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哲：曉觀老師，最近查理·柯克遇刺，讓我很震驚。為什麼左翼運動，總是容易和暴力綁在一起？從法國大革命，到20世紀的蘇聯、中國，再到今天的極端左翼，是不是有某種規律？

曉觀：是的。歷史上，激進左翼的運動，常常演變成“暴力史”。據估算，20世紀各種左派革命與極權實踐，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8,000萬到1億之間。這不是偶然，而是他們思想里有幾個“機制”，不斷把人推向暴力。

一、四個讓左翼走向暴力的思想“機制”

小哲：哪四個？

曉觀：第一，叫 “內在救贖”。
本來，真正的救贖應該是超越的——上帝的審判、新天新地。可他們把這種“終極救贖”拉到人間，說要立刻建成人間天堂。於是，任何阻攔的人都成了“歷史之敵”，必須清除。而暴力就成了“建天堂必不可少的正義工具”。

第二，叫 “道德摩尼教”。
就是極端思維、黑白兩分，把對手當作“絕對惡魔”。一旦把人描繪成“蟲”“狗”“牛鬼蛇神”，那打壓甚至殺掉他們，就被包裝成“驅魔”——不僅合法合理，而且成了道德義務。

第三，叫 “受害者神學的濫用”。
他們說：“我受過傷害，所以我有懲罰權。”“受害者”的暴力不叫暴力，而是被描繪成“療愈”“潔淨”。就像左派作家法農在《地球上的受苦人》裡說，被殖民者的暴力不僅合理，甚至是“神聖”的。

第四，叫 “替罪羊機制”。
當社會焦慮時，人們總想找個替罪羊，把一切罪都丟給他。古代要殺“污穢者”，瘟疫時說“猶太人投毒”，今天在網絡上就是人肉、圍剿、群嘲。最後，某個人就成了“全民的出氣筒”。

二、四步走向暴力的實踐“通道”

小哲：這些機制最後到底是怎麼發揮作用，走向殺人的？

曉觀：通常是“四步走”：

理想神聖化 —— 把目標說成救贖：“歷史必然”“人民意志”。
對手去人化 —— 把人變成“蟲”“魔鬼”，殺戮門檻降低。
犧牲正當化 —— 清算、刺殺被解釋為“必要行動”。
暴力道德化 —— 殺人不再是犯罪，而是“德性”的證明。
結果，暴力就成了“禮儀”，成了證明你站在“正義一邊”的方式。

三、以柯克之死為例

小哲：能不能拿柯克遇刺做例子？

曉觀：當然。

有人把槍擊解釋為“歷史正義”“求仁得仁”，這是理想神聖化；
有人稱他“贊成擁槍”“極右網紅”“不值得哀悼”，這是去人化；
有人說“又少一個擁槍者”，這是受害者敘事濫用；
網絡集體嘲諷，這是替罪羊機制。

小哲：的確。我在微信群里就看到有人發帖說：“柯克譴責澤連斯基要為百萬兒童死亡負責，這本來就是極端離譜的謠言，他死了不值得哀悼。”
另一個人就回：“怎麼能因為觀點不同就用暴力？辯論不過就消滅，如此邪惡看不見嗎？”

曉觀：對，這就是現實中的縮影。
第一位說話的人，雖然沒明說支持暴力，但通過“不值得哀悼”的邏輯，已經在降低社會的同情閾值。一旦人被去人化，暴力就會被默許。
而第二位的提醒，正是文明社會該有的態度：我們可以辯論到天亮，但絕不能拿謀殺當喝彩。

你知道嗎？前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也公開回應了這件事。他說：柯克並不是因為極端觀點被殺，而是因為他敢說出一些簡單明了的常識；不是因為他走極端，而是因為他有勇氣代表數百萬普通民眾發聲。正因如此，那些在爭論中無法擊敗他的人，才選擇用最卑劣的方式封口。約翰遜稱他為“捍衛言論自由的閃亮新殉道者”。

這句話一針見血：左派的瘋狂，不在於他們有不同意見，更不在於他們有正確意見，而在於他們不容許別人有不同意見。 當思想失去了超越的敬畏，人的罪性就會肆無忌憚，甚至把謀殺包裝成正義。

四、如何遠離暴力政治？

小哲：那我們該怎麼辦？
曉觀：我們不要跟着瘋狂。而是以善勝惡，捍衛自由與文明。為此要建三道“防火牆”：

一是 語言防火牆 —— 不去人化，不幸災樂禍，批評觀點而非貶低人格。
二是 制度防火牆 —— 爭議回到證據與法院，而不是靠網絡喊殺。
三是 靈性防火牆 —— 不把任何政治理想神聖化，以十字架的非暴力和憐憫為尺度。

再加必不可少的“現代公民文明守則”，如：

不轉發慶祝他人遇害的言論；
不用動物化、污名化的詞；
批評靠證據，不靠“歷史必然 / 人民意志”之類；
遇到人肉與圍剿，要勸阻、舉報；
倡導公開辯論而非取消文化；
推動平台把“去人化 + 暴力正當化”納入內容紅線；
參與社區的衝突調解，培養程序感；
在憤怒時先冷靜過夜再發聲。

小哲：明白了。政治可以吵到天亮，但不能拿謀殺當慶典。思想盡可不同，但要彼此尊重人格與自由。
曉觀：對！拒絕去人化，拒絕替罪羊；讓爭論回到證據、程序與尊嚴。 這是我們守護文明的底線。

 醒腦一句話：
“一旦把政治理想當作神聖，暴力就會被包裝成正義；真正的文明，只能靠理性與法治來分高下，而不是靠殺戮和恐怖立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