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雲波、劉震雲在新浪原創頒獎會上）              

說起《雲夢澤》的創作過程，真正開始構思，可以追溯到2008年，那個時期，小說整體構思基本完成，有過幾次動筆的衝動，終難下決心。真正觸動創作動機，應該是在二十世紀90年代，那時的我一時熱衷做生意。在南京電信局173工作的一位鍾姓女士，利用工作之便，給我提供長途電話的便利。因為彼此是好朋友，她這樣做多少有點假公濟私的。有一次聚會，鍾女士告知，她是日本人。一位交往多年的朋友，突然說她是外國人，任何人都會猝不及防吧。面前這位嬌小玲瓏的女子，一下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她一口地道的南京腔，也沒出過遠門，更無出國經歷，這話從何說起呢？鍾女士平靜地告知，她父親就是日本人。抗戰結束，日本戰敗，在汪偽首都的日本人都要回國。鍾父當時尚在襁褓中，是三個月大的嬰兒。鍾父上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他們要隨父母回日本，如果將鍾父一起帶上，他的家人認為恐怕會凶多吉少。

鍾女士祖父是日本文職人員，與僕人一家私交甚好，他們決定將三個月大的嬰兒託付給這家人，給一些錢財寄養在南京，待合適時再接回日本。這一走，幾十年音信全無。鍾女士的中國爺爺臨終時告訴鍾父他的身世。到了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中日之間開啟兩地尋親，鍾父也加入尋親之旅，找到了自己的兄長和姐姐。只是父母已經故去，兩個兄長和姐姐矢口否認有他這個弟弟。鍾父失望而歸，從此不再尋親。你想想，一個熟之又熟、交往深厚的朋友，告訴一個寫作者如此身世，會是什麼感受。這就是我受到的第一次震撼，這使我萌生出寫一部關於日本戰爭棄兒小說的念頭。

小說《雲夢澤》中，梁一真就是以鍾女士為原型創作的。當年鍾女士親口講述父親被拒絕認親，不再尋親。我甚至記得自己這麼問她：“為什麼不再作努力。”她淡然地說：“人家不認，還有什麼好尋的。認一門窮親戚，人家怕沾上窮氣唄。”記得她說她爸本來是日本人時，強調他也有天生的倔強勁。後來我曾見過她父親，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越看越像日本人。

            （2019年在武漢文旅高峰論壇上）

我的老家在湖北漢川市，這裡是雲夢澤的腹地。同樣是90年代，漢川有位全國著名的農民詩人王老黑先生，他是當時的市文聯主席。幾十年來，他注重收集和整理漢川的歷史文化資料，曾多次主持《漢川文史資料》《名人與漢川》等一些不定期的刊物。我一直細心閱讀這些刊物，才知這個十年九澇的湖沼之地有如此豐厚的文化底蘊。王老黑先生還帶着我全市一個一個鄉鎮訪談，每到一處，他也不會事先與人打招呼，直接跑到當地領導辦公室，仰着頭，衝着認識不認識的人就罵：“王八羔子們，老子帶着省里的領導來採訪，還不快接待。”全縣的各級領導都認識這位大名人，何況他又帶着省里的記者，自然博得人家畢恭畢敬的禮遇。

通過王老黑先生，我對故鄉加深了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我們這個雲夢古澤的水鄉澤國，每個小鎮上都有洋教堂，故鄉人把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還是新教，皆稱為“洋菩薩”；從史料上可以發現除了當時洋貨滿大街外，一批從意大利、德國、法國還有比利時來的傳教士，在故鄉傳播他們的所謂福音。我們鄰縣應城的一位梅神父，被當地人砍了頭；還有安陸縣的一位傳教士被土匪綁票，輾轉山地湖泊之間，後來他竟然成功在江湖好漢中發展了一批自己的信眾。更使我驚奇的是，在大別山一帶，於鄂陝豫皖四省之間流竄的一股土匪，人數最多時達到上萬，其首領就是一位被稱作“老洋人”的白種人。只是無法了解他過去的身份，是不是由傳教士蛻變的，倒亦未可知。

