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長津湖》質疑編導:在歌頌英雄,還是在使壞?
“編導”新解——以編造歷史和誤導觀眾為業的一群文藝專業人士 電影《長津湖》據說拍得十分成功,票房高達五十多億元,觀影人次過億,是2021年度的全球票房冠軍和中國電影票房最高電影,在2021年10月舉行的第四屆中國全國中小學生電影周上,被評選為中小學生喜愛的影片之一(據維基百科)。影片場面宏大,氣勢磅礴,觀眾反響熱烈,許多人看得熱血沸騰,熱淚盈眶。 然而,作為一個對朝鮮戰爭歷史有所研究的人,我對這部電影卻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反感。 原因並不複雜:這是一部以真實戰爭為題材的電影,講述的是一場極其慘烈、無數士兵付出了生命代價的戰役。可是,創作者偏偏要在這樣嚴肅沉重的歷史敘事中,安排一個完全杜撰的故事:讓毛岸英親自去長津湖戰場給志願軍部隊的一個連隊傳達命令。 我不禁要問:編導們究竟是在歌頌英雄,還是在使壞? 一、放着真實的故事不講,為什麼偏要編造? 毛岸英確實去了朝鮮,曾在志願軍司令部工作,並於1950年11月25日在美軍空襲中犧牲。這些都是歷史事實。 但是,毛岸英親自向電影中的第七穿插連傳達作戰命令的故事,卻是硬“創作”出來的。 事實上,第七穿插連及其主要人物本來就是經過藝術創作的形象。編劇完全可以安排一個虛構的傳令員,完成同樣的敘事任務。為什麼偏偏要把這個任務交給毛岸英? 【電影中涉及毛岸英的故事細節】 在第17分鐘,毛岸英(黃軒飾)現身;在第19分鐘,毛澤東把毛岸英託付給彭德懷帶到朝鮮參加志願軍工作。 在第1小時41分鐘,毛岸英(這時化名 “劉秘書” )現身長津湖前線,親自代表志願軍司令部向伍千里連長(吳京飾)送達穿插命令。在見到連長傳達命令前,毛岸英給前線送去了大批棉衣,而戰士們,當時正在大口吃着雪白的饅頭。毛岸英在一旁聽兩個志願軍戰士爭論如何才能成為 “戰鬥英雄” 。老兵告訴小兵,殺死20個美軍才可以成為戰鬥英雄,小兵表示羨慕和為難。這時毛岸英插話鼓勵說:你已經到了戰場,就已經是戰鬥英雄了。 在第1小時52分鐘,美軍轟炸機機群空襲志願軍在大榆洞的司令部總部,這時,毛岸英已經撤到防空洞入口,卻突然想到軍用地圖還在會議室(編導讓他自言自語這麼說),於是,他與參謀高瑞欣一起沖回去搶救掛在牆上的巨幅地圖,不幸被美軍投下的燃燒彈擊中犧牲。 “安排”毛岸英這樣的犧牲情節,與我所讀到的相關當事人的回憶不符。這個暫且按下不論。 就說如果只是為了給部隊下達命令,那麼任何一位普通參謀、通信員都可以完成任務。 如果“安排”毛岸英去親自送達命令,是為了突出他的形象,那麼就需要回答:為什麼要給一個真實歷史人物安排一出沒有發生過的具體事跡? 在真實軍事行動的場景,是否存在着司令部越過層層部隊指揮體系,直接對一位連長下達命令的情況? 有人會說:電影不是歷史教科書,藝術創作當然允許虛構。 不錯。問題在於,虛構的人物可以經歷虛構的故事,真實的歷史人物卻不能因此被隨意賦予歷史行為和功績。 尤其是,當一部電影以真實戰役為背景,使用真實人物的姓名、身份和歷史環境時,觀眾很容易把銀幕上的故事當作歷史事實。 創作者知道哪些情節是自己編造的私貨,觀眾卻未必知道。 於是,原本沒有的事,經過銀幕上的一番演繹,就可能變成千百萬觀眾,特別是青少年,心中的歷史。 這究竟是在進行藝術創作,還是在製造歷史誤解? 在懂軍事的人看來,這種藝術創作的潦草和隨意痕跡非常明顯、不嚴肅、不靠譜、“菜鳥”。 二、拍馬屁也要講點分寸 如此,我倒想,不妨給這些無知無畏的電影創作者們提供一個更加大膽的藝術構思,以便他們可以天馬行空,再創票房紀錄。 毛岸英年輕時曾在蘇聯生活,並有過蘇軍服役經歷。既然可以發揮藝術想象,何不把他的英雄事跡再擴大一些? 比如,讓他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擔任英雄團長,率領部隊浴血奮戰;隨後升任方面軍統帥,指揮蘇軍反攻;最後參加攻克柏林的戰役,親自率領突擊隊攻入希特勒的地下指揮部。 這樣拍出來,豈不比給前線送一道命令更加驚天動地? 有人可能抗議:歷史上根本沒有這些事情! 不要緊,編劇可以回答:這是藝術虛構。 既然如此,大家不妨比一比,誰的想象力更加豐富,誰的馬屁拍得更加響亮。 當然,這只是一個荒誕的設想。 值得玩味的是,這樣的歌頌未必真的有利於被歌頌者。 