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的紀律檢查,是否也該接受法律檢查? ——從反腐敗看黨紀、國法與執政責任 我黨有一個頗為特別的機構,叫作“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紀委”。到了中央一級,便是大名鼎鼎的“中紀委”。 顧名思義,紀委是檢查黨的紀律的。一個政黨有自己的章程、紀律和組織監督機構,本來無可厚非。黨員違反黨紀,黨組織可以批評、警告、撤職,直至開除黨籍。這與其他社會組織依據章程管理成員,在基本法理上並無根本不同。 可是,我黨的紀委似乎不滿足於檢查紀律。它還可以調查涉嫌犯罪的官員,通過與國家監察機關合署辦公,實際參與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一個官員昨天還在主席台上作報告,今天突然不見蹤影,過了幾個月,甚至更久,公眾才可能從官方通報中得知,他已經被紀委帶走“立案審查調查”。 至於人在何處,何時失去自由,由誰決定採取強制措施,有沒有獲得有效法律救濟,外界往往無從知曉。 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疑問: 紀委究竟是在檢查黨內紀律,還是在行使國家的刑事調查權?黨內紀律,什麼時候變成了可以限制公民自由的法律依據? 一、黨紀是黨紀,國法是國法 一個政黨當然可以有黨紀,正如一個幫會也可以有幫規。 這不是說政黨等於幫會,而是說,任何組織的內部規則都有邊界。組織可以處罰成員,卻不能僅憑內部規定拘禁成員。 試想,一個幫會宣布某人違反幫規,將其關押三個月,再慢慢調查其是否違規違法,幫會的這種做法本身就已經構成違法。 中國《憲法》第五條明文規定,各政黨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三十七條又明確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 這裡沒有寫,共產黨員除外;也沒有寫,中央領導幹部除外;更沒有寫,凡是中紀委決定調查的人,其公民權利便可以暫時擱置。 當然,刑事嫌疑人在法院判決之前,也可能依法受到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法治並不意味着嫌疑人在定罪之前絕對不能受到任何自由限制。 問題在於:誰有權決定?依據什麼法律?經過什麼程序?有沒有獨立的審查與判斷? 2018年以後,中國用國家監察機關的 “留置” 取代了過去的“雙規”。2024年修正的《監察法》規定,一般留置期限不超過三個月,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對特定嚴重職務犯罪案件,還可以依法進一步延長,甚至在規定條件下重新計算期限。 因此,今天不能簡單地說,留置完全沒有法律依據。國家確實已經通過立法授予監察機關這項權力。 但問題恰恰在這裡。 把原來黨內調查體系使用的強制手段寫進國家法律,並不意味着有關憲法保障、司法獨立和權力制衡的疑問就此消失。 紀委與監委合署辦公,監察機關採取留置主要實行系統內部審批,而不是由獨立法院事先決定。被調查人的申訴與變更留置申請,也主要在監察體系內處理。 如此一來,調查者與審查調查措施合法性的人,仍然處於同一權力體系之中。 這究竟是對權力的有效制約,還是權力的內部循環? 二、從秦剛、張又俠看政治決定與司法程序 近年來,一些高級官員突然退出公眾視野,官方信息極為有限。 秦剛自2023年夏天淡出公眾視野,隨後被免去外交部長、國務委員等職務。至今,公眾仍缺乏足夠信息了解其完整處境及有關法律狀態。沒有可靠公開證據足以斷言他已被拘禁,但這種長期的信息缺失本身值得追問。 張又俠的情況則不同。2026年1月24日,國防部宣布,經黨中央研究,決定對張又俠、劉振立立案審查調查。後來,官方又宣布張又俠被開除黨籍、軍籍,涉嫌犯罪問題移送軍事檢察機關。 請注意最初通報中的措辭: “經黨中央研究,決定……” 這首先是一個黨內政治決定,而不是法院裁判,也不是關於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法律文書。 當然,立案調查不等於已經羈押。但如果一個人確實因此失去自由,法律上必須能夠回答:由哪個有權機關作出決定?適用什麼法律?何時開始執行?當事人享有哪些權利? 不能因為一句“黨中央決定”,這些問題就統統不必回答了。 問題不在於張又俠是否清白,也不在於秦剛是否值得同情。