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打算着回老家陪父母过冬天。1月16号深夜落地北京。 那时，武汉的新冠疫情尚未传至京城。首都机场内外，工作人员、刚刚下了飞机的乘客、出站口里三层外三层挤得密不透风的接机人群，几乎没人戴口罩。飞机上，我右前排一对年愈60旬的夫妇带着4岁多的小孙子，就是去武汉的。邻座的一位关切地向他们提到武汉疫情，两口子一副不置可否的不在意。我临走时，单位的同事也向我提到武汉肺炎以及加拿大政府发出的旅行警告，我说，我离那里十万八千里呢。也是没当回事儿。加拿大政府一向谨慎，不管是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丝的风吹草动，就会发布travel advisory，提醒国民慎重前往。那时候，国内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轻描淡写（现在看来是遮遮掩掩），尚不足以激活人们神经的敏感度。所以，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因为不知而飞向了一片未知的混沌。 
回到北方的老家，是1月17号的中午。小城一片贺年的繁忙。街上人来车往，完全没有对将至的瘟疫的戒备。除夕之前，我和老妈差不多每天上街，零零碎碎地买东买西，准备着年饭需要的食材。周围很少有人带口罩。我脖子上挂着一只N95，时带时摘。那是我回国时临去机场前5秒钟，突然的冲动，从抽屉里抓了放在包里，以防万一的，根本没指望会用上的。 忽然，事情不妙了，武汉封城了。 我开始紧张。虽然世卫组织于1月22日和23日两次召开的针对中国疫情的紧急会议，均表示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时尚早，1月27号，和两位医生朋友聊天时，她们却都说形势不容乐观，但也说，只要政府开始重视，疫情应该很快会得到控制。 我开始疯狂刷百度。带着红点的抗击肺炎专题是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必要点开看的。各种的专家说、卫健委说，各种的病毒特性分析、疫情分析，各种的防护办法，…，越看越觉事态严重。同时，围绕着疫情的源头、扩散、传播等等，各种争论、指责，甚至搬出阴谋论；官方和民间对于疫情数据公告的准确性、真实性的拉锯战，也充满着屏幕。让人难免要问，疫情面前，更重要的不应当是全力抗疫、全力救治那些不幸染疾的人们么? 起初，我关注着每日不断升高的确诊病例数、增长得极其缓慢的治愈病例数、以及让人揪心的日日攀升的死亡人数，这些数据直接反应了疫情当下的状况。1月底，我开始转而关注那个庞大的疑似、重症、医学隔离观察的人数。在我看来，这些数据更能预告疫情未来的走势。那些疑似病例，终会有一部分转成确诊病例；那些重症病例，在没有对症的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的情况下，意味着与死神的亲近。而庞大的一度接近19万人的医学隔离观察人群，一部分将会变成疑似进而升级为确诊病例。直到我离开的那天，3月1号，全国仍有重症病例7,110例，疑似病例715例（峰值时高达近29,00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6,219人。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多月的时间，累计确诊人数一路飙升超80,000人。巨大的待确诊基数支持了这种增长。 新冠无疑揭示出中国公共卫生安全存在着的系统性隐患，一个无法掩盖的“家丑”。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 当“家丑”已经严重威胁到别国公共安全的时候，外扬与否，已经超出了你的控制。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后，很多国家取消了往来中国的航班。这个时候，外交部指责美国取消航班是扰乱国际秩序，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带了不好的头，就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官媒三番五次强调，新冠疫情不会有损中国的国际声誉，不会影响国内经济生产能力，都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我所在的小城，大约30万人口，1月27日左右有3例确诊，直至我2月29日离开，再没有增加一例。小城的边远，对于在湖北肆虐的新冠病毒而言，遥不可及。就像16世纪黑死病肆虐伦敦时，一些人家正是因为躲到了乡下，才避开了瘟疫的袭击。平日里，我们这个小城似乎得不到太多的大都市才有的繁荣繁华雨露的眷顾，但是，疫情来临之时，这里却是人们躲风避雨的天然护佑。 如若平常，10万分之一的患病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新冠病毒凶猛的传染能力，让人唯恐避之不及。