毛岸英本人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解。後人為什麼非要替他編造一段原本沒有的經歷? 難道他真實的一生,還不夠值得如實記載嗎? 假如毛岸英今天還活着,面對這些被安放到自己身上的事跡,他會作何感想? 三、歌頌不成,反而可能招來非議 這便涉及我所說的第一層“使壞”。 本來,毛岸英在朝鮮戰爭中的經歷,有其自身的歷史記錄。他在司令部擔任什麼工作,承擔過哪些任務,又是怎樣犧牲的,都可以通過史料加以研究。 可是,電影偏偏為他安排了一個子虛烏有的傳令故事。 結果如何? 了解一些朝鮮戰爭歷史的觀眾,可能立即產生疑問:毛岸英真的去過長津湖嗎?他在朝鮮究竟做過什麼? 接下來,圍繞毛岸英的各種爭議便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例如,關於他在司令部的實際工作,關於他犧牲當天的情況,關於廣為流傳的“蛋炒飯”傳聞,以及與他同時犧牲的高瑞欣。 其中有些事情具有明確的史料依據,有些則存在不同當事人的證言衝突,不能輕率地當作定論。 但問題恰恰在於:一個原本沒有必要製造的虛構情節,卻可能引出一連串新的爭論,使被歌頌者反而受到更加嚴苛的審視。 這不是很荒誕嗎? 本來想替一個人增添光彩,結果卻可能把他推到公眾質疑的中心。 本來想為他樹碑立傳,結果卻可能招來更多非議。 這樣的歌頌,究竟是在幫忙,還是在添亂? 四、一粒老鼠屎壞一鍋粥 俗話說:“一粒老鼠屎壞一鍋粥。” 這句話用來形容歷史題材電影中的重要失實,倒是頗為貼切。 一鍋好端端的粥,掉進一粒老鼠屎,整鍋粥可能就沒人願意吃了。即使其它地方乾乾淨淨,人們也難免心生疑慮。 所謂“一次作假,次次遭疑”,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一次失實並不能證明其它事情也都是假的。但是,信任一旦受到破壞,人們便可能不再輕易相信那些原本真實的內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老鼠屎掉進粥鍋,可能是意外,是疏忽,是令人遺憾的事故。 如果有人明明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卻經過考慮,主動把它放進鍋里,事情的性質就不同了。 《長津湖》講述的是一場真實而慘烈的戰爭。 無數普通士兵在嚴寒與炮火中犧牲。他們忍受的飢餓、寒冷、恐懼與痛苦,都是真實戰爭的一部分。這段歷史本身就足夠沉重,足夠令人動容。 為什麼還要給它添加虛構的個人功績? 電影創作者或許認為,這樣的情節可以增強感染力,豐富人物形象。 可是,他們是否想過,一旦觀眾發現某段重要情節並非史實,便可能進一步懷疑:其它英雄事跡是否也經過類似加工?那些悲壯的場面究竟有多少來自真實歷史,又有多少只是編劇的想象? 如此一來,本來應該受到尊重的真實犧牲,反而可能因為不必要的虛構而蒙上疑雲。 這便是第二層“使壞”:故意往好端端的一鍋粥裡面放老鼠屎。 拿虛構裝飾英雄,可能損害英雄的聲譽;拿虛構裝飾戰爭,可能損害真實戰爭的歷史信用。 尤其令人難以接受的是:這鍋粥不是普通的娛樂消費品,而是以無數真實犧牲者的鮮血和生命為題材的歷史作品。 五、有真食品不吃,偏要製造假食品 我還有一個疑問。 朝鮮戰爭中,難道缺少真實而感人的故事嗎? 當然不缺。 那些在極端嚴寒中堅持作戰的士兵,那些在補給斷絕時忍飢挨餓的士兵,那些負傷後仍然照顧戰友的人,那些僥倖生還卻終生難忘戰場經歷的人,哪一個不值得書寫? 志願軍老兵劉家駒留下了《我經歷的朝鮮戰爭》等回憶,記錄了戰爭中的飢餓、恐懼、傷亡,以及一些令人痛苦的人性經歷。 這些文字未必符合整齊劃一的英雄敘事,卻讓我們看到了普通士兵真實而複雜的戰爭生活。 這樣的故事難道不值得拍成電影? 我常常覺得,這就像一個廚師,明明有大量真實、新鮮、富有營養的食品可以端上餐桌,卻偏偏要費盡心思製造假食品,再把假食品包裝成真食品,讓顧客吃得津津有味。 如果顧客提出質疑,廚師便振振有詞:這是烹飪藝術,允許發揮想象! 可是,誰反對烹飪藝術了? 問題在於,你為什麼要把假食品冒充真食品? 觀眾當然有權欣賞虛構故事,但也有理由知道哪些是歷史,哪些是想象。 尤其是當真實的戰爭經歷尚未得到充分講述時,創作者為什麼不把更多精力用於發掘真實的歷史,而偏要為真實人物安排虛構的功績? 另外,假食品能夠大行其道,當然不能只問廚師為什麼製造,還要問食客為什麼願意接受。 這些,難道不值得追問嗎? 