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场对话由本土文化观察者云梦泽人与跨文化研究者出山博士展开，深度剖析了中国社会契约精神的现状、成因及重塑路径。

对话始于云梦泽人对乡土社会失信现象的观察，指出传统社会中诺言常因“见机行事”的算计而轻如草芥。出山博士通过中西对比发现，西方契约精神源于对神圣秩序或公共誓言的敬畏，具有超越人际的普遍性,但现代西方对超越性的丧失，使协约精神也逐渐走向空心化；而中国传统社会受“差序格局”影响，形成契约信义,信用往往依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呈现出对熟人讲情面、对陌生人无约束的“特殊主义”特征。这种普遍信用的缺失，导致信仰降格为功利交换，社会陷入高成本协作的恶性循环。

针对如何重建契约文明，云梦泽人表示：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宗教，而应在本土脉络中重构“敬畏”。并建议将传统的“耻感文化”转化为现代信用约束力，利用数字化手段将乡土“口碑”升级为普适的信用体系。云梦泽人更主张回归王阳明的“致良知”，将守信提升至自我人格尊严的高度，通过家风建设等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文化更新。出山博士同意，无论东方或者西方，我们需要一场“心灵洗礼”，才可能有真正的“协约精神”或者“契约信义”。同时出山博士指出王阳明的“致良知”是走在一条危险的钢丝上，不能真正救赎人的灵魂，或许还会走向人自己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做为自己的“良知”判断尺度，来审判别人。而圣经教导的最终目的是人灵魂救赎，不是社会改良，西方的协约精神只是副产品而已。

最终，这场讨论也只是一个开始，很多论点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继续深化。无疑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深度对话，无论东方西方，人类文明的灯火，终究要由无数份守约的微光点亮。

对话者：云梦泽人（作家，本土文化观察者）、

出山博士（旅美学者，跨文化研究者）

一、云梦泽人的困惑：我们真的没有契约精神吗？

云梦泽人：博士，我常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真的没有契约精神吗？我童年记忆里，故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像一面扭曲的镜子。“黑心棉”事件您听说过吗？被子里外两层好棉花，中间全是烂絮破布，成批卖进大城市商场。还有更荒唐的，有人欠债不还，被逼急了竟假装出殡，披麻戴孝演一场“诈死避债”的戏。这些事如今听来像笑话，可当时人人见怪不怪。为什么这片土地上，诺言常常轻如草芥？

出山博士：你的观察很刺痛，但我想先问：你认为什么是“契约精神”？是白纸黑字的合同，还是人心深处的守信？

云梦泽人：在我看来，契约精神是一种“即使无人看见，我也遵守”的自觉。可我们这儿，许多时候签字画押更像一种仪式，背后藏着“见机行事”的算计。我听过一个老故事：有人发誓时手指苍天，脚趾却在地上写“不算”二字。连神明都叹息离去——这不是寓言，这是人心塌陷的隐喻。

出山博士：实际上，“契约精神”是一个横跨宗教、法律与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它不是近代才有的，而是一步一步沉淀出来的。我们先谈西方的“契约精神”，它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也是协约精神的最早源头，就是宗教性的“盟约”。在伊甸园里，上帝与亚当立约：亚当可以吃所有园子里的果子，唯独不能吃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表面上这个“约”说，“不能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因为“吃会死”；而实际上，在这个树旁边就还有一棵树叫“生命树”，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以后就“不会死而永生”。只是上帝没有告诉亚当，意在要他心甘情愿顺服上帝。这就是“契约精神”的最早起源。后来在古代近东的人类社会里，就出现了“盟约—誓言”传统，也是在“神”面前立约，形成神圣誓约，伴随献祭、仪式，违约会受到神的惩罚，而非单纯物质赔偿。只不过这里的“神”由于人类堕落，在他们的社会里是偶像神而已。

第二个阶段是在上帝选民（旧约以色列人和新约圣徒）里面的“圣经盟约”，构成了西方社会“协约精神”的真正母体，也是西方社会“协约精神”在历史上最系统、最深刻的源头。“守约被施上帝的慈爱”，几乎就是圣经伦理的总纲，直接塑造了后来西方法律中的“诚信原则”“合同必须履行”和誓言、宣誓制度。他们认为，协约由上帝保证，协约不是平等谈判，而是道德性关系；双方有义务；违约带来审判；忠信是最高德性。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只在一个对上帝有信仰的群体里才能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的观念。

