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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美国是真的一切都从美国利益出发吗? 2019-02-10 09:39:38

有极多的被中共洗脑的国人、当然还有一大批五毛烂人、吸痈舔痔之徒一提起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作为就把读者往“美国这样那样做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大家只要静心一想就知道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妖言惑众。


确实,美国在其世界各地的行为中大都获得了利益,但是美国得做法很少是纯粹为美国自己一国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理由如下: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互利关系而不是零和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最大邪恶之处就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成零和关系,从而导致经济不成功的人士仇恨经济成功的人士。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邻国安定、人民幸福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国古代春秋五霸没有一个是纯粹靠自利成功的。美国的做法也一样。比如美国牺牲了几十万士兵帮助欧洲打败纳粹,又牺牲几十万士兵打败日本并顺带把东亚从日本铁蹄下拯救出来、然后还帮助日本人建立完善文明的政治制度、从而使之过上繁荣富裕的生活,之后又领导北约战胜苏联,等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美国自然而然成为霸主,天经地义,原理和春秋五霸成霸主没有本质区别。因而妖魔化美国其实就是忘恩负义之徒的行为。


而且,美国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却赔了很多钱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比如伊拉克战争美国赔了几万亿美元进去。我历史不好,但是我知道当年西方列强收受中国赔款,只有美国把中国的赔款用在了中国。这个不是义那是什么!


当然,在中共几十年愚民政策后,当今太多的所谓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哪里、不知道“义”是什么。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没信仰、没信用、没感激之情的无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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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奠基人和川普现象浅论美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 2019-01-26 14:35:09

凡是从大陆过来的人都被灌输了“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这个观点。年轻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洗脑,因此一本正经地认定中国不能实施西方民主,因为一试就会乱,比如印度,南美。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自然慢慢意识到我被骗了。因为这些借口都禁不起推敲。比如,既然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那为什么拿印度和南美做证据?这两者都谈不上西方国家。又比如中国人素质低,但是来到西方国家后中国人一般都是当地社会的良民:犯罪率一般都低于当地人,当然是远远低于来自其它第三世界的移民。


但是尽管如此,我一直没有直接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完全适用于中国,尽管我认为西方民主的一些缺陷需要加以修正。


昨天我无意中看了一段Charles Murray的采访录像(Youtube -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他提到美国奠基人,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所有他们都认为美国宪法需要一个适合的人民才能起作用,而且他们的看法是这个人民必须有四大特点:重视婚姻(Integrity of marriage), 勤奋(industriousness),有宗教信仰(religiosity),和诚实(Honesty),这样的人民才能成为有能力自治的人民。


我不禁想到中国人民是不是符合要求。我认为符合。首先重视婚姻和勤奋就不用多说了,诚实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诚实是中共的敌人,怪不得中共这么致力于培养中国小民奸诈)、是中国文化的概念"君子"必不可少的成分,其实也不是问题。中国缺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但是中国人信天,所以这也不是问题。因此,按照美国奠基人的说法,美式民主也适用于中国人。怪不得中国移民到了美国日子基本都过得很好。


但是没有制度是万能的,美式民主也不例外。美式民主的缺陷导致其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同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各色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而川普现象显示的是美式民主能提供的最强烈抵抗。很遗憾,川普政策虽然基本切中要害,但是毕竟势单力薄,外加上他个性的缺陷,我开始为美国民主的未来走向感到悲观。Thomas Sowell比较肯定地认为美国已经走上了罗马帝国没落的老路,我有同感。当川普横空出世的那一时刻我以为他有力挽狂澜的机会,但是现在看看我乐观了。


谁有能力取代美国做世界文明的保护者?当然不会是当今中共统治的中国,因为那套邪恶的政治制度对世界人民而言没有任何号召力。但是如果中国有幸进入民主轨道,那么我相信中华文明中的精华能抵挡住西方文明最阴险的诱惑: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人从文化骨子里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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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新一轮洋务运动 (ZT) 2019-01-16 13:33:47

我也来贩点东西过来!!

