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南太平洋岛国，日子过得平淡如水，久而久之习惯了，便体会出古人咏粥诗的意境。诗云“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 最近有一次远行，为的是要回到香港更换智能身份证和已经过期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俗称“回乡证”），个中繁琐情状另文叙述，这里只讲一些此行所遇到的意料之外的惊喜。 滞留在香港等候签发新一代智能身份证期间，忽然得到一个消息，一位旅居波士顿的农友 X 君将于九月初回广州，有望在羊城相聚。这位农友当年与我不在同一个分场，基于知青间的互动而相识。他在七十年代初与其他五人一起划舟穿越珠海的马骝洲到澳门，然后转往香港。这六个知青分属三个不同的分场，起事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自然是审慎周密，事成之后他们也不多提起，只不过在友朋聚会时偶尔透露出一点相关讯息。这六人小组后来有一位留在香港，一位到了大洋洲，四位去到了美国，这次要与我在广州相见的 X 君便是在美国的其中一位。我自七十年代初与这位朋友分别之后，整整五十年不曾见面，只是通过其他经常来往于港美两地的朋友口中得知，他到美国之后，选择到大学里进修，其后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进入一家国际知名药厂的研发部门工作，工作期间获得了几项专利，所以小日子一直过得不错，直干到退休。他的夫人也是知青，不过我先前并不认识。X 君的夫人到美国之后，同样念了大学，也与 X 君一样在同一家机构工作，但在不同的部门。我们在广州聚了几次，畅谈往日的少年轻狂和离别后各自的际遇，总归是话短情长。 领得智能身份证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广州处理一些家庭事务。有一天 WhatsApp 上收到一则讯息，是定居法国的小弟阿文所发。他问我 9 月 12 日是否会在广州，如果在的话，希望到时能见上一面。阿文是家母一位好姐妹的儿子，也有一段漂泊的经历。逃离战乱的侨居地之后，他先是到了澳门，辗转移居香港，然后再到法国巴黎与母亲和姐姐团聚。可惜一家相聚的日子并不长久，他的母亲和姐姐在他抵达法国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就相继去世。幸运的是他在法国遇到了一位香港姑娘，共结连理，有了一个好家庭。阿文比较喜欢旅行，我移民新西兰之前还在香港接待过他们一家，如今他有了两个孙女，并且已经过起了退休生活。9 月 12 日那天，阿文如期而至，我到酒店与他见面。原来他以极优惠的价格参加了法国“端华之友”组织的观光旅行团，已经游玩了好些个城市，接下来还要回到金边去参观新建的“端华大学”。来之前我便与他约定共进晚餐，他说当晚还约了他的表弟阿明。阿明的父母罗叔和蔡姨是家父母在报社的同事，五十年代初就回国了。我在广州念书的时候，没少到罗叔家里玩，不过阿明那时还小，印象不深。由于文革和后来的各种变迁，我与罗叔一家断了联系。转瞬间罗叔与蔡姨都已经天人永隔 ，阿明也都过了耳顺之年。阿明夫妇经营红酒买卖十多年，代理了两家酒庄的餐酒。阿明的太太是品酒师，对于喝酒很讲究。当天晚饭去的是一家顺德菜馆，她怕粤菜馆子没有合适的酒杯，特地用保温袋带备经过降温的酒杯和保持最适口温度的餐酒去用餐。我对酒没有什么认识，对于这种仪式感却是蛮有兴趣。那家餐馆的菜品水平不错，是地道的顺德风味，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愉悦的晚上。 临近返回新西兰，我还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那是当年与我所在分场一水相隔的大霖分场八队的知青聚会，那天是他们上山下乡 58 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迁就我的行程，我们队的知青早几天已经聚会了一次，这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大霖八队的聚会，看着当年的一棵棵“青葱”，如今一个个脸上刻满岁月的沧桑，真是感慨无限。 大霖八队在我们农场是一个特别的存在。1965 年分到我们农场的知青，基本上是每个生产队分配十几二十个，以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唯独大霖八队是个知青队，全队九十多个知青，只有队领导由总场指派的退伍军人和老职工担任。这种特殊的结构形成了特殊的生态，虽然在文革期间同样有不同观点和不同属性的派别，总体说起来他们的凝聚力还是比较强。58 年过去了，他们这次在广州的聚会，竟然能够召集了六十人参加。刨去移居海外和抵受不住岁月煎熬的那些朋友，这样的出席率确实不低，由此可见他们中的“搞手”实在有很强的组织力和公信力。由波士顿回来的 X 君和我一样，与大霖八队有渊源，所以我们又多了一次见面的机会。觥筹交错间大家重温当年在农场的往事和农友间的轶闻，交流当下的退休生活，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小时，最后来了一个大合照，然后互道珍重作别。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当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某些节点上交集，那就是缘分，因此俗语“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确实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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