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們農村孩子，因為嘴讒，常會去偷個桃摘個李的。我們偷桃摘李，也講個基本原則。我們的基本原則是，偷集體的而不偷個人的。偷集體的，幾乎沒有負罪感，因為偷的桃李中，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而偷個人的，就覺得很不地道，總覺着對不起人家。

可如果帶有仇恨，那就另當別論了。不僅會偷，還會去砸。那時村子裡有二戶人家，他們有仇冤。一家有棵柿子樹。結的柿子又紅又大，去縣城裡賣，能賣到5分錢一隻。每年這棵柿子樹，能給主人家創造相當的經濟效益。所以，在柿子快成熟時，這家人管得很緊。但早期是不必管的，因為沒人去偷。

那另一家的兒子是我們的夥伴。那一年，當那家的柿子結果還一半大時，他帶領我們幾個，拿小石塊遠遠的砸那家的柿子樹 ，把半熟的果子砸落一地。我們還在比誰的眼法好，砸得准呢！

看到這麼多半熟的柿子被毀壞，這家人非常氣憤，立馬就判斷出是那家小孩帶人幹的，趕去問責，這家矢口否認。其實這家主人早就知道，還表揚自家小子幹得好！我們這些小夥伴，出於義氣，也為夥伴保密。那家只得吃啞巴虧。

破壞了仇家果樹，那個小孩及他的父母，沒有什麼負罪感。我們這幾個小夥伴，覺得為朋友兩肋插刀，也富有義氣感。從這件小事上可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仇恨之下無公義。

＂仇恨之下無公義＂，這其實是一個普遍共識。

比如說殺人。殺了敵人，是英雄，殺了無辜，便是罪犯。英雄與罪犯的區別，就在於被殺之人是不是敵人。是敵人還是無辜，該殺還是不該殺，憑的是一些人的個人判斷。

對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溫暖＂，而對敵人，就＂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對敵人，不殘酷還不行，因為，＂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所以，對敵人，怎麼殘忍都行。文革中，十五六歲的女中學生，可以用皮鞭打死老師。大隊裡的民兵連長，可以把上百名的地富反壞的家屬推入天坑。這些暴行，在仇恨的名義下變成壯舉！

對朋友和敵人，我們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了有獵槍＂。因此，＂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便成了革命的首要問題。

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普通百姓怎麼能明白呢？怎麼辦？那就得有政府來教育指導百姓了。政府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教育百姓分清敵我，站對立場。如果我們的朋友與人打架，儘管是我們的朋友理虧，我們也要堅定地站在朋友一方，這叫＂立場大於事實＂。

＂仇恨之下無公義＂，其實，溺愛之下也無公義。比如，我們非常愛自已的媽媽，媽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化身。如果我們的媽媽與鄰居吵架，我們就要堅定地站在媽媽一邊，哪還顧得了前因後果，事實邏輯，是非對錯，公平正義？況且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偉大光榮的媽永遠正確，豈能有理虧的時候？

一個愛憎分明的社會是沒有公義可言的，因為公義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與一個愛憎分明的人是沒必要跟他爭論的。因為他是依據情感而非事實來跟你爭論的，這種爭論毫無意義。

要建立一個理性法治的社會，政府就應該努力消除仇恨，解決矛盾，而不是煽動仇恨，製造矛盾。煽動仇恨的目的，是為了一黨一政自身的私利。比如，A想打擊B，可力量不夠，於是到處宣傳，說B是人類公敵，壞得不行。如果有許多人聽信A的宣傳，認定B是他們的敵人的時候，A就可以向B發動進攻了。

如果一個機構和個人，整天教育民眾，要愛這個組織恨那個團體，那麼，那個教育的目的不大可能是光明正大的。

教育的實質是把你的判斷影響或傳遞給別人。可你的判斷一定是正確的嗎？

記得那年我有個新來的同事，留一把鬍子，人事處的幹部找他說話，要他注意形象，為人師表，怎能留把鬍子？

所以，留鬍子是不正確的，要有正確的規範，必須刮去鬍子！

可在阿富汗塔利班，必須留鬍子，刮去鬍子是不正確的。沒個鬍子，還像個男人嗎？

所以，正確不正確，應個人的價值觀取向而不同。把你的價值觀灌輸給他人的所謂的教育，又有多少是合理的呢？

許多的教育，我是反對的。我不喜歡有人教育我愛這個恨那個。讓我自個判斷不行嗎？你喜歡有人教育你嗎？

其實愛和恨是人的本能情感，無需教育。需要教育的，恰恰相反，是對愛恨的克制。不論愛恨，回到理性。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分辨是非，伸張正義。你說，是這個理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