改革开放是新一轮洋务运动: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出路


编者按:本文源自张雪忠先生的文章《告别改革开放—论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前路》。由于原文长达1.4万字,为了便于观众朋友收看,编者进行了删节。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泽东极权主义的否定,并给饱受摧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修生养息的机会和空间。与毛主义相比,改革开放是一种不小的进步,客观上也带来了相对于政府权力的社会力量的发育与成长。但改革开放作为中共政权的一种政治方针及政策措施,从来就不是像许章润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向更优良政体的过渡。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因应现实形势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和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最初的改革开放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松绑,而政治压迫的放松又会让人们企盼更文明、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八九学运发生的社会背景。但以邓为首的中共政权对学运的镇压,却无可置疑地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从来就不包含逐步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议程。有意思的是,今天仍在高声颂邓的意见人士,都要刻意忽略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重大政治决策,即决定对学生运动进行军事镇压。这一镇压不但结束了一次以自由民主为诉求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断送了一次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机会。

其实,无论是从官方的公开宣示,还是从决策者的内部商讨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有哪个中共实权人物,曾经想过要在中国建立优良的、现代的政体。他们念兹在兹的,恰恰是不惜代价固守一种落后的、前现代的政体;在所谓改革开放名义下推行的各种政策,都要以固守甚至强化既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为前提。

一种由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必然会日益腐败的,其负面效益也会日益显现。今天还在鼓吹改革开放的人,喜欢将2012年视为一个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几年描绘得特别宽松和美好。但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等完全不讲伦理底线的口号,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盛行已久的。目下中国庞大而无孔不入的内部维稳体系,以及依靠警察治国的施政机制,也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已建立和完备了。任何诚实的人都无法否认,当今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或者说政府机构的普遍腐败和社会治理的全面溃烂,并不是2012年之后才有的事。言论不自由、私权无保障、食品不安全、药品敢造假、环境被破坏、饮水被污染、空气不干净,以及很多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累积的恶果。

我从来都不否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及其后果当然要好很多。但我不能认同身为学者或意见人士,总是像官方政策的阐释者一样,一味用一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视角来看待几十年的改开路线。即使将个人权利保障和公众政治参与等较为抽象的问题先放到一边,只是从实际的政策后果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已到了反思和告别改革开放的时候,而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坚持和保卫改革开放。经过几十年所谓的改革开放,到头来中国人连安全的食品都吃不上,连可靠的疫苗都用不上,连干净的空气都吸不上,如果还要再将这样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那是不是要弄到中国人都灭绝了才罢休?

说到这里,我是希望大家注意,为改革开放张目的庸俗的效用主义话语,本身就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会有一些人从中得益,另一些人却从中受损,甚至同一群人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得益,在另一方面或另一时段受损。如果那些得益的人可以主张继续这项政策,那些受损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主张放弃这些政策呢?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妇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像家畜一样被强制结扎或引产,不少人甚至因此而丢了性命;很多人的耕地被强占,也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强拆,并且没有得到正当的补偿;很多矿工在缺乏安保措施的矿井中遭遇矿难而丧生,他们遇难的消息甚至不被允许为公众知晓;很多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患上了职业病,他们的维权之路却举步维艰;亿万背井离乡的民工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流尽了血汗,但却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歧视、被驱赶,他们的子女也因城乡隔离制度而无法跟在父母身边学习和生活,从而沦为孤独、悲惨和身心难以健康成长的留守儿童;很多孩子因食用有毒奶粉或其他有害食品而患病或丧生,起而维权的家长却被打压、被判刑;时常有中小学的女学生遭受老师、校长以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奸污,但作恶的衣冠禽兽并不一定会受到及时和公正的法律惩罚,倒是那些披露真相的媒体从业人员被迅速整肃,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被严密维稳;整整一代的大学生因为参加学运一直被当局视为异己,长期过着政治贱民般的生活;很多热心社会公义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受到政治迫害,被长期关押和秘密审判・・・・・・所有这些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凌辱、被损害的人,为什么还要拥护所谓的改革开放?

必须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才可能对公正地评判改革开放的得失。一旦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开放进行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评价,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看清当前中国的境况,甚至还可为这个国家构想一个更合理、更可靠和更清晰的愿景。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出于庸俗的效用主义心态,为高考的恢复而对邓感恩戴德,但如果我们采用权利的话语,我们就既可以看到恢复高考的举措,相对于文革时的状况是一种进步;又能够明白,在达到适当的条件时就可接受高等教育,这本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而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不但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平等、不公正的,而且政府对私人办学的限制,还人为地剥夺了一代又又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在国民教育中长期实施的政治洗脑了。又比如,改革开放时期有限容许和保护私有财产及私营经济,这与改开前相比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个人的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来就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也能看到,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财产权和营业权仍未得到政府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公权力侵犯这些权利的做法仍极其常见和普遍。

