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博主一草君在她的博文中提到“我 82 岁的婆婆甚至在毕业庆典的晚会上和很多老外年轻人一起跳舞。”使我想起八十年代在广州的一次“家庭舞会”上，老画家谌亚逵与我们一帮年轻人翩翩起舞的往事。 八十年代我已经定居香港，每年春秋两季会到广州参加“广交会”，而每次我都会去探访画家徐东白先生，我就是在徐老家认识了谌亚逵先生。记得那时广州盛行各种“舞会”，有的是以熟人为主体的“家庭舞会”，有的是借各街道或单位“文化站”的名义，由私人举办的舞会。那次也是在徐老家里，座中有徐老的学生，有一帮长年到徐老家游玩、蹭饭的年轻人（我去香港之前，也没少到徐老家蹭饭）。老老少少，谈笑甚欢。言谈间我们提起隔天晚上将要前往参加的一个由熟人举办的舞会，谌老兴致勃勃地说要参加，我们当然表示欢迎。谌亚逵先生出生于 1903 年，那年已经超过八十岁，个子不高但精神瞿烁，跳起交谊舞来长髯轻飘，舞姿标准，尽显当年留学法国所打下的基础。 据说舞蹈起源甚早，印度的賓姆貝特卡岩石壁畫 （Rock Shelters of Bhimbetka）上所描绘的舞蹈形象，被考古学家认定为 9000 年前的作品。关于中国舞蹈的考据，则可追溯到奴隶社会。自古以来，舞蹈是人们在举行仪式、庆典和娱乐方面的一项重要形式。无论中外的古典舞蹈，我们只能通过文字的描述和绘画来体会，至于那些影视作品展现的“古典舞蹈”，是今人根据各自的理解所编排演示，未必能准确反映当时的真实情景。 国人较为熟悉的“舞会”大概是五十年代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由各单位工会组织的“青年舞会”。我那时候还小，不过也知道不少喜欢交谊的青年，临近周末就到处张罗“舞票”。那时的舞票不卖钱，全由单位发放。据说以男性工人为主的行业如钢铁厂、机械厂举办舞会，就会定点向女工为主体的纺织厂发送“舞票”，当然也有两大工厂合办的“青年舞会”。每到周末，那些舞蹈爱好者们就在各个舞会上大显身手。有人通过这种舞会成功转业为文艺工作者，也成就了不少美好或者不甚美好的姻缘。 以上所说的是最接地气的民间活动，还有一些“高大上”的舞会就不是普通百姓轻易有机会参与。那时节还会有一些舞会在军队或政府机关的礼堂举行，参加者多为军队或机关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弟，纵使有个别外来人员，大体上也必须是与他们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并且要知根知底。至于周末在广州流花湖畔“流花俱乐部”（原中苏友好大厦）的舞会，除了省市的高级干部之外，去的是一车车“文工团”的男女舞者，一般市民只能在外头侧足立、侧目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四旧”，各种舞会一夜之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各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革命小将，斗志昂扬地唱起“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革命歌歌曲，配以简洁有力的舞蹈动作，激发起围观的革命群众心中的革命情怀。 历史的航船把“四人帮”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之后，神州大地上亢奋的情绪逐渐回归经济发展的轨道。八个“样板戏”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不同形式的文娱活动悄悄复萌。那个时候的香港，正兴起一阵“私人舞会”热潮。几个年轻人，租一个地方，放置一套音响器材，准备一些饮料、小吃，然后对外售票，一时也热闹烘烘。这种年轻人为主的“爬梯”，交谊舞不是主流，跳的主要是恰恰、阿高高、扭腰舞、查尔斯顿等等。由于卡式收录机的流入，沿岸省市的人们对境外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也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渐渐地，一些昔日的“青年舞会”常客，带上一台卡式收录机，约了几位同道中人，在公园或广场上起舞，寻找年轻时候的感觉。有人带头，渐渐蔓延开来，还带动了一些原来不会跳舞的群众参与。国内的舞客，跳的是传统交谊舞如快三、慢三、狐步、探戈。这些舞客当中，又分“国标派”和“自由派”，各有追随者。记得八十年代出差上海，通常住“和平饭店”，如果晚上没有安排，一般会在晚饭后到外滩溜达。若逢周末，外滩堤坝的小广场上往往会有高音喇叭播放舞曲，然后几十对舞那里大秀美妙舞姿，构成一副和乐景象。 可能因为快三、慢三、狐步、探戈或者是摇摆舞、恰恰、扭腰舞都是“舶来品”，不太适应这块热土。尤其是当中国富起来之后，当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发挥出余热，根据中国特色创造出以各色绸布、扇子为道具，以中国音乐为基础编排出了各种“广场舞”，丰富了赤县神州民众的文娱生活，并且跳到了国外，大放光芒。可惜的是一场“新冠肺炎”和外汇规限打断了“广场舞”外传的势头。否则假以时日，“广场舞”未尝不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重定“舞林”新规则！ 注：关于“广场舞”的来由，纯属个人推测，未经科学验证，如有错失，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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