六、比電影摻假更令人不安的,是觀眾如何看待歷史 《長津湖》的票房成績十分驚人。 數以千萬計的觀眾走進電影院,在宏大的戰爭場面中受到震撼,被英雄犧牲的情節所感動。 但票房成功究竟說明了什麼?它能夠說明電影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卻不能證明電影所呈現的歷史解釋就是正確的。 一個故事即使被千萬人欣賞,也不會因此從虛構變成事實。 更值得思考的是,《長津湖》並不只是在講述一場戰役,它還承載着關於朝鮮戰爭的宏大敘事:“保家衛國”、“愛國主義”、“抵抗侵略”,等等。 這些口號本身並不能代替對歷史真實的考察。 朝鮮戰爭究竟為什麼爆發?中國為什麼決定出兵?出兵是否不可避免?戰爭造成了怎樣的損失?軍事決策中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問題? 這些都是值得認真追問的問題。 然而,在目前體制內高度統一的戰爭敘事中,觀眾太容易接受已經準備好的結論,而極少追問結論背後的歷史依據。 恰恰相反,在影片第27分鐘,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張涵宇飾)對士兵做參戰動員時激憤地說(大意):我們已經取得了全國的勝利,共產黨也剛剛給我們分了土地,我們需要休養生息,可是美帝國主義,要把這些從我們的手裡奪走。你們說,我們怎麼辦?士兵們齊聲回答:戰鬥!戰鬥!戰鬥! 在我看來,編導們除了不顧歷史事實,還在繼續拱火挑撥誤導中國的反美民族情緒,往輕處說就是在“使壞”,往重處說呢,就隨你怎麼想了。 這讓我再次想起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指鹿為馬”。 趙高把鹿說成馬,並不是真的分不清鹿和馬。他要測試的是,誰願意在權力面前放棄自己的判斷。 今天的電影傳播當然不同於秦朝宮廷中的權力測試,但是,顯然,《長津湖》的編導們事實上在帶頭呼應着這種指鹿為馬的戲碼。 這究竟是一群什麼人? 如果一種歷史解釋長期占據公共傳播的主導地位,而不同的史料和觀點難以得到同等討論機會,那麼人們可能逐漸習慣於只聽到一種聲音。 比強迫人們說同一種話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們逐漸習慣於只聽到同一種話,並誤以為這就是歷史的全部。 我並不認為所有被《長津湖》感動的觀眾都缺乏獨立思考。一個人完全可以為志願軍士兵的犧牲流淚,同時對朝鮮戰爭的政治決策提出質疑。 但我擔心的是,當一部電影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和社會讚譽時,人們是否還願意認真討論其中的歷史失實? 是否還願意聽聽那些真實參加過戰爭、卻講述了不同經歷的老兵的聲音? 如果電影帶來的情緒亢奮取代了歷史追問,那麼再高的票房,也不能證明公眾真正理解了那段歷史。 七、究竟是在歌頌英雄,還是在使壞? 說到這裡,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 《長津湖》的編導們究竟是在歌頌英雄,還是在使壞? 我不知道影片的創作者內心究竟怎樣考慮,也不能僅憑几個情節判斷他們的全部動機。 但我認為,歷史題材創作者至少應當明白一個道理:真實人物的功績,不能僅憑編劇的想象來增加;真實戰爭的意義,也不能僅靠宏大的場面和激昂的口號來決定。 把一個杜撰的故事放在一個被歌頌者身上,是在幫他,還是在害他? 因為一個虛構情節,讓觀眾懷疑其它真實的英雄事跡,是在維護歷史,還是在損害歷史的可信度? 如果一部電影使人們熱血沸騰,卻沒有使他們更願意了解戰爭的真實起因、過程和代價,那麼這種熱血沸騰,又究竟意味着什麼? 尊重那些在長津湖戰場上犧牲的士兵,不只是讚美他們如何英勇地死去,還應該追問他們為什麼死,哪些犧牲本來可以避免。 他們經歷的戰爭是真實的,他們付出的生命是真實的,不需要虛構的東西來裝飾。 歷史上的英雄不需要別人替他們編造榮光,歷史上的犧牲者更不應該為別人的虛構承擔代價。 看來, “做事是做戲,做戲是做事”這句話,倒是真的應在了《長津湖》的編導們身上了。

毛岸英(黃軒飾)現身長津湖前線送達志願軍司令部給七連長的穿插命令

在美軍轟炸機空襲中,毛岸英奮不顧身沖回司令部會議室要搶救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