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裡偷閒花了一些時間，反覆品讀了馮知明先生所著力作《雲夢澤》（海外書名《生命中的他鄉》）。期間感悟很多，我覺得側重於感受最深的兩三點，寫篇感想作文比較真切。作為一位草根寫作者，我或許無力從文學史脈絡或敘事學技巧上解構這部傑作。我唯一的憑藉，是我熟知的漢川本土湖鄉人的真實人生。我擔憂的是，當如馮知明先生這樣的大家，以文學為逝去的世界樹立紀念碑時，像汈汊湖區無數個真實的，沉默的個體生命，他們的記憶與情感，是否會在“經典化”的過程中被再次簡化或過濾？一部長篇小說作品的偉大，正在於以文字形式記錄成為篇章而封存一切過往的人、事、物等畫面；而我所要表述的，似乎是想提醒自己和讀者們，文字確實是邊呈現邊封存的，那永遠只是真實的片段。那浩渺的，無法被言說的部分，才是故鄉真正深沉的核心。

在馮知明先生的長篇小說《雲夢澤》那幅跨越百年、波瀾壯闊的家族史詩畫卷中，故事的核心驅動力是“尋根”。主角李如寄從歐洲出發，追溯父親“老洋人”李來恩的離奇身世，最終牽出祖輩在雲夢澤水鄉的生死傳奇。然而，與大多數以視覺景觀（如山河、建築）為主要載體的地域文學不同，《雲夢澤》對“根”的追尋，錨定在兩種流動的、無形的存在之上：一是蜿蜒曲折的漢江水道，二是在唇齒間流轉的湖鄉方言。特別是這種以方言貫穿在故事始終的文本格式，令人閱讀起來格外親切；會感覺人物就在我們跟前活靈活現。水域塑造了地理，而方言凝結了魂魄；水的流動隱喻了命運的漂泊與堅韌，方言的存續則守護了精神的歸宿與認同。這使得整部小說超越了情節層面，成為一部關於“水鄉文學觀”的深沉實踐。

一、水鄉百科：歷史的厚重感與文學的多維度

《雲夢澤》著作者馮知明，出生於湖北省漢川市古雲夢澤腹地，曾在南京大學攻讀中文。自1984年起，他便開始文學創作，至今已創作了總計超過五百萬字的作品。

馮知明先生的作品以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見長，尤其對楚文化有着濃厚的興趣和紮實的研究。他出版過《楚國往事》和《楚國八百年》等著作，這些都為他創作《雲夢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創作《雲夢澤》之前，馮知明先生長期從事的是出版與文學編輯工作，是百萬級武俠雜誌的創始人之一。這段經歷讓他對大眾閱讀心理和敘事節奏有着深刻的理解。

而今這部50萬餘字的長篇小說被一些評論者稱為“首部以‘雲夢澤’為背景的百科全書式的鴻篇巨著”。這部長篇大作不僅描繪了近百年荊楚大地的社會變遷，還將地域環境、民間信仰、社會經濟、民生百態等元素以文學的方式做了全景式的描繪。

《雲夢澤》自出版以來便引發多方關注。有趣的是，它吸引了超過四十位來自文旅、商界甚至科學領域的“大咖”為其撰寫書評。這種現象被解讀為一種跨行業的IP運作嘗試，旨在將“雲夢澤”打造成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化品牌。

二、今古漢江：作為命運圖譜、集體性格與水患暴力的承載者

在《雲夢澤》這部小說中，漢江不僅是地理背景，更是敘事本身，是人物命運的直接書寫者與見證人。馮知明先生筆下的雲夢澤，是“母親河”漢江與長江、漢水共同作用，在史前大洪水中形成的宏大地理奇觀。這片“東方地中海”的興衰榮辱，與漢江的每一次改道、每一次泛濫、每一次被馴服休戚相關。小說通過李屠戶、三娘、李來恩、李如皋等數代人的命運，生動再現了“一部古雲夢澤的發展史，也是一部雲夢澤子民與水患作鬥爭的歷史”。

這種鬥爭，首先體現在宏大的歷史敘事層面。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斗天，下斗地”的“圍湖造田”運動，將浩渺雲夢澤變為“湖廣熟，天下足”的江漢平原糧倉，再到1998年世紀大洪水後“退耕還湖，退垸還湖”的生態覺醒，水與人的關係經歷了從“人定勝天”到“天人合一”的深刻嬗變。馮知明先生在書寫中並未停留在概念，而是通過人物的具體命運，錨定了這些歷史坐標的沉重質感。例如，小說中可能暗指的1954年長江流域特大洪水，這場災難直接催生了更為宏大的水利治理決心；而1969年漢江下游的重大洪澇，則可能是“李如皋”這一輩人童年記憶中關於“家園漂浮”的恐懼源頭。至1998年那場席捲長江全流域的洪水，在這部小說中已不僅是一場自然災害，更成為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分水嶺——它用滔天的洪水證明了單純“征服自然”的虛妄，迫使整個社會集體反思，從而在政策與人心層面，為“退耕還湖”的生態倫理轉折埋下了伏筆。李氏家族的發跡、流離、抗爭與回歸，正是這一歷史大潮的微觀縮影。水幫的興衰、碼頭的聚散、湖田的墾殖，無一不是圍繞漢江水域展開的生存博弈。