第三，神圣盟约到世俗契约的变化，发生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这时的“协约精神”在希腊帝国虽然还与誓言、神明相关，但更强调理性与城邦法。到了罗马帝国时代，世俗协约的概念、各方的权利义务和由法律来强制执行，逐渐奠定了现代合同法的雏形。

第四阶段，发生在中世纪，基督教对神圣“协约精神”进行了再深化，基督教神学把人的“守约”上升到道德与上帝信仰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是发生在“上帝面前”的誓约，人的违约不只是违背世俗的法律，在信仰上更是犯了罪，得罪了上帝。这样，使得协约成为“人之为人”的道德义务，必须遵守。

第五个阶段，是近代的世俗社会契约论和现代世俗意义上的“协约精神”。在近代，当宗教权威削弱后，社会契约论出现，从“神/人之约”到“人/人之约”，协约精神逐渐变得世俗化，但不是协约精神消失。在国与国之间，人们认为契约是避免战争的工具；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人们认为政府本身是契约，而统治权来自人民的意愿；以公权代替神权。

如此，虽然社会协约论继承了圣经式协约结构，但实际上却切断了“协约精神”中上帝这个超越者的约束性和裁决性，一切归还到人类。这也是近代西方政治反复失稳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协约精神”继承了近代的世俗社会契约论，将其内涵扩展到：（1）法律层面，合同必须履行，讲求诚信原则；（2）道德层面，承诺协约具有内在约束力，不能完全依赖外在强制；（3）政治层面，声言权力来自民主，统治与被统治互相约束。

然而，现代世俗“协约精神”看起来似乎比较理想，但需要上述三个层面具皆到位，如果失去任何一层，协约精神就会退化为纯算计、机会主义、权力工具。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逐渐对上帝超越性的真实信仰丧失，其世俗“协约精神”已经慢慢失去了其生命力，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再对“守信”存在敬畏，不再承认“应当自觉守约”，人们就想方设法钻律法的空子，最后使得协约精神变得空心化。

云梦泽人：出山兄说得好！ 如果西方社会现在的协约精神变得空心化，主要原因在上帝这个“更高秩序”的丧失，那么我们东方社会的问题是否也在于，契约背后没有那个“更高秩序”？

出山博士：可以这么说。但更准确地说，我们有自己的“秩序”，只是这秩序更多附着于“人”，而非“原则”。有位著名学者说的“差序格局”至今仍在运作：对家人尽心，对熟人讲情面，对陌生人则可能肆无忌惮。这就使得我们要从这样的路径思考问题，就是从西方的协约精神与东方的协约精神的差别着手：西方协约精神问“约束力从哪里来？”，而中国契约—信义传统问“人如何不失其为人？”。这实际上是要讨论中西方对于协约精神理解的起点问题。我们上面主要谈了西方的协约精神，下面我们谈我们东方的协约精神。

二、出山博士的反诘：没有上帝，就不能有神圣契约吗？

出山博士：让我们深入一点。我们前面提到西方社会一度有真正的上帝信仰作为监督，这确实在历史上塑造了他们的契约文化，而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丧失了真正的上帝信仰，变成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得“协约精神”空心化了。那么，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没有一位人格神，是否意味着我们注定无法建立普遍信用？先秦的“盟誓”、商鞅的“徙木立信”，这些难道不是契约精神的雏形？

云梦泽人：问得好。我们有过“信”，但更多是“人格信用”——我相信你这个人，而非相信契约本身。一旦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断裂，信用便随风而逝。我小时候，镇上的流氓都懂“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熟人社会的底线。可一旦出了镇子，面对陌生人，那条底线就消失了。契约精神要求把陌生人当人看，而我们传统中，“人”的定义往往局限在伦理关系网里。

出山博士：云兄说得不错，这正是关键。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守约称为“协约精神”，那么我倒宁愿用“契约信义”这样的语句来指代我们东方中国的守约传统，以示分别。

我们中国传统并不缺少契约，比如各种市井买卖，借贷、田契、婚书，行会规约，等等。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契约，就会发现这些契约的执行和合法性来源与西方的契约精神不同。中国传统的“契约信义”不诉诸超越性裁决者，而主要诉诸道德评价、社会声誉和关系网络。也就是说我们传统所讲的“信义”立足于人伦结构，意味着靠人的言行一致、不欺人和不负人的内在德性来约束裁决契约。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的传统“信义”首先是靠人的修身伦理，然后才进入社会规范。

