写信的初衷绝对不是什么“反潮流”，但确实是被毛远新之流利用了。不过，根据事件的后续发展来判断，他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不是那种首鼠两端，趋炎附势的人物。令人感叹的是，他从头到尾都只是被人当作一杆可以投向对手的标枪，能收回来的话，可以再用，收不回来也就算了！
注：本文所引用关于张铁生事件的资料，全部是从网上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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