其次，漢江以“世界水利史上耗時最長、用工最多”的人工蛇曲地貌奇觀——漢川漢江大堤，深刻地塑造了流域子民的集體性格。書中人物，無論是作為江洋大盜的李屠戶，還是執着尋根的李來恩，抑或在時代浪潮中摸爬滾打的李如皋，他們的生命底色中，都浸透着一種由漢江賦予的矛盾特質：既有如水般順應時勢、迂迴求存的智慧（如蛇曲地貌般的適應性），又有如堤壩般堅韌不拔、敢於與命運抗爭的剛性。漢江“雖脈脈柔情如母，然錚錚鐵骨似父”，這種雙面性內化為雲夢澤人面對苦難時的達觀與不屈，面對巨變時的務實與闖勁。這種性格，在遠走他鄉的李如寄身上，體現為一種文化身份衝突中的內在定力。

三、鄉村方言：作為文化基因庫、情感操作系統與命名哲學

如果說漢江是雲夢澤的骨血經脈，那麼書中俯拾皆是的方言土語，則是其鮮活生動的靈魂與表情。馮知明先生作為土生土長的雲夢澤人，將那些“刻進骨髓的家鄉記憶”化作文學語言，構建了一個極具沉浸感的聲音世界。這些方言並非點綴，而是承載着特定世界觀、情感方式和歷史記憶的文化基因。

馮知明先生對方言的運用，堪稱一部微型的“湖鄉語言學”鄉野報告。他不僅收錄詞彙，更精準捕捉了其語法特質與情感重量。試舉幾例：

“打腰餐”：並非簡單的“吃零食”，它特指在繁重體力勞動（如挑堤、搶收）間隙，為補充體力而進行的那一頓加餐。這個詞裡包含着對勞動節律的尊重和對身體極限的體恤。

“過腳”：形容雨停了，地面積水開始消退。一個“腳”字，將自然現象擬人化，仿佛雨水是有生命的訪客，它的離去留下了腳印。這比“雨停”二字多了多少生動的畫面感與細微的期待！

“薅泥”：指在湖底用手或工具將淤泥連同其中的螺、蚌等一併撈起。這個動作混合了謀生的艱辛與收穫的喜悅，一個“薅”字，力道、姿態與湖澤給予的微弱饋贈感，全在其中。

“心裡作漚”：形容一種無法排解、緩慢發酵的愁悶或委屈，就像湖塘底的淤泥在漚着，不見天日卻滋生着複雜的氣味。這是對複雜心理狀態極其精妙的在地化比喻。

這些詞彙構築了一個自足的意義宇宙。方言是人物身份的烙印。書中人物開口說話的腔調，立刻定位了其精神的“籍貫”。父親李來恩一生痴迷於尋找自己的“洋人”血統，但他思維與情感最底層的編碼，無疑仍是雲夢澤的方言邏輯。當他身處異國或遭遇誤解時，潛意識裡迴蕩的，恐怕不是某種外語，而是故鄉的俚語鄉音。這種語言上的“根性”，比任何血緣證明都更牢固。作者在書寫時，也自覺地運用這種語言，例如對“汈汊湖”地名由來的考據——從“刁汊湖”到“汈汊湖”的演變，不僅是一個字的雅化，更暗含了從“窮山惡水出刁民”的歷史記憶，到革命戰爭年代紅色精神洗禮的深刻變遷。一字之差，承載的是沉重的集體記憶與身份重構。

更為精妙的是，馮知明先生將這種方言哲學，延伸到了人物的命名藝術之中，使其承載了深刻的命運隱喻與人生哲理。主角李如寄，其名直指“人生如寄”的核心命題，道出了現代人普遍的漂泊感。他的弟弟李如皋，“皋”為水邊高地，暗合其商業上的精明與立足（立足高地）的特性，但也暗示其精神可能遠離了水域的滋養。而李如鶴，“鶴”是仙逸之鳥，或許隱喻着一種超脫的、更為精神性的追求，或是一種遠離塵囂的命運。