这正如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是法律宣言，而是人格判断。所以，中国传统的“契约信义”追求的是对人的定义，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你如果是守信之人，就有君子之德，是为君子；你如果是失信之人，就是小人，就是人格堕落。“契约信义”达到的是判定“你还是不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人”，而不是“你是不是一个违背了更高超越性的旨意或者法律的罪人”。

在这种价值判断面前，我们传统的“信义”就与具体的、亲疏远近的、有无相互交往的人群发生了密切关系，视不同的具体状况而定，而发生变化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相信亲族、熟人、同乡等等。但很难把“信义”自然延伸到抽象的制度和客观的法律文本条款里面去。这可以建立很强的商业信用，只要别人认可，但很难建立社会制度信用而实现强法制的目标。

云梦泽人：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契约信义”社会是“伦理的具体化”，人是父亲、儿子、族长、乡邻，或者是君子等等的人格信誉来承载契约的话，那似乎真的很难改变成用抽象的“缔约方”这样的法制纽带来来进行制约。而当社会从乡土转向城市，从熟人转向陌生，旧纽带断裂了，新纽带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当人们说“法治不健全”时，深层是在说“我不相信规则会公平地保护我”。那么，我们需要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将法律、理性或公共良知建立在制度中而形成“对法律系统的信任”，这种信任的不是某个法官，而是整个司法制度的中立性与可预测性？

出山博士：我前面的比较并不是想说明，现代西方建立在法制中“对法律系统的信任”而形成的“协约精神”就一定优于我们东方建立在人情世故上的“契约信义”。我是想说明，这实际上对这个题目思考的不同起点。

我们就以现代西方建立在法制中“对法律系统的信任”而形成的“协约精神”而言，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冰冷冷的法律条款，缺少人世间应有的温度与情感。然后，当现代西方的“协约精神”失去圣经盟约源头那样的超越性秩序以后，西方社会的“协约精神”同样急剧空心化。他们协约实际上变成了双方风险分配的工具，以及在法律系统中博弈法律文本的智商较量。其后果就是，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大量出现“不违法但可以不守信”的协约。从而导致我们现在在西方社会经常出现的合同陷阱、技术性违约和法律即伦理的异化现象。

西方社会的这些隐性代价在不断显露！

云梦泽人：如此说来，目前似乎东西方都存在真正契约精神丧失的状况，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一下契约精神的丧失对人类信仰的危害？

出山博士：正合我意，这也是我想探究的议题！

三、云梦泽人的洞察：契约精神的缺失，如何掏空信仰？

云梦泽人：博士，我近年有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契约精神的普遍缺失，正在掏空许多人的信仰根基。你看，如果一个人可以在生意场上欺瞒，在合同上耍滑，转身却去寺庙烧香拜佛，或者又去教堂礼拜上帝，那他的信仰算什么？不过是一种功利交换罢了——我给香火钱，您保我发财。这种信仰没有精神重量。

信仰如果只关乎“得到”，而不关乎“成为怎样的人”，它就降格为商业投机。基督教有句名言：“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意味着世俗契约与神圣承诺分属不同领域，但二者都需恪守。在中国，我们传统上“天道”与“人事”本应贯通，但现实中，“人事”的混乱常常割裂了人与“天道”的连接。

我常想，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这“神明”不一定是具象的神，而是对天理良知的敬畏。可当现实一再上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种敬畏就瓦解了。结果就成为了一种“短期行为”——谁都只想赚快钱，因为长远投资可能血本无归。一个社会若处处是信用陷阱，最终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或许，这也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没有契约精神，则协作成本高昂；协作成本高，则人人自危；人人自危，则进一步摧毁信任。最终，社会表层或许还有香火缭绕的信仰景观，内核却已空心化。所以重建契约精神，本质上也是在重建一种有实质内容的信仰生活——对自己人格的信仰，对公共规则的信仰。

出山博士：你这个关联非常深刻。的确，信仰如果只关乎我们今世的利益“得到”，而不关乎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灵魂将来往哪里去”，那信仰确实就降格为商业投机。有人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样的基督教名言为自己的商业欺诈辩护。但在我看来，这是对这句名言的最大误解。

