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提起溫州人，幾乎所有人都會說：“溫州人聰明啊，有經商頭腦。”

是啊，溫州人吃苦耐勞，對經商似乎有着與生俱來的敏銳觸角。他們善於抓住商機，而且向來以此為榮。哪怕在還未改革開放的70年代，我們家和糖廠的鄰居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擁有一台或數台小小的機器，在業餘時間生產鬆緊帶，然後等着有人定期上門來收購。當然，沒有人去大庭廣眾之中明目張胆地宣揚自己的副業，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到了80年代，溫州的服裝鞋帽、電器、汽摩配、眼鏡等產業已經在全國嶄露頭角，全國的第一個電話村就是80年代中期出現在溫州瑞安的韓田村。我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我的一個高中同學就來自於這個村莊，我目睹了她父母從小打小鬧、業餘生產經營汽摩配的小學教師發跡為現在的大企業家的整個過程。這次回去幾位同學應邀去她父母家做客，圍着圍牆、占地3畝的院落里是一棟五層的住宅樓和幾棟作為廠房用的平房，他們還在離市區不遠的地方購置了30多畝土地，打算擴建產房。我LG也算是見多識廣了，但看了她家堪與港台電視劇里的豪宅媲美的住宅也不禁半開玩笑地感嘆：“你家已經不是小康的概念了，是絕對的大康了。”

改革開放後，溫州人更是如魚得水，甚至連很多公務員都有自己的家庭副業。我表哥原來是瑞安某局的局長，他小舅子開皮鞋廠。每天下班後，他都會幫表嫂給她弟弟的皮鞋廠燙裝皮鞋用的塑料袋，有時忙不過來，我父母也會幫忙，收入好像還很不錯呢。不過，那是80年代的事情了，現在表哥下海經商做房地產，這種小兒科的手工作坊人家才不會看上眼呢。

我三位最要好的高中同學原來都畢業於溫州師範專科學校（後來改名為溫州師範學院，2006年和溫州大學合併後又改名為溫州大學），現在都是當地的中學老師，兩位教高中，一位教初中。中國實行16年義務教育後，初高中老師的收入拉開的距離一下子大得令人難以置信：高中老師因為學校有學費收入，年薪可達八萬左右，而初中老師的年薪卻只有三萬多。好在我那位教初中的同學向來淡薄名利，她周圍的好多同事都或“帶學生”或給學生課外補習忙得不亦樂乎，從中得到的收入是工資的數倍，而她，照樣每天早起爬山健身，下班回家便看看小說，偶爾和同事或朋友打打麻將，一副悠哉自在的模樣。

我不知道“帶學生”是否為溫州的特有現象，但我想溫州至少是最早開始這種做法的地方之一。溫州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是，最初富起來的那批人，大多數文化程度都很低，有些甚至都沒怎麼上過學。我姐姐也算是較早下海的一個，她接觸的朋友中，有些開始時甚至連普通話都不大會說，卻照樣全國各地到處跑，做生意掙大錢。由於自己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對知識有一種特別崇拜的心理，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但由於他們忙於經商，很多還經常全國到處跑，無暇照顧孩子，更沒能力指導孩子學習，於是，很多人就把孩子寄放在班主任或任課老師家裡，每月交兩、三千的食宿費，孩子不但生活得到了照顧，而且有了較好的學習環境，遇到不懂的地方，老師也能給予指點。更重要的是，孩子不會因為沒人管教而染上不良習氣，甚至走錯路。我的一位初中同學夫妻倆都是英語老師，最多的時候，家裡住了20多個孩子。他們請了保姆專門做飯搞衛生，幾年間，他們從祖傳的house換了condo，然後又買了地造了五層高的house，還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買了多處房產，短短的幾年，她買了賣，賣了又買，通過房產買賣，她的資產不知暴漲了多少倍。而我記憶中的她，原來只是一個非常好脾氣的老實女孩。另一位大學同學，來自舟山，畢業分配到溫州師院工作，多年也是一直英語輔導班辦得紅紅火火的，有時有人報不上名還要托人找關係才能收呢。

看來環境造就人這句話說的一點都沒錯。溫州就是一個適合經商、鍛造商人的地方。和她們相比，我覺得自己已經不是地道的溫州人了：以前在國內的時候，也經常有一些人來問過我是否願意業餘時間幫他們的孩子做輔導，我都是想都沒想一概謝絕的。

下一篇，說說溫州的炒房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