其父李來恩的名字則更具反諷與悲劇深度。“來恩”，似有“帶來恩澤”或“感恩而來”之意，但他的一生卻在苦苦追尋“恩賜”他奇異外貌與命運的“根”（外國傳教士的血脈），最終這“恩”成了他無法擺脫的宿命與執念，構成了名實之間的巨大張力。祖父李屠戶的名字則直白而充滿力量，標識其出身與江湖底色，“屠”字背後的殺伐、生存與草莽氣，是他那一代人最直接的生命註解。

至於女性角色，“三娘”之名，是傳統社會對女性個體性模糊的稱謂（排行加泛稱），但她卻以強大的生命能量，突破了“三娘”這個符號的局限，活成了傳奇。而學者梁一真（李如寄之妻），其名“一真”則富有現代知識女性追求真理、本真的意涵，與李如寄的“如寄”構成“真如”的佛理對照，暗示她是李如寄漂泊人生中尋求“真如”本性、獲得精神安頓的關鍵。

這種命名絕非隨意而取，它足讓名字成為作品中人物命運的“讖語”或“註解”，是資深大作家馮知明將地域文化、家族命運與哲學思考熔於一爐的高明手法。

著作中貫穿着樸素的方言，更是烘托人物親人之間情感的臍帶。小說中那些最深沉、最私密、最痛徹心扉或最溫暖熨帖的情感表達，往往通過方言才能精準傳遞其微妙內涵與濃烈程度。無論是親人間的暱稱、咒罵時的俚語，還是水鄉特有的生產生活詞彙（如對漁具、船隻、水文現象的稱謂），都構成了一個局外人難以完全進入、而族中人瞬間心領神會的情感共同體。對於漂泊在外的遊子李如寄而言，方言是一種無形的精神母乳。當他處理父親後事、追溯家族往事時，那些來自祖母、父親口中的隻言片語，就是打開記憶迷宮的鑰匙，是連接斷裂時光的橋梁，是確認“我來自何處”的最溫柔也最確鑿的證據。它超越了單純的信息傳遞，成為一種情感的儀式和確認的認同。

最讓我拍案叫絕的一個篇章是——李如寄最終沒有找到父親想要的“德國根”。但在他整理父親遺物時，他發現了一本手抄的歌謠集，全是汈汊湖一帶的漁歌，夯歌，婚喪調子。有些字他父親不會寫，就用圖畫代替。在那個夜晚，李如寄一個人坐在柏林公寓裡，嘗試着按照父親的注音，別彆扭扭地哼唱起來。他忽然哭了。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在陌生的語言包圍多年後，他第一次聽懂了父親不是通過德語文件或家族口傳，而是通過這些荒腔走板，幾乎失傳的音調。

這一刻的精神返鄉，比任何地理上的回歸都更加真實。當水聲與鄉音在文字中重新響起，當那些即將消失的詞彙重新獲得生命，讀者與李如寄一起完成了一場穿越：我們不必回到那個物理上已經消逝的故鄉，而是讓故鄉通過聲音，重新居住在我們的身體裡。

四、水澤文化的基因：龍、巫、匪與其語言的獨特性

著作者馮知明巧妙地用“三結市”這一虛構地名，映射了現實中的漢川市。這個地名背後，隱藏着當地人微妙的地域心結——一種介於歸屬感與獨立訴求之間的複雜情緒。

《雲夢澤》的文學價值，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它對特定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與鮮活呈現上。

小說中的土龍文化是雲夢澤地域特色最生動的體現之一。無論是李鈎鬍子養龍、御龍的傳說，還是三娘撿到龍鱗的細節，都被自然地編織進敘事之中。

其長篇小說所呈現的主要水澤文化有五大元素，其中方言體系是極富創意與感染力的。

龍文化：貫穿始終，與地域信仰緊密相連；

巫文化：體現楚地神秘傳統，在《四十歲的一對指甲》中有更多描寫；

水鄉民俗：喪葬習俗等場景描寫堪稱現實主義經典；

方言體系：保留完整，有鮮明地域特色，如“苕貨”“過早”等；

飲食文化：汆湯粉、三丸菜、沙炸豌豆米等特色風物；

方言與民俗細節的生動描寫真實再現故事場景突出情節，更是《雲夢澤》的另一大特色。老洋人魂歸故里後，家鄉為他舉行的那場充滿舊俗的葬禮，被評論者譽為“現實主義描寫的經典”。

馮知明先生對雲夢澤方言和民俗文化的巧妙結合與運用，則構建了一個完整而封閉的文化生態系統。與同為水鄉的微山湖相比，雲夢澤因其地處內陸，形成了更加獨特、完整的語言和行為體系。

漢水彎彎，隨方就圓。《雲夢澤》在敘事結構上展現出高超的技巧。這部長篇小說採用多線敘事，將不同時空的故事巧妙編織，形成了一種時空摺疊的敘事效果。給讀者清晰地展現出了一條流淌百年的家族命運之河。