当耶稣基督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时候，祂在告诉我们凯撒的国是地上的国，而上帝的国是天上的国。耶稣基督做为天国的王，祂第一次来不是为了改良这个地上的国，而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进入天国。所以，祂给自己的教会的大使命是，给万民传福音，直到地极。这是拯救的阶段。而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时，拯救的阶段就结束了，祂再来就是审判，祂要按照祂传讲的道审判地上的国，审判列国，审判万民。而耶稣基督的审判首先会“从神的家起首”，那些自称为耶稣的信徒的人，都会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首先接受审判（林后 5:10）。如果一个信徒的行为在耶稣基督面前完全站立不住，要么他可能就不是真信徒，要被定罪；要么他可能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生前的所作所为在上帝面前毫无价值，被火焚烧净尽，羞愧难当（林前 3:13-15）。所以，“恺撒的归恺撒”一句并不是说一个人在地上的世界里就可以违背上帝的旨意任意而为，因为死后均有审判。

所以，我们不能为了地上的物质利益而不择手段，进行商业投机，不看重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不思考自己的灵魂最终会归向何处。

云梦泽人：说得不错！既然如此，出山兄能否谈谈上帝与世人设立盟约的深层含义？

出山博士：上帝做为造物主与人做为被造物设立盟约，是上帝对人的俯就和恩慈，用神圣盟约的形式来保证上帝的应许永远不变，彰显上帝的信实、公义和慈爱。首先，上帝的律法让人知道人应该遵守上帝的道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人如果不遵守上帝的道人就要失去上帝的恩典和祝福，遭受律法的咒诅。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有摩西律法，对以色列人之外的人来说上帝将“良心”做为律法置于每个人的内心，来判断是非。《罗马书》是这样说的，“神不偏待人”（罗 2:11），“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 14-15）

实际上，无论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还是内置于每个人内心的律法（良心），一方面是要在这个已经堕落了的世界上对罪恶加以限制和惩罚，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自己面对上帝的律法时在行为上的多么不堪，从而能悔改归回上帝。

云梦泽人：那么上帝在圣经中为何立了那么多的盟约？比如亚当之约、诺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新约等。

出山博士：在我看来上帝在不同时期与人所立的不同盟约，都在显示人类在执行这些盟约时对“盟约”的不断背离，而上帝在人类不断背离盟约的状况下，继续坚守祂与人立约的初衷，最后引入上帝的终极盟约–新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云梦泽人：如此看来，无论“空心化”发生在西方的“协约精神”和东方的“契约信义”中，都是失去了对终极秩序和终极信仰的敬畏而掏空了信仰。

出山博士：应该就是这样。如果“协约”或者“契约”的起源在圣经盟约那里，那么“协约精神”和“契约信义”的丧失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终极信仰的丧失。

四、出山博士的镜鉴：西方，东方，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云梦泽人：我们前面谈了那么多关于西方的“协约精神”和东方的“契约信义”，我们也看到了这两者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困境。那么，我们现在的出路在哪里？无论东方和西方。

出山博士：云兄，你这些议题太大，我恐怕力不从心回答这些问题。还是你先谈谈你的想法吧，我得想想说什么。

云梦泽人：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了，主要谈我们东方的出路。

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宗教，但首先可以研究西方“协约精神”执行的经验，看有没有一些可转化的机制或理念到东方。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我们的传统戏剧里，歌颂的往往是包拯这种“青天”——清官个人打破规则去实现正义。这反衬出我们对制度本身缺乏信心。第二是“信用即资本”的实践。在西方，个人信用评分直接影响贷款、租房、就业。违约不是道德问题，更是生存问题。

当然，这些机制要生效，需要文化土壤。西方协约精神起源的背后，其实有深厚的“罪感文化”底色——违约不仅是外部惩罚，更是内心罪责。而我们更多是“耻感文化”，在意他人评价。这可以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如果我们能建立一种“违约可耻”的现代耻感，让失信者在社会上寸步难行，效果可能比单纯的法律惩罚更深刻。这是我想说的第三条路——不是复制上帝，而是在本土脉络中重构“敬畏”。我们古人讲“人无信不立”，这个“立”不仅是立足社会，更是“立身”。可以把守信提升到存在论高度：违约不仅是损害他人，更是自我人格的坍塌。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对神的畏惧，而是对自我尊严的珍视。

实际上，王阳明的“致良知”。良知不是外在规范的内化，而是心之本体的显现。如果守约能成为良知的自然要求，那么真正的契约精神就扎根在了我们的契约－信义中了。但这需要教育、制度和文化的整体转变——从小教孩子“守时就是守信的开始”，法律让违约者付出真实代价，媒体褒扬诚信者而非仅仅崇拜成功者。

