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曾任財政部副部長的樓繼偉在《財政研究》上發表的文章，題目是《 面向2035的財政改革與發展》。該文論點清晰，冷靜平實，只不知居廟堂高位者是否看重。根據他所引述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部分內容看來，國務院系統執行具體工作的人們對現狀與前景的預判還是相當清醒。

按照樓繼偉的引述，《建議》對 2035 年的遠景目標，只提出人均 GDP 到 2035 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一個數量指標。用人均 GDP 衡量，對於高收入國家，世界銀行是有界定的，而對於中等發達國家的數量界定，一般是說兩萬美元到三萬美元，到三萬美元以上通常被認為是發達國家，也就是說如果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低限，人均 GDP 需達到兩萬美元。

根據樓的說法，原來的遠景目標不設數量指標，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做法。目前設定的目標也是可實現的，2019 年我國人均 GDP 已達到 1 萬美元，按照到 2035 年，16 年再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底線，年均增長約為 4.5% ，如果以 2020 年為基期，15 年翻一番，年均增長約為 4.7%，也是完全可能的。

前不久英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估計，2028 年中國經濟將超越美國，該中心的預測是中國人均 GDP 將達到美國的 50%，甚至 70%。該智庫認為：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的 GDP 將會"提前5年"，在 2028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也有學者認為該中心的預測不可能實現。因為中國目前人均 GDP 相當於美國的 6 分之 1，中國經濟成長率必須每年遞增7%，才可能在 2028 年超越美國，但中國頂多 2021 年因疫情復甦反彈，GDP 有可能超過 7%，此外沒有一年能夠超越 7%。因此我說《建議》的遠景目標清醒理性。

要實現《建議》所設立的遠景目標，樓繼偉在文章中提了幾點意見：

一是強調發展質量和效益。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上。

二是突出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不能再走依靠投資“大項目”和房地產拉動增長的老路，優化投資結構，除推進強基礎、增功能、利長遠的一些重大項目建設外，重點是市政、基礎教育、養老設施等一般公益性項目。

三是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尚有大量低收入人群，不利於擴大內需市場，特別是擴大消費面。

四是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

五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上面提出的五點意見，有四項通過適當的行政規劃以及行之有效的執行力，相信有望達至理想的效果，唯獨人口老齡化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然而人口老齡化恰恰是把經濟發展引向“劉易斯拐點” Lewis turning point 的最重要因素。

《大國空巢》的作者易富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人口才是社會經濟的主體，有人口才有生產、消費和創新等經濟活動。中國的崛起就是靠人口。1980 年中國人口中位年齡 22 歲，美國 30 歲，兩國經濟差距縮小是必然，但自 2014 年起，中國勞動力開始下降，2018 年之前，中位年齡已超越美國，目前為 42 歲，美國 38 歲。若中國生育率持續平均 1.2，至 2035 年，中國為 49 歲，美國是 42 歲；2050 年中國人口中位年齡將達 56 歲以上，美國則是 44 歲。

易富賢是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博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科學家。他通過數據分析，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網絡媒體掀起了反思計劃生育的思潮。他從 2000 年起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問題，提出了“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的命題。

假設易富賢關於各國年齡中位數的推測正確，要解決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只有通過提高生育率才有可能取得效果。但是面對日益高漲的生活指數和育兒成本，不少年輕夫婦抱怨養兒育女太難“能生而不敢生”。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3歲城市家庭育兒困境與家庭政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中國家庭︱為何孩子越來越少，而撫育卻越來越困難 》一文在結論部分這樣寫道：

當我們將中國的育兒嵌入到歷史的脈絡中，聚焦育兒觀念、理想女性的變化時，不難發現孩子的數量雖然大幅度減少，但是單個育兒成本卻以幾何級在迅速增長，讓女性和家庭不堪重負。因此回到開篇的疑問“為何孩子越來越少，而撫育卻越來越難”時，我們發現二者互為表里，孩子數量減少了，讓家庭必須精耕細作以此保證孩子的質量，因為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輸不起。而“精細化”育兒導致撫育成本越來越高，這又反過來制約了家庭和女性的生育行為，讓人望而（兒）興嘆。

回到本文的題目：人口老化問題不容小覷。

那麼，針對樓繼偉所說的，儘快設定“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方案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