五、水聲與鄉音的交響：構建現代精神家園

馮知明先生通過《雲夢澤》的書寫，完成了一次艱苦卓絕的文學實踐：他將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正在消逝的古澤），通過文學的力量，重建為一座精神文化的“家園”。這尤其體現在他對水與聲關係的處理上。

水的意象與方言的運用，在小說中形成了精妙的互文。水的流動性（漢江的奔流、湖澤的漲落）對應着命運的變遷、時代的更迭與人口的流動；而方言的相對穩定性，則在變動不居中提供了認同的錨點。水的形態千變萬化（洪水的狂暴、湖水的寧靜、渠道的規整），隱喻着人性與社會的複雜多面；方言的豐富性與表現力，則成為描繪這種複雜性的最佳工具。水的物理存在可以被改造（圍湖造田），甚至可以近乎消失（如今僅存汈汊湖），但由水孕育的文化、性格與語言，卻如基因般延續。著作結尾，李如寄在德國完成對父輩的理解與放下，其前提正是在精神上溯游回鄉，確切聽懂了潛藏在家族故事深處的“水聲”與“鄉音”。

這種書寫，回應了一個深刻的現代性命題：在全球化與城市化浪潮中，當物理故鄉的面貌已滄海桑田，人的精神家園何以安放？《雲夢澤》給出的答案是，家園既在彼處，也在此處。它存在於對一條母親河歷史與性格的集體認知中，存在於一種獨特方言所封存的集體記憶與情感模式中。馮知明先生本身就如同一位“行走江湖的俠客”，半生遊走於“故鄉”與“他鄉”之間，其最終以文學為舟，載滿了鄉音水韻，恰到好處地完成了一次精神層面的歸根。他所實踐的“水鄉文學觀”，正是以漢江為軸，以方言為緯，編織出了一張可供現代靈魂棲居的意義之網。

因此，長篇大作《雲夢澤》不僅是一部家族的傳奇，更是一部關於“水域文明”的濃情檔案。馮知明以考古學家般的細緻與詩人般的激情，從幾乎被平整為單一農業景觀的江漢平原之下，打撈出那個曾經“方圓九百里”、充滿仙氣、野性與活性的雲夢澤。他打撈的工具，正是那些沉澱在歷史地層中的“水跡”與“聲音”。

小說最終指向了一個充滿辯證智慧的結論：“人只要出了娘胎就是面對他鄉。”絕對的、靜止的“故鄉”或許只是一個想象，人始終在漂泊與追尋中。然而，這並不意味着無根。真正的根，是那條流淌在血脈里的“漢江”，是那套鐫刻在意識深處的“方言”矩陣。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文化的“鄉愁”，這種鄉愁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一種賦予生命以深度、脈絡和韌性的精神資源。當李如寄們在世界各地面對身份困惑時，內心若能響起一聲漢江的浪卷聲或一句故鄉的土話，他們便獲得了確認自我出處的坐標。

在機器的轟鳴與標準化的普通話日益覆蓋一切的時代，《雲夢澤》以它五十餘萬字的厚重篇幅，守護並復活了一片水域的嘆息與一片鄉音的體溫。它告訴我們，無論身體行至多遠，只要還能在文字中觸摸到故鄉河流的紋理，還能在閱讀中模擬出那獨特的鄉音腔調，靈魂便有了溯流而上、尋得慰藉的可能。這，或許正是這部“百科全書式的鴻篇巨著”在故事之外，留給我們作為讀者最寶貴的精髓所在。而馮知明先生透過人物名字所賦予的哲學光影，更是讓這部水域史詩，在個體的命運軌跡上，折射出普遍的人生況味與深邃的思考。

                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  漢江之畔

作者簡介：胡采雲 “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學歷。系中國楹聯學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新時代詩歌學會認證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報告文學學會會員；孝感市評論家協會理事；漢川市作家協會理事；《滄浪文學》會刊總編、《當代作家》《中國教育科學》《社會·學校·家長》等雜誌社簽約作家。

1992年曾出版個人詩集《那一片新綠》（8萬字）；2024年10月個人文集《雲彩繽紛》（15萬字）由中華出版社組稿並審校；2016年主編了《城隍鎮志》（52萬字），2021年主持收集編錄了15輯反映地方文化之《漢川文脈》刊刻本（34萬字）；以上所撰成書，皆存於湖北省圖書館、漢川市史志研究中心。

近十年中，約500多篇（首）文學作品在各大公眾網絡平台發表，並多次榮獲省級 刊物“優秀作品獎”與“優秀作家”“文學先鋒”“湖北省書香家庭”等榮譽稱號。現任北京華夏詩聯書畫院漢川分院院長、《青年文學家》雜誌社理事會漢川分會主席。一向崇尚國學文化，秉持終身學習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