出山博士：谢谢云兄的高论，我觉得你已经站在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就是我们东方要在“良知－心之本体”上下功夫，将守约上升到“良知的自然要求”，从而在制度化里面引入“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而对于西方社会，人们已经发现其核心断裂是：“协约”仍在，但人们不知道“为何必须守约”，法律完成的只是最低正义－不被起诉的最低线，无法产生内在义务感。这都显示，西方的问题不是“法律不够细”，而是承诺失去了道德的支撑。所以，西方协约精神的空心化无法单靠制度修复。这样，西方协约精神的重新赋义也回到了需要这样的重大转向：契约不只是权利配置，更要道德自我约束。

对西方来说，这就意味着，人们不能把协约完全压缩在法律的义务性之内，同时协约精神不能只是防止技术性漏洞。我们需要的是强化诚信原则，对“合法但失信”的行为给予道德谴责。

然而，上面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所提供的出路，都奠基在“人的道德自我约束”这个维度之上。也就是说，两种传统共同缺失的核心主体还是“人”：无论再完善的制度、再高尚的道德都必须以一种人为前提，一个自愿被“约”约束的主体。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但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性还是那个几千年前的人性。只有“人性”被根本救赎，才能最终保证“约”的完美实现。

五、共同眺望：在人性的更新中，重建协约/契约的灯塔

云梦泽人：出山兄，我们从东方这个“本土”开始，讨论了东西方“协约精神”/“契约信义”之间的异同、发展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困境，我们也讨论了在这些困境面前的出路，似乎对中西方来说我们都聚焦在了一个根本的共同点上－“人性的改变”才是“约”完美实现的最终保证。

实际上，在我看来我们乡土伦理与现代契约之间找的桥梁就在“重构”二字。传统乡土社会重视“口碑”，这其实是信用的雏形。我们可以把“口碑”数字化、公开化、普适化——今天的信用体系不正是电子化的乡土口碑吗？区别在于，它突破了血缘地缘限制，成为现代社会的通行证。

我们常说“祖宗家法”，其实也可以有“现代家法”——把契约精神写入新的家风家训。我认识的不少年轻创业者，已经开始在家族里强调“合同就是脸面”。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更新，可能比自上而下的说教更有生命力。

而且要注意，契约精神不排斥人情，而是为人情划出边界。在商言商，在家言家——清晰的边界反而让真情更纯粹。西方人也不是冰冷契约机器，他们在教堂、社区同样重视情感联结，只是不同领域有不同规则。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不是抛弃所有传统，而是让传统中“信”的基因，在现代法治的土壤上，长成支撑陌生社会协作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也许不叫“上帝注视下的契约”，而叫“良知光照中的信义”。

出山博士：云兄的观点令人深思。关于你说的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心灵的洗礼”，我倒愿意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下东西方的古老信仰对灵魂救赎的思考。我们首先从你说的“良知”谈起。

在中华文化传统里，如果我们提到“良知”我们想到的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者，天理也。”这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大胆的形而上学判断的转折点。王阳明做了三件事：1）把“天理”彻底内在化；2）把“道德判断的权威”放进人心；3）但他又坚持这不是“私意”，而是“天之所以为天，其判断就在此心中显现。”所以，王阳明做的是将“天理”内置，置于人的内心，就成为了“人活在天的注视中，而这注视就在良知里”。

这实际上是对之前中华传统里外在超越性权威“敬天”的重新思考。

因为在商周的传统里，天是超越的，天有意志、有判断、有奖惩；人的核心宗教行为是：敬天、畏天、承天命，“惟天无亲，惟德是辅”。简而化之就是，天判断善恶，人顺服天。

从春秋的孟子开始，将“天”开始移植进人的心性里面：“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时，天不再只是外在命令，天与人的“性”相通，人若真正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天。这隐含着这样的思想：天的道德判断，并非完全外加，而是在人里面有呼应点。但是，孟子还比较清醒，仍然非常警惕而保持着：天仍然是天，人只是在内部呼应天。

到了王阳明这里，他从孟子那里又进了一步，直接将“天理”内化进了人的内部，变成了“良知”。当然，王阳明自己对“天理”内化成“良知”仍然非常警惕，他说“良知之发，未有不知善、不知恶者。”也就是说“良知”是用来判决人自己的“善恶”的，具有审判的功能，会给人定罪，而非安慰人。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良知与中华古老的传统“天谴”“天命”“敬天”仍然非常接近。

然而，王阳明是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钢丝上。当人们还相信有“天”及其“审判”的时候，王阳明的由“天理”内化成的“良知”或许还能对人性有所约束。但是，当人们不相信有“有天”、不相信“天理”、不相信“天谴”“天命”，不“敬天”的时候，王阳明所谓的“良知”对人性约束的作用就极其微小了。或许还会走向人自己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做为自己的“良知”判断尺度，来审判别人，引起人类更大的纷争，更不用说用王阳明的“良知”救赎人性了。

