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破類的文藝作品，吸引人的地方不在於它的結局“破”而在於它的過程“偵”。無論故事的載體是文字還是影像，人們通過閱讀或者觀賞，與故事中的偵辦人員一起，分析手中所能得到的資料，梳理與事件有關聯的蛛絲馬跡；面對紛繁蕪雜的線索而煩惱，為解開一個個謎團而欣悅，直到案情大白於天下。這當中，故事講得好與不好，受眾所能感受到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會大大不同，同時也會影響“破案”時的成功感。

最近閱讀了這樣一本偵破類的小說《朝聖者》 I'm Pilgrim，作者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 Terry Hayes.也許得益於他曾經擔任調查記者、政治記者、以及電影、電視劇編劇的經歷，他把一個阿拉伯“孤膽戰士”對抗整個美國乃至世界的故事講得驚心動魄。故事雖然是虛構的，內容卻提供了很多專業知識，並且能引起人們的思考。

沙特阿拉伯有一位動物學家，像大部分沙特阿拉伯人一樣，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堅定擁護政教合一，因而鄙視美國，鄙視以色列。但是，由於他批評了執政的沙特阿拉伯王室，觸犯了當地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禁忌，被沙特阿拉伯政府公開處決 - 斬首。那一年，動物學家的長子剛滿十四歲。作為一個因為“反王室”而被處決的家庭成員，留在當地將要面對嚴苛的生存壞境，因此這個男孩由媽媽帶領着他和兩個妹妹一起逃到了鄰國巴林。在那裡，男孩按照他父親的標準，加入了一個夠嚴格也夠反西方的清真寺。男孩在巴林住了兩年，在十六歲生日的前夕隻身去到巴基斯坦的圭達，接受六星期的基本訓練之後，投身到阿富汗戰場，經過與蘇聯軍隊作戰兩年，他想重返沙特阿拉伯開展他的報復行動。他的計劃是先弄到一個假身份，然後到黎巴嫩一家頂尖的醫學院學醫，學成以後以外國人的身份回到沙特阿拉伯，實施摧毀沙特阿拉伯王室的行動。在阿富汗一位軍閥的幫助下，他從黎巴嫩駐巴基斯坦大使館一位貪瀆的職員手中買到了一本印着假名的真護照。他憑着那本護照進入黎巴嫩，經過六個月的苦讀，終於通過了醫學院的入學考試。就像大部分學生，如何籌措高昂的學費是一大難題。但是他很幸運地得到了一份美國國務院的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旨在重建黎巴嫩並促進民主。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甚至還協助他填寫表格。

在黎巴嫩，他白天專心研讀醫學院的各門課程，晚上參加各種討論會和演講會。那些討論會和演講會的主辦者有瘋狂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分子、巴基斯坦好戰分子、還有幾個只能形容為伊斯蘭世界的山頂洞人。其中一個人名叫奧沙馬 本 拉登，當時正在籌組一個阿拉伯文為“基地”的組織。但是對他調整人生目標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一位女講者，她所講述的關於“近處的敵人”與“遠方的敵人”的理論深深打動了這位青年。那位演講者認為，幾乎所有阿拉伯世界的問題，都是由以色列以及散布在這個地區的各個殘忍的獨裁政權，還有受西方支配的腐敗封建君主國所引起。她說有些人以為，只要摧毀了這些“近處的敵人”，那麼大部分的問題就能解決。但是她的見解是，這些“近處的敵人”之所以活得那麼好，是因為背後有“遠房的敵人”撐腰。所以，要瓦解近處的敵人，就必須擊敗遠方的敵人 - 美國。他接受了這個理論，決定了自己新的方向：他還是會成為醫生，但他不會回沙特阿拉伯，他要把這場戰役帶到一個新地方，他要攻擊美國的心臟。

偵破類故事的必要條件是要有一個或一群策劃罪案的人，同時也要有負責偵破案件，消弭危機的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如同獵物和獵人。在《朝聖者》這個故事中，“獵人”是總統特派的，一位退休的“藍騎士”，他在行動中的代號是“朝聖者”。他有敏銳的情報分析能力和豐富的實戰經驗。但是開始的時候，他對自己對手的背景資料一無所知，所以只能把他稱之為“撒拉森” - 意思是阿拉伯人，再往前推的話，這個字眼一度指的是游牧部落的人。為了追尋“撒拉森”，“朝聖者”到過這世上一半的阿拉伯露天市場和清真寺，進入過幾個阿拉伯國家的秘密檔案室，還訪談過好幾打可能認識他的人。即便是那樣，由於“撒拉森”就像沙漠中的貝都因人，總是謹慎地掩蓋自己的蹤跡，“朝聖者”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有獲得什麼實質性的突破。