一個人即使最終被證明犯有嚴重罪行,也不意味着他在調查期間不享有公民權利。 法律保護的不是某個官員的政治地位,而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 三、黨內開會決定國家大事,原本就不是新鮮事 其實,紀委的問題,只是一個更大制度問題的縮影。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許多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都由中共最高領導層主導。 1950年出兵朝鮮,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1979年中越戰爭,1989年北京戒嚴及隨後發生的軍事鎮壓,都涉及黨的最高領導層的重大政治決策。 當然,這些事件發生於不同憲法和法律制度之下,不能簡單套用今天的國家機關權限。1950年全國人大尚未成立;1989年國務院也確實正式發布了戒嚴令。 但它們仍然提出同一個問題:國家機關是在獨立履行法律賦予的職權,還是主要負責將黨內已經形成的決定轉化為國家行動? 這兩者有本質區別。 張志新案提供了一個令人沉痛的歷史例證。 1975年,遼寧省委領導層參與決定對張志新判處死刑,隨後司法機關完成有關程序,張志新於4月4日被處決。關於她臨刑前遭到喉部傷害、以阻止其喊冤或喊口號的情況,後來也有多種報道和回憶材料披露,雖然具體執行方式和責任鏈條仍有需要考證之處。 一個人因為政治言論而被判處死刑,政治機關又深度介入司法處理,甚至出現臨刑前人為傷害受刑人的指控,這涉及的已經不僅是司法獨立問題,而是國家權力如何對待人的生命和尊嚴。 我自己對這類事情並不完全陌生。 1972年秋天,我在山西侯馬,曾在公路旁看見一輛停下示眾的刑車。車上站着多名即將被處決的犯人,分別面向卡車的不同方向。我面對的一人身穿灰色衣服,胸前有大片刺眼的血跡。當時圍觀者議論,說是喉管被切傷,以防止臨刑喊口號。我沒有親眼看見傷害發生,因此不能證實血跡的具體來源。 1976年,我在河南插隊時,又聽一位曾在四川服役、多次擔任行刑隊警衛的復員軍人談起類似做法。他說自己見過,還說後來有人改用竹夾夾住受刑人的舌頭,阻止其發聲。 這些都是我在1980年讀到張志新遭遇的報道之前便已經有過的見聞。 它們不能單獨證明全國存在統一的操作制度,但足以使我長期關注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些掌握國家強制權力的人,連一個即將死去的人最後說話的機會,也要設法剝奪? 回到今天的紀委制度,我們當然不能把1970年代的刑場與現行監察留置直接等同。但它們使人不能不追問:當政治決定缺乏有效的外部法律制約時,個人權利究竟能夠得到多大程度的保障? 四、越反越多的腐敗:紀委究竟在檢查什麼? 現在不妨暫時撇開法律問題,單純從紀委的工作成效來看。 一個政黨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目的自然是維護紀律、防止腐敗。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要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可是,反腐敗工作持續多年,查處案件依然數量龐大。 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布的數據,202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62.6萬件,2024年87.7萬件,2025年達到101.2萬件;2025年處分98.3萬人。 這當然不意味着每一個被立案的人都犯了貪污罪,也不能僅憑案件數量增加就證明實際腐敗發生率上升。調查力度增強,同樣可能使更多隱藏問題暴露出來。 但問題仍然存在:經過長期思想教育、組織管理、紀律約束和高強度查處,為什麼還需要處理如此龐大的違紀違法案件? 一個除草劑廠家,如果年年宣稱自己的產品如何有效,而農田裡的雜草卻始終蓬勃生長,人們自然會問,這種除草劑是否有效或者甚至是假的? 紀委也一樣。 一個以查處腐敗為主要成績的機構,不能僅用查處數量證明自己已經成功預防腐敗。 五、三個環節,一個問題 我黨歷來強調理想教育、組織紀律和紀律檢查。 這實際上構成了三個連續的治理環節。 首先,理想教育希望黨員自覺廉潔奉公。 其次,紀律約束希望黨員即使不能完全自覺,也會被組織規則約束行為。 