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和 　　 　　明代实行里甲制度，里甲是社会基层组织。据《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 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 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 　　 　　简言之：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之中推富裕的十户为长（每户在十年中皆有充当一次里长的机会），其余百户分为十甲，甲设甲首（十户为一甲，每户在十年中皆有充当一次甲首的机会）。城镇中的里称为“坊”，市郊（近城者）则称“厢”。邻里的“里”、街坊的“坊”，同义。 　　 　　城镇是居民聚居区，人们比邻而居，隔门相望。邻里关系构成城镇居民生活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之一。民间有俗语“左亲右邻”、“远亲不如近邻”等，表明了邻居、邻里、街坊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金瓶梅》万历本中出现最早的家庭是武大郎一家，崇祯本则是西门庆一家，邻里关系在一开始就占据了突出地位，据此繁演出洋洋九十万言。 　　 　　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说： 　　 　　《金瓶梅》因西门庆一份人家，写好几份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 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 吁！一元恶大憝矣。且无论此回有几家，全倾其手，深遭荼毒也，可恨，可恨！（八四） 　　 　　以上列举其实很不完整，如还有王婆一家，韩道国一家，常时节一家，薛嫂一家，李衙内一家，等等。而且，《金瓶梅》也不仅“写及一县”，实际的地理范围 更为广袤——它先由武大郎一家，从外围进入以西门庆、西门府为中心的网状结构，进而辐射渐及县、州、山东（省）以至京都，以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大小网 络，展现出晚明社会的全息景观。 　　 　　《金瓶梅》犹如提供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样本，使我们在四五百年后的今天，得以对晚明邻里关系这一社会机体的细胞进行观察与分析。

　　在《水浒传》中，只简单地说“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 （第二十三回）。

　　《金瓶梅》的作者将故事发生地由阳谷县挪移到清河县，而且异常关注武大的居住环境。他让武大到清河县后连搬四次；在叙述中也不断强化四邻的动态与反应，转换着观察的视角，拓宽了视野，从而扩展了叙事的地域范围，密集了人物的关系网络。

　　改造过的武大郎故事，如果用最简捷的语言来概括，已经转变为“选择邻居”的故事，或者说，是对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传说——“孟母三迁”的颠覆。“孟母三迁”，愈迁愈佳，以皆大欢喜的喜剧作结；武大择邻，每况愈下，最后导致饮鸩亡身。　　

　　武大先是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随后“不幸把浑家故了，丢下个女孩儿”，“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拆了资本，移在大街坊，张大户家临街房居住，依 旧做买卖。张宅家下人，见他本份，常看顾他，照顾他炊饼；闲时在他铺中坐，武大无不奉承。因此张宅家下人个个都欢喜，在大户面前，一力与他说方便。因此大 户连房钱也不问武大要”。后来张大户居然又把潘金莲拱手相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的嫁与他为妻”，“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银两与他”（第一 回）。武大的这次择邻，出乎意料地幸运：遇着“贵人”，得到“佳人”。 　　 　　但“福兮祸所伏”。想不到的是，“贵人”死了，“佳人”则是惹祸的根苗。武大被主家婆“实时赶出，不容在房子里住”，武大只得第三次搬家，“又寻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

　　这次邻里环境恶劣，“左右街坊有几个奸诈浮浪子弟”。这伙人大约属于古代的“问题少年”，闲来就要串街走巷，无事生非：

　　睃见了武大这个老婆，打扮油样，沾风惹草。被这干人在街上撒谜语，往来嘲戏，唱叫：“这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

　　武大受不了骚扰，决定第四次搬家，潘金莲卖了私房钗梳，“当下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照旧卖炊饼”。(未完待续) 　　 　　——选自《邻里故事：善恶一念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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