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和 　　 　　明代實行里甲制度，里甲是社會基層組織。據《明史》卷七十七“食貨一”： 　　 　　洪武十四年（1381）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 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 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 　　 　　簡言之：一百一十戶為一里。一里之中推富裕的十戶為長（每戶在十年中皆有充當一次里長的機會），其餘百戶分為十甲，甲設甲首（十戶為一甲，每戶在十年中皆有充當一次甲首的機會）。城鎮中的里稱為“坊”，市郊（近城者）則稱“廂”。鄰里的“里”、街坊的“坊”，同義。 　　 　　城鎮是居民聚居區，人們比鄰而居，隔門相望。鄰里關係構成城鎮居民生活中最基本的人際關係之一。民間有俗語“左親右鄰”、“遠親不如近鄰”等，表明了鄰居、鄰里、街坊關係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金瓶梅》萬曆本中出現最早的家庭是武大郎一家，崇禎本則是西門慶一家，鄰里關係在一開始就占據了突出地位，據此繁演出洋洋九十萬言。 　　 　　張竹坡在《金瓶梅讀法》中說： 　　 　　《金瓶梅》因西門慶一份人家，寫好幾份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應伯爵一家，周守 備一家，何千戶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雲峰，在東京不算。夥計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算。凡這幾家，大約清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 吁！一元惡大憝矣。且無論此回有幾家，全傾其手，深遭荼毒也，可恨，可恨！（八四） 　　 　　以上列舉其實很不完整，如還有王婆一家，韓道國一家，常時節一家，薛嫂一家，李衙內一家，等等。而且，《金瓶梅》也不僅“寫及一縣”，實際的地理範圍 更為廣袤——它先由武大郎一家，從外圍進入以西門慶、西門府為中心的網狀結構，進而輻射漸及縣、州、山東（省）以至京都，以錯綜複雜、盤根錯節的大小網 絡，展現出晚明社會的全息景觀。 　　 　　《金瓶梅》猶如提供了一個活體解剖的樣本，使我們在四五百年後的今天，得以對晚明鄰里關係這一社會機體的細胞進行觀察與分析。

　　在《水滸傳》中，只簡單地說“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 （第二十三回）。

　　《金瓶梅》的作者將故事發生地由陽穀縣挪移到清河縣，而且異常關注武大的居住環境。他讓武大到清河縣後連搬四次；在敘述中也不斷強化四鄰的動態與反應，轉換着觀察的視角，拓寬了視野，從而擴展了敘事的地域範圍，密集了人物的關係網絡。

　　改造過的武大郎故事，如果用最簡捷的語言來概括，已經轉變為“選擇鄰居”的故事，或者說，是對家喻戶曉的儒家經典傳說——“孟母三遷”的顛覆。“孟母三遷”，愈遷愈佳，以皆大歡喜的喜劇作結；武大擇鄰，每況愈下，最後導致飲鴆亡身。　　

　　武大先是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隨後“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個女孩兒”，“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拆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依 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見他本份，常看顧他，照顧他炊餅；閒時在他鋪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 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後來張大戶居然又把潘金蓮拱手相送，“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兩與他”（第一 回）。武大的這次擇鄰，出乎意料地幸運：遇着“貴人”，得到“佳人”。 　　 　　但“福兮禍所伏”。想不到的是，“貴人”死了，“佳人”則是惹禍的根苗。武大被主家婆“實時趕出，不容在房子裡住”，武大隻得第三次搬家，“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

　　這次鄰里環境惡劣，“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這夥人大約屬於古代的“問題少年”，閒來就要串街走巷，無事生非：

　　睃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沾風惹草。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

　　武大受不了騷擾，決定第四次搬家，潘金蓮賣了私房釵梳，“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未完待續) 　　 　　——選自《鄰里故事：善惡一念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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