我想这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一旦我们开始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超越不同人群的不同主观感受,对改开政策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而且还可清楚地看出,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造成当今中国的种种危机和问题的。若一言以蔽之,造成这些危机和问题的根源,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得不到约束的专政体制。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公共权力不受约束和个人权利没有保障的问题,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时有恶化。这段时期不同主政者的政策侧重点或许各有不同,但在固守专政权力和压制个人自由方面,则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专断权力既可以翻手为云,亦可以覆手为雨。当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时,掌权者既可以在某一时刻出于某种现实需要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也完全可以在另一时刻出于另一现实需要而加强对社会的压迫。

最近,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保护,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但绝大部分评论者都在强调民营经济的作用,比如发展经济、缴纳税款、解决就业等等。这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论调,一方面不必要地拔高了民营企业的道义地位,因为没有谁是为了发展经济、缴纳税款或解决就业而开办企业的,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而做生意,至于提供就业也不过是做生意需要使用他人的劳务而已;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矮化了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好像不能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就不值得尊重和保护似的。

若是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来分析,就很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民营企业的开办与经营,不过是个人行使财产权、营业权等基本权利的表现与结果而已。一个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开办企业,就是在行使处分自有财产的权利,经营企业以牟利就是在行使营业权。在现代社会,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是每个人都应可靠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能将民营企业经营者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或阶层,因为任何人只要愿意,都随时可以成为或停止成为民营企业经营者。

假如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以承认、尊重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旨归的(这意味着政府权力得到了宪政规则的严格限制和约束),那就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保护民营企业的问题。人们甚至可以说,民营企业都不会成为一个专门而重要的名词,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就应该是民营的;国营企业才应该是一种例外,并应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但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假如宪政规则付诸阙如,政府权力得不到约束,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就算将民营企业的作用强调到天上去,也不可能真正消除民营企业经营者的不安全感。

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一直就是以一种公共权力缺乏约束、个人权利缺乏保障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的。一旦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几十年的不同阶段虽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但它们背后的政治权力逻辑却完全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民营经济得到更多的容许与鼓励,既是为了补救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的危局,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规模仍然比较小,政府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在客观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水准。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是要寻租的,也必然是要腐败的。可以说权力寻租现象,从改开初期的价格双轨制起,就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旦政府权力可以用来寻租和获利,那么,不但掌权者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而且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各种门路进入政府,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无限扩大的。这样的趋势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跟不上政府盘剥及消耗社会资源的增长速度了。到这个时候,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除了那些可用权力来攫取财富的人,都会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改革前期权力的相对收缩,以及对社会的松绑,与后期权力的扩张,以及包括国进民退、税负加重等现象在内的对社会的挤压,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权力运作机制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改革后期的各种挤压和收紧政策,完全是改革开放路线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在改革开放路线下,政府给予社会一定的经济活动空间,但严禁任何人挑战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权力,也从未考虑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政规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增长是与压制个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相伴随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悬殊、环境破坏严重、社会治理溃败等问题。同时,政府规模超常膨胀,公共权力全面腐败,税费负担不断加重,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与扭曲不断加强,最终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再也无力承受政府的盘剥,从而引发全面的财政危机。可以说,当前的政府财政危机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危机,都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路线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以2012年为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多年描绘得特别美好的人,很有必要扪心自问一下:人们在2012年之后面临的种种社会危机,有哪一个不是在2012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有哪一个不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留下的后果?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就很容易理解中国近年来加强社会压制和拒斥西方影响的政治运作,本身也是改革开放路线合乎逻辑的结果。西方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而现代化最核心的一环是政治现代化,即在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行国民自我治理的民主政治。

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新条件下的洋务运动,其要害是一面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投资、技术、管理和产品,另一方面却要坚决排斥政治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恰恰不能有政治现代化的原因。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可谓异曲同工。但阉割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议程,迟早又会面临一个有限现代化的社会,与一个拒绝现代化的专制政体之间的冲突。此时的掌权者又要作出根本性的决策:要么启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要么中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我一直就反对“坚持或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主张,无论它是由体制内的人还是体制外的人提出的。对过去几十年的改开路线,恰当的做法是反思和告别,而不是坚持和保卫。用“坚持改革开放”的主张,来解决改革开放路线本身造成的危机及恶果,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行不通。

改革开放路线之所以会造成今天的危局,就是因为作为这一路线之基础的政治体制存在根本的缺陷。这种权力由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的前现代政体,就是当前中国种种危机和问题的根源所在。回避这一根本症结的任何政治主张或政策建议,都不可能让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以说,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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