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杨足仪、向鹭娟合著的《死亡哲学》一书,导论部分这样写道:对人类而言,死亡,既是最确定的事情,又是最不确定的事情。我们最能确定的是人人皆死,而最不确定的是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 民间有不少与死相关的俗语谚语,譬如“好死不容赖活着”、“黄泉路上无老少,大限到来不由人”、“推车推到老,不知哪天倒”。为已逝之人祝祷的话有“驾返瑶池”、“寿终正寝”之类;至于骂人的话则有“不得善终”、“罪该万死”等等。粤语中有些俗语字面上有个死,但却是与死无关,如“都唔知点死好”(不知如何是好)、“睇你点死”(看你怎么办)。 人们常说“人生在世,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听起来蛮有道理,细究之下无非几个大类别。有的人为某个理想奋斗终生;有的人无所用心,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这两个类别都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日复一日地过日子。只有死亡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一道坎,无论贫富,不分贤愚,一视同仁。 生存状态看得见,感受得到,死亡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就不好说了。虽然有一些“濒死”个案的研究,毕竟还没有足够的数据供分析,更不足以推导出任何结论。因此对于死,人们至今大都只能参考原始宗教、民间传说关于死亡的论述。据说原始人都相信,人死后,总有一部分永远保留下去,或者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如以幽灵、游魂的形态出现,甚至再生。因此某些民族,对于亲近的死者,总希望把他们的灵魂留在自己身边,于是把死者埋在作为它永久住所的宅第内。中国的祖宗崇拜则认定“中国人的死者与家族联接的纽带并未中断,而且死者继续行使着他的权威,并保护着家族。他们是中国人的自然保护神。”(雷 格鲁特《中国人的宗教》)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和对死亡的态度,生发出各种丧葬礼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丧葬仪式。据学者考证,远古时期人们的丧葬极为简单,也没有利益和祭祀。只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为了适应统治阶级及其礼教思想的需要,丧葬仪式才日益繁杂起来。葬仪大体上包括了土葬、火葬、水葬、天葬、塔葬、崖葬、树葬等等。关于“天葬”,人们比较熟悉的是藏族的“天葬台”仪式。有的蒙古族人把亡者的尸体裹严实了,放置于板上,板子斜挂在马车尾端,送灵的人赶着马车在草原上信步由之,尸体在什么地方完全脱离木板,掉到草地上,人们就在那里辞灵,让逝者的灵魂重归“长生天”,那也是“天葬”的一种形式。水葬顾名思义就是把死者遗体投放于江河湖海的葬仪,影视作品中不乏把尸体包裹完妥之后,从船舷放入水中这样的场景。至于藏族、门巴族人则使用水葬台,并且有把尸体屈肢捆扎或者用斧子碎断的方式,外族的朋友知道的就不多了。火葬大家都比较熟悉,不必详述。不过火葬在不同的种族间也各有不一样的葬仪。譬如印度人在恒河之上的火葬就结合了水葬的仪轨。汉族人的火葬与羌族的火葬也不完全一样。至于土葬,从回族的速葬、薄葬演变为汉人的厚葬,与封建社会的阶级观念有密不可分的渊源。然而由于厚葬引来盗墓贼觊觎,叫死者不得安宁,却是始料未及之事。 因为城镇化的结果,可供墓葬的土地越来越少,较为普遍的是火化之后,把骨灰盒存放于骨灰龛内,供后人凭吊追思。无可否认的是,“寻龙点穴”,土葬修大墓炫富的行为在某些地方还有,不过已经是极少数。基于部分民众对于土葬仍然有需求,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有些经营者兴建了一些墓园,以座向、墓穴的规模等因素区分价格供选择。一时间,为逝去的先人觅得理想的埋骨之处,成为孝子贤孙们的心之所系。没想到二十年转眼就过了,某些墓园的经营者向亡者的后人发出“温馨提示”,要求缴纳续租墓穴的相关费用,否则先前租用的墓穴将按“无主墓穴、骨灰处理”。据说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新订的租金比先前要高许多,而且一交就要交二十年。大家都知道,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活人过日子都不容易,如今还要面对先人骨殖被“逼迁”的境况,无疑是百上加斤!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好消息是,某陵园与银行联手推出“墓地按揭业务”,而且贷款“无最高限额”,可说是一项真真切切的体贴举措。
活人固然有时要直面“无壳蜗牛”的处境,逝去的先人想要“死得其所”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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