比如我老妈，虽然我把夜以继日刷新冠疫情而得来的知识，掰开了揉碎了地讲给她听，但她依然坚信，只有她的家才是最坚固的堡垒。门窗之外，空气中荡漾着新冠，诸事诸物皆病毒，断然不许开窗开门，不许我出门一步，甚至在几近“弹尽粮绝”之际，依然顽固地拒绝亲朋送吃食给我们，唯恐一开门，新冠病毒便宣泄而入。而我自己也有寝食不安的时候。刚刚到家的那段时间，每天不知多少遍，掰着手指数日子，惶惶地期盼那个充满魔力的14。后来又出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更长的潜伏期等等，把一个人的神经承受能力推向几近崩溃的边缘。一些平时根本不理会的偶尔的喷嚏、鼻塞、咽部不适，都会让我瞬间心悸。老妈的丝毫不适，也会让我心头一紧。有几天老人家受了凉，流清涕，我问她觉得身上冷么，一边强作镇静地探摸她的额头，确定她不发烧，才定下心来。 2月10号，我们住的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这是一组由开放式的楼群组成的解构松散的小区。所谓的“封闭”，不过是在楼群的最外围用一道道横幅拦起。好在小城人淳朴，遵规守矩。封闭前，街上已鲜有人随意闲逛，封闭后，便只偶见有人拎着购物袋匆匆而过。交通管制要早些，出城的路口只留了一个，设了关卡，24小时值守。一方面禁入，同时对出城的人严加管控，登记、测体温、签承诺疫情结束之前不再返回的保证。测体温最让我纠结不已。一方面，你希望守关的人严格把关，“揪出”那些潜在的感染者，滤掉那些可能带来出行风险的人，但同时，你又强烈希望自己不要被滤掉。离返程的日子越近，我越是紧张，担心哪一天真的不知什么原因发烧了，窝在那里，不能按计划离开。 老妈前几年在另外一个城市安置了新家，这个小城的这所房子是多年的旧居，只是往来临时落脚住几日。没有电视，没有音响/收音机。一部手机+互联网，几本书和杂志，在40多个与世隔绝的日子里，陪伴着我。每天的日子并没有觉得难过。若天气晴朗，我就在朝南的大窗前，做做抻拉，活动筋骨。余下的时间，和老妈拉家常，回忆多年的往事；与夫君儿子视频，与异地的朋友聊，做饭洗衣。没有“狂欢”，安静而自愉。当然，这是非常时期非常形势所迫之下的不得已，如果有自主的自由，我不会仅仅只做这些事情，正如我原来计划的，要带着老妈去哈尔滨吃俄式大菜，然后南下访亲探友，然后到京城闲逛几日。疫情把我生生关在家里，却让我知道，我们并不时时需要别人来填补我们生活中“空白”，如果因为各种的原由出现了空当，我们自己才是最好的修补者。 返程因新冠疫情而波折跌宕。美联航停飞往来中国的航班至3月底。原定2月底返加，只好退掉美联航的回程票，改买3月1号国航飞多伦多的航班，同时预订了国航飞北京的机票。2月9号，国航一夜之间取消了17号至29号飞往北京的全部航班！再退票，买了唯一执飞北京的中联航的航班。为了双保险，同时又买了同一天去北京的软卧。那时，新冠疫情正烈，据说软卧是一人一包厢，想着如果不得已必须坐火车，将自己关上14个小时，应该会“万无一失”。临行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天气晴好，似乎一切尽在计划之中。于是，退掉了软卧车票。然而，28号，一场突然而来的实在不算大的雪，给了中联航足够的理由，在起飞前6小时取消了航班！一阵慌乱、忙乱之后，还算运气，买到了第二天29号进京的动车票。早已买不到软卧。动车隔座售票，车上人不多，大家都带着口罩。一路上，不敢摘口罩，不敢吃东西，只是在停车时，到站台上喝几口水。将近10个小时，终于捱到北京。想方设法躲火车，最终还是没能躲过。 3月1号早晨，坐地铁转机场专线，提前3小时到了首都机场。没有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航班，没有了奔向七大洲八大洋的行者，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岂是一个空寂可以形容！办理登机手续的前厅只星星寥寥数人，很多check-in柜台空着，商铺、餐馆除了售货、服务再多无一人，安检口没有了以往拥堵的长队，很多的登机口空无一人，停机坪上似乎只见带有国航标识的飞机，…。我2分钟办好了登机手续，5分钟过了安检，3分钟出了关，前所未有！ 空荡荡的候机大厅，空落落的停机坪，没有往日的繁忙、热闹，看不到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生迹，那一刻忽生一种错觉，仿佛我们之外的那个广阔的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了我们自己，孤零零地。 世界屏蔽了我们，我们竖起了一道与世隔绝的屏障。
首都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前厅
首都机场出关口
首都机场候机楼的商铺、餐馆
首都机场停机坪
2020年3月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