這些應該也是觸發我創作《雲夢澤》重要的誘因。有人問我，外國人在新中國成立前，難道可以隨便在雲夢澤紮根，我肯定地回答，肯定有，還不少的。編輯部認定我是“寫實筆法”，我是同意的。順便說一句話，我對漢川重鎮馬口用墨很多，同樣與王老黑大有關係。他老家是馬口鎮的，他帶我在馬口鎮盤亘了半日，到處指指點點，如數家珍一般。當時，我還能見到油黑髮亮的榨坊，還有馬口龍窯遺址，可惜這些都被後人“發展”掉了。

《雲夢澤》裡有大量關於龍的描述，這些也不是空穴來風。我在雲夢澤腹地長大，幼年的我，打開家門，面前就是一望無涯的湖面澤水。春夏之際，我們拿着一個小小的篾製品，就在屋山頭水凼中搲魚。幼年冬天，大雪常常壓垮老家的茅草屋頂，出門行走，雪至腰際。在這樣嚴寒的日子裡，人們圍着火盆而坐，龍渡三劫、大水之中“走蛟”等關於龍的傳說，就是這種時候從祖輩人那裡聽來的。三渡劫使龍的形象無比生動，這也是讀者非常喜歡的緣故。湖干澤淺，修煉的龍被逼到化成人身，並不是我刻意杜撰的，而是幼年常聽到的。一些動物討人類封賞，我曾被祖父告誡，如果有動物在面前豎起身子，有的小動物能兩爪相合，這就是它們在討封賞，一定要好好封賞，否則會有災禍上身。

                （在黑格爾的墓碑前）

縈繞心間十多年的許多故事章節，我甚至可以背誦下來。編輯部特別指出老洋人死後，前妻和後妻爭搶骨灰的部分情節精彩，我深為編輯部的觀點然。這一章節，許多年常常在我腦海里“過電影”，我創作時，趴在桌前寫一天，沒有中斷流暢寫出15000多字。

構思初期，我定的書名是《生命中的他鄉》，在這部45萬字的長篇小說里，我寫足了人類和各種生物的“他鄉”情懷。我對這個書名情有獨鍾，因為幾十年來，我一直奔波於他鄉。用我女兒的話說：“他其實也很早就走出了自己的故鄉，也在二十世紀90年代就遊歷過歐洲，並在國內各大城市有過生活經歷，卻能在他的作品的字裡行間裡依舊細膩地勾畫出一個完整的故鄉來，這也使我認定作者永遠是故鄉之人。”我希望用我在他鄉的經歷，寫出一部向故鄉致敬的書來。我女兒的“他鄉”更遙遠，她對這個書名表達了自己的欣喜之意。編輯部在《生命中的他鄉》書號下達後，才決定改書名為《雲夢澤》，我當然知道，這在出版協議上是有規定的。從理智上來說，出版社的決定是對的。大家為了尊重我，克制了許久。但我還是據理力爭過，因為我們的時代是個“他鄉”的時代，我們人人都有一個“他鄉”情結。他鄉是一種時代情緒，我們都處在他鄉之中。       

                                 （2020年在法蘭克福女兒家裡）

2019年，由武漢市政府支持，我們舉辦過一次文旅高峰論壇，年末我便遠赴德國的法蘭克福休假。時逢新冠疫情在全球暴發，在我擔驚受怕中，歐洲疫情一下吃緊。當時我住在總領館的宿舍里，那裡採取的疫情封控措施，與國內的管控不相上下。這時，女兒怕我會因封控得抑鬱症，便從電腦中找出十餘年前的構思大綱，鼓勵我何不乘此時機，把這個作品寫出來，這也是面對這場世界級疫情的一個特別收穫。我便一鼓作氣，寫一章，女兒就讀一章，還要寫讀後感。

就是說，這部作品的助產士，非我女兒莫屬了。

就是說，這部作品，也是完成於他鄉之中。

生命中的他鄉。

               2024年1月3日星期三  於省文聯翠柳街1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