最後,紀律檢查則負責發現和處理違反規則的人。 這套體系看似完整。 但如果腐敗長期嚴重,就有必要分別檢驗三個環節:教育究竟有沒有改變行為?紀律是否對所有黨員一視同仁?檢查是否真正減少了新發生的腐敗? 更重要的是,這三個環節都屬於同一個組織體系。 誰制定紀律?黨。 誰解釋紀律?黨。 誰決定調查?黨內領導體系及依法設立的監察機關。 誰檢查紀委?還是黨內監督體系。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結構性難題:當腐敗涉及最高權力,或者涉及最高領導層的用人、任命與監督責任時,是否存在一個真正獨立於這些權力的審查監督機制? 監督下屬與監督上級,畢竟不是同一回事。 六、紀律檢查,為什麼不檢查個人崇拜? 說到這裡,還有一個問題不能迴避。 我黨有《黨章》,而且《黨章》寫得相當明確: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實行集體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黨的領導幹部職務不是終身的。 這些難道不是黨紀黨規? 如果有人搞個人崇拜,破壞集體領導,使重大決策越來越依賴個人意志(“定於一尊”),甚至搞領導職務長期化,那麼紀委是否也應該依據《黨章》進行監督,審查其中是否存在違紀違規行為? 紀委的職責本來就不是單純查貪污。按照《黨章》,它首先應當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 破壞集體領導、削弱權力制衡,可能影響整個國家的決策機制,應當受到制度監督。 一個普通黨員違反組織紀律,可以受到處分;一個地方幹部違反民主集中制,也可以受到追責。那麼,當同樣的問題涉及最高領導層時,監督機制又如何運作? 這不是要求紀委憑政治印象給任何人定罪,而是要求它能夠依據明確規則,對不同級別的黨員適用同樣的紀律標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黨章》一面禁止個人崇拜,黨內紀律文件另一面又要求維護最高領導人的核心地位。誰來判斷正常的領導權威與個人崇拜之間的界限? 如果這種判斷只能由最高領導層自身作出,那麼禁止個人崇拜的規定,就是一句空話。 檢查普通黨員是否服從領導,相對容易;檢查領導者是否遵守黨章,才是真正考驗紀律監督制度的地方。 如果紀律檢查只能自上而下,而不能有效地自下而上,甚至不能對最高權力形成獨立約束,那麼它所維護的不是黨的全部紀律,而是組織內部的權力秩序。 七、真想清廉,為什麼不讓社會來監督? 反腐敗其實還有一條不完全依賴黨內紀律的道路。 例如,台灣1993年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要求特定公職人員申報財產,並對部分高級公職人員實行定期公開。社會公眾可以依法查閱,申報不實還可能受到處罰。 台灣當然也有腐敗,財產公開也不可能消滅一切貪污。但它至少把監督的一部分交給了社會,而不是只要求官員向自己的上級報告。 中國大陸也有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但主要是向上級組織申報,不是向社會公開。 官員向上級報告財產,上級可能知道他有多少錢;官員向社會公開財產,公眾則有機會發現其收入、財產與權力之間是否存在異常關係。 前者依賴組織內部願不願意調查,後者增加了外部發現問題的可能性。 為什麼不更廣泛地實行公開? 反對者可以提出隱私、安全、核查成本等問題。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明確公開範圍、保護無關個人信息和建立核查機制解決,並不意味着只能實行內部申報。 從比較制度的角度看,財產公開不是廉潔的充分條件,卻是減少監督信息不對稱的一種重要手段。 八、經濟腐敗之外,還有生活腐敗與權力濫用 談到腐敗,人們往往只想到貪污受賄。 其實,權力還可能被用於謀取性利益、安排親屬、享受特權、侵害下屬,甚至掩蓋違法行為。 我黨並非沒有相關紀律。現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門規定了生活紀律,對生活奢靡、不正當性關係、利用職權或從屬關係發生性關係等行為設有處分條款。 可是,這些紀律從來沒能約束我黨的各級領導者:高級領導人如高崗、毛澤東、劉少奇、葉劍英、蘇振華等人給歷史留下了說不完的故事和色彩斑斕的傳聞。 如果一個政黨要求普通黨員嚴格遵守生活紀律,那麼最高領導者是否同樣接受監督?