云梦泽人：那么以出山兄之见，圣经教导与此有什么不同？

出山博士：《罗马书》中讲到上帝将律法启示给以色列人，将律法内置于非以色列人的内心，这和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以及康德所说的“良心”看起来都很相近。但是，《罗马书》说的这种律法在人心内置的目的是要对人性进行定罪，要让人看到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活在“罪”里，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需要上帝从灵魂深处对他们的“救赎”。如此，人就不能“自以为义”，以自己认为正确的道德标准来定义他人，来审判别人。这是其一。

其二，王阳明把“良知”变成了人内置的“道德本体”，成为了人自己可以依靠的内在光源。在王阳明那里，“良知”就是“天理”，人自己只要能去除私欲就可以显明“良知”（“天理”）。而“良知”的显明就可以使得人自己行善、成圣、成圣贤。王阳明这是在教导人可以自己救赎自己的人性。然而，历史证明这是很难实现的，就像人自己揪住自己的头发要把自己拔起脱离地球引力一样。而圣经的教导是，无论是外面的律法还是内置的律法都只能使得人认识自己人性的不堪，继而寻求造物主也是救赎主的救赎。这就如同人之治病，律法只是工具，可以检查病人的病症，而真正的治病仍然需要医生，对人性的救赎来说，救赎主才是那位伟大的医生。

实际上，耶稣基督信仰的重点不是为了在现在的世界上改良社会，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向更好更美的方向发展，而是为了从思想深处拯救人性，救赎灵魂。

当然，当人的灵魂得到救赎，人性得以更新，就像你说的需要一场“心灵的洗礼”之后，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协约精神”或者“契约信义”。

云梦泽人：说得好！尽管这里还有很多论点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继续深化，无疑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深度对话。让我来用那句名言呼应：“世界立于三件事：真理、正义与和平。”而这三者，都离不开契约精神作为基础。无论东方西方，人类文明的灯火，终究要由无数份守约的微光点亮。

【路漫长】

这场对话没有终结，只是开始。云梦泽人继续在本土田野中记录诚信的萌发与挫折，出山博士则在跨文化比较中寻找转化的可能。他们都相信：当第一个因为羞耻而拒绝毁约的商人出现，当第一代视信用为生命的孩子长大，那片曾经布满信用陷阱的土地，终将开出契约文明的花。这条路漫长，但每一步，都算数。

【对话者简介】

    出山，本名康森厚。早年毕业于西安交大，获工科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于德国柏林工大深造，获工科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来美国伯克利加州做博士后研究, 两年后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一研究职位。五年后进入GE航空，致力于飞机发动机的研发与制造。十九年后从GE提前退休，全时间写作。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作期间，出山（康森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研读圣经，思考信仰、科学和哲学，探索追求真理。退休两年后于 2025 年 1 月出版《理性，启示与结局（上卷）》（美国南方出版社）。其新著《义人的救赎–读约伯记》完成初稿，进入同行评阅阶段。

出山（康森厚）现居美国，业余爱好喜欢摄影、走路等户外活动，也喜欢打乒乓球和打油诗的写作。

冯知明  云梦泽人。从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出版社及各文学期刊出版或发表《扭曲与挣扎》（长篇小说）、《百湖沧桑》（长篇小说）、《四十岁的一对指甲》（长篇小说）、《云梦泽》（海外书名《生命中的他乡》长篇小说上、下卷）《楚国往事》（历史随笔）、《楚国八百年》（大陆简体版、海外繁体版）；另有一套三卷《冯知明作品集》——《灵魂的家园》《对生活发言》《鸟有九灵》；台湾版散文集《童婚》；任3D动画片《武当虹少年》1-2季（52集）总编剧。各类作品共计500多万字。

《丢失了的城池》三部曲《绣船一号与雄起城》《无影人与雄起跃进城》《小妖精·影与雄起实验城》，最初构思于2003年11月，后几易其稿，初稿2025年10月于奥地利维也纳石头巷完成，近80万字鸿篇巨制，长达二十余年的构思与创作，试图用寓言体小说呈现一个民族近、现代史，值得期待。

2026年2月5日星期四  奥地利维也纳多瑙河畔  整理

                    2026年2月14日星期六 美国俄亥俄州出山书斋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