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的故事

说完收音接着说录音机。

读小学的时候，南来客小朋友和小学合唱团的红领巾不时到广播电台录音，见过录音室里的专业录音机。

文革前，中央音乐学院来广州招附中生，面试地点在百花要，老师好像也用了录音机，

不过，家用录音机难得一见，更别说使用了。

南来客初次使用录音机是70年代中期。

一天，欧老师问南来客，“你有没有录音机？我可以借给你一盘录音带，里面有大卫 奥伊斯特拉赫和海菲兹演奏的这首曲目。”

欧老师是南来客的小提琴老师，正在教南来客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

南来客打拍子一塌糊涂，模仿能力却超强，听几遍就能记住节奏。

可是，家里哪来录音机呢？

无意间跟卢老师提起这事。卢老师是南来客的英语启蒙老师，曾从其他学生处借过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唱片给南来客。没想到卢老师听后说，“我帮你借一部来。”

录音机是绑在自行车后架上运来的，有两部电唱机大小，死沉，而且要连接收音机才能播音。千里通早已不能使用，所幸买电唱机后找朋友装了一部收音机。

借回来录音带共两盘，大小如小碟子，中间一个洞。录音机上两头有两个插柱，两个碟子的小洞分别置于插柱上，再把磁带轻轻靠在磁头上，开机。

悦耳的小提琴声在一片杂音中“脱颖而出”，伴随着磁粉如“无边落木萧萧下”。

磁带是纸质的。

听了几遍就把磁带还回去了-再听怕是磁粉都掉光了。

南来客真正拥有录音机是在1978年上大学后。

姑婆要从海外回来探亲，问要带什么？

南来客不假思索，张口就说“录音机”。

周末回家一看，家里多了台大电视。南来客问妹妹，“姑婆没给我带录音机？” 妹妹说，“没有啊。”

看到南来客失望的样子，妹妹赶忙说，“带回来了，就在后面柜子上。”。

那是一台索尼单声道录音机，比普通半导体收音机大一点，也有收音功能，附送两盘空白卡式录音带。

南来客迫不及待读完说明书，试机。

录音机传出自己的声音。

不久，萱要到上海上大学了。临别前，二人在江边漫步，南来客把谈话都录下来了。

尽管当时录音机是稀罕物件，没多久就开始普及起来。

南来客就读的大学也进了一批日产录音机。

首先是5号楼的物理实验室时时传出小提琴乐曲声，是舒伯特的“圣母颂”和马斯涅的“沉思”。大概是试用。

接着我班分到一部：三洋单卡录音机。

5号楼南北向，南北都是教室实验室，中间一条通道。南边教室的外面是公用大阳台。校方专门拨了南向一间教室给我班专用。录音机就放在这间教室。

南来客时任班长，本来教室的钥匙应由南来客保管。可是教室里放了部录音机，兹事体大，钥匙南来客没接，由团支书保管。

录音机用了没多久就不翼而飞。

保卫科来人了。重点怀疑对象是班上的葫芦仔。

这哥们大大咧咧惯了。5号楼晚上10点半锁门。他时常十一点才回宿舍。

更要命的是看门老头不止一次看见他从厕所窗口跳出楼外。

同学不信是他干的有什么用？保卫科认准是他-只是没有证据。

所幸后来案子告破，否则那哥们背一辈子黑锅。

小偷是本院子弟，是从阳台进的楼，不是厕所窗户。

到了80年，广州千家万户传出邓丽君的歌声，家家都有录音机了，差别只在品牌和功能。那一年暑假过后，萱回校时带了一部三洋双卡录音机。录音机没多久就被偷了。该案被列为上海高校盗窃大案。“大案”一年多后告破，也是因为贼人太贪失手被擒。东西是找回了，残旧不堪，而且要陈列后才能领回。谁耐烦等？不过，至少消除了萱的误解-破案前她一直以为是某人干的。

家里后来又进了几部录音机，有三洋双卡等，最气派的是一部乐声双卡，枕头大小，南来客曾用来录过多明戈的“茶花女”和“卡门”。

后来家里添了套山水音响。

再后来南来客出国留学了。

那些录音机都不知所终。

直到南来客清理父母遗物。

柜子暗柜里发现一部照相机，还有那部乐声双卡大录音机。

在柜子里面沉睡了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