經過幾年的刻苦學習，“撒拉森”在黎巴嫩的醫學院以優異的成績畢了業，他去了黎巴嫩北部的古城艾爾米納的一家醫院工作，那個醫院設備和人員不足，但是有互聯網。他每天通過互聯網閱讀各種她能找到的、有關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資料。還是通過互聯網，他從一份冷僻的《病毒學期刊》讀到紐約州北部一個實驗室完全使用現成的化學物質，成功地以組合的方式，複製出小兒麻痹症的病毒。根據那篇文章的表述，研究者的目的是要警告美國政府，恐怖分子團體有可能在無法取得天然病毒的狀況下，製造出生物武器。這篇文章啟發了他，他要合成一種極具傳染性的媒介，只要通過呼吸就會受到感染的，這個星球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殺手 - 天花。

“撒拉森”向醫院申請了六周的假期，首先到敘利亞的大馬士革，潛入那家對外宣稱是“敘利亞高級醫療中心”，實際上是化學武器試驗室的內部，從那裡偷取了 6 小瓶天花疫苗。三十年前從地球上絕跡之前，天花是人類所之最災難性的疾病。直到 1960 年代，每年都有兩百萬人因為這種病毒而死亡。由於天花病毒完全絕種，所以現今世界上除了研究機構和秘密武器試驗室，只有很少地方還存放有疫苗。“撒拉森”的復仇計劃是研製合成一種新型的天花病毒，偷取疫苗是為了使自己本身的免疫系統壯大，確保自己不致由於在研製過程中犯錯而喪命。他知道自從 911 事件之後，美國政府越來越擔心生化攻擊行動，因此決定製造三億劑疫苗儲存起來，全國每個人各有一劑。為此他參考了荷蘭農業科學家的研究結果，把一個稍有差異的基因拼接在牛痘病毒里，成功地迴避了疫苗的防治功能。接下來他回到阿富汗，請求先前幫助過他的那位軍閥為他找來三名外國人。他用那三位人質來測試他的超級天花病毒，證明了天花疫苗對那種新病毒完全無效。然後，他返回艾爾米納，着手大量製造他自己培植出來的新型天花病毒，接着實施把這些病毒運進美國的各個步驟。

如果不是“撒拉森”挾持外國人質但又沒有提出任何贖金要求或者政治訴求，引起聯合國相關單位的注意，如果不是美國情報系統發現了阿富汗興都庫什深山裡的兩次衛星通話，如果不是聯合國搜救部隊憑籍衛星熱感顯影發現了撒拉森在興都庫什深山裡燒毀犯罪現場的異常狀況，因此派出了搜救部隊，並與“撒拉森”有一次短兵相接，“撒拉森”毀滅“遠方的敵人”的計劃很可能就成功了。就是上面那幾個小漏洞，為“朝聖者”的追捕行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線索，他一步一步地迫近了“撒拉森”，最後使得“撒拉森”的計劃落空，並以身殉了他的道。

正如此文開頭所說，這種偵破類的故事，結局是可預知的，讀者或觀眾的興趣焦點在於查案的過程和故事的合理性。譬如改造擁有 185578 基因組的天花病毒是不是有可能呢？譬如“撒拉森”怎樣單憑自己的能力可以有效控制三個人質呢？“朝聖者”的每一個推論是否合理等等。這類故事雖然講述的是虛構的事件，但是其中往往包含着理性的思考。譬如“朝聖者”得知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一種超級病毒，他去拜訪了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曾經的世界頂尖病毒學家，他的團隊很久以前策劃了滅絕天花的行動並獲得成功。他要向這位長者請教是否有人在研究天花的解藥。老科學家直接了當地告訴他：“天花病毒絕跡之後，科學界就失去了興趣了- 所有的錢都拿去研究愛滋病了，因為那才有榮耀可言。”他還說：“不會有人獎勵你去研究天花的解藥，因為沒有迫切的需要。沒有解藥就是因為沒有研究。”最後，關於“朝聖者”所擔心的病毒帶原者，老科學家說：“我不是危言聳聽，我是科學家。我告訴你，不必擔心帶原者。真正危險的是污染。找個很平常的東西，從海外把你的病原體運到美國來，那就是新版本的毯子。現代化的、聰明的敵人，就會這麼做。”

老人所說的“毯子”的典故就是英國人在加拿大的殖民戰爭無法推進的時候，就與印第安人議和，把天花病人使用過的枕頭、被子作為禮物送給印第安人。英國學者伊恩·珍尼佛·格雷恩的流行病學著作《天花的歷史》一書中，引述了研究印第安人的書籍，稱“法國人、西班牙人、英國人，以及後來的美國人，都把天花作為達到某種卑鄙目的的手段”。因此，老人引用英國小說家羅伯特　路易斯　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一段話結束了與“朝聖者”的對話。那段話是這樣說的：早晚我們全都得坐下來，面對種種後果所組成的一場盛宴。

《朝聖者》這本書，和作家 Dan Brown 2013 年出版的小說 Inferno 一樣，描述的是一種高智商、高科技的犯罪行為。我在讀這兩本小說的時候，常常會結合一些已知的事實如科學家已經能夠通過“轉基因”的手段，培育出“不育雄性蚊子”來影響蚊子的繁殖，由此切斷瘧疾的傳播鏈；如微生物學家可以在實驗室人工培育出人類目前還沒有抵抗力的“超級H1N1”流感病毒來看待這些可能發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