他們的行為如果涉嫌利用權力侵害他人,誰有權獨立調查? 至於戰爭中虐待俘虜、侵害群眾等問題,性質甚至不只是生活紀律,而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及戰爭法責任。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早就提出“不打人罵人”、“不虐待俘虜”、“不調戲婦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寫下這些紀律並不困難,真正困難的是,當違反紀律的人擁有權力時,誰能追究他們? 九、從腐敗到“盜賊統治” 政治學中有一個詞,叫作 Kleptocracy,通常譯為“盜賊統治”或“竊盜統治”。 它描述的是一種權力與財富攫取高度結合的統治形態:掌權者及其關係網絡利用公共權力獲取私人財富,國家資源可能成為少數人的利益來源。 這不是一個可以隨便加在某個官員身上的刑事罪名,而是一種政治制度分析概念。 2012年,《紐約時報》曾通過企業和監管記錄,調查溫家寶家族成員控制的巨額資產。這項報道後來獲得普利策國際報道獎。報道並沒有證明溫家寶本人持有這些資產或犯有貪污罪,卻提出了高級領導人親屬財富、商業利益與公共權力之間值得調查的問題。一度,溫家寶事件還成為維基百科Kleptocracy 這個詞條的舉例案例之一(現已被人刪除)。 對於類似調查,一個重視廉政透明度的制度,應當如何回應?是否應當提供可以核查的財產說明?是否應當允許獨立媒體繼續追蹤?是否應當由獨立機關審查潛在利益衝突? 這些問題不能靠簡單的黨紀解決。 更不能把“組織已經調查”當成公眾必須停止追問的理由。 一個制度究竟有沒有形成“盜賊統治”的特徵,需要綜合研究公共資產流向、權貴商業網絡、利益衝突、司法追責和政治權力結構,而不能僅憑體制本身作出結論。 如果缺乏財產公開和獨立調查,就連作出必要判斷所需要的基本信息,也很難獲得。 十、誰來檢查紀律檢查委員會? 現在再回到文章的題目。 紀委檢查黨員,誰檢查紀委? 按照現行制度,中紀委受黨中央領導;國家監委依法接受人大監督,並有內部監督和其他法定製約機制。 因此,不能說紀委監委完全沒有監督。 但問題是,這些機制能否形成獨立、公平、公開、有效的制約? 如果一個機關能夠調查別人,卻主要依賴同一權力體系來調查自己;如果它可以對下級官員進行嚴厲審查,卻難以獨立監督決定其權限與人事的最高領導者,那麼它的監督能力就存在需要正視的制度邊界。 一個政黨如果長期宣稱廉潔奉公、嚴格紀律和為人民服務,卻仍然需要大規模查處違紀違法人員,那麼公眾自然有理由要求它解釋:教育、紀律和檢查這三個環節究竟取得了什麼長期成效? 這涉及的不只是紀委的工作績效,也涉及執政黨的治理能力、政治正當性、統治合法性。 畢竟,一個組織不能只要求成員對它負責,而不需要自己向社會解釋。 十一、紀律應當服從法律,權力應當接受監督 說到底,紀委作為黨內紀律檢查機關,並非天然沒有存在的理由。 問題在於它的權限邊界。 如果只是檢查黨員紀律,黨組織當然可以自行處理。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就必須進入國家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如果需要限制公民自由,就必須有嚴格的法律依據、必要性審查和有效權益保障。 即使國家法律已經授權監察機關採取強制措施,也仍然需要追問:這種授權是否符合憲法人身自由保障原則?是否有充分的獨立審查?是否可能受到政治權力的不當影響? 反腐敗不能成為降低法律標準的理由。 而對於長期存在的腐敗問題,也不能永遠只靠抓人、處分、教育,再抓人、再處分、再教育。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腐敗能夠反覆發生,以及現有制度能否改變產生腐敗的條件。 我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檢查別人已經幾十年了。 那麼,是否也該讓法律和社會來認真檢查一下它自己? 如果紀律檢查的目的真是維護法紀,那麼紀律檢查機關首先就應當成為遵守法律、接受監督的表率。 否則,人們難免要問: 究竟是紀律在約束權力,還是權力在支配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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