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无常的卡扎菲上校是墙倒众人推，日本的核危机也熬过了最艰险的阶段。

第一次知道原子反应堆(台湾叫反应炉，就像计程车的定名法样，个人觉得比大陆的相应要高明)是小时候看文革前的课本介绍苏联的，这是70年代，后来亲眼目睹中国海军的核潜艇，这时是80年代，再后来看到大亚湾核电站，时间则是90年代。
院机关有位局级干部W，是位有点哥们意气的贪官，在内蒙作过副盟长，在广西当过副专员，说起当年去台湾，那边赫然打出“欢迎W××长官莅临视察”的大横幅，一时风光。一次谈起了广东深圳，他自豪地对我声称，大亚湾核电站的环境评估报告，就是他总负责和执笔。
Moving 据说是这边最辛苦的体力活，受Tony的召唤，上周六活动了一天，今天早上我又去出卖了2小时的劳力，客户是家日本会社，热了一下身。龙哥出自军人家庭，自己也在解放军里干了8年，他也在这车上。因我月底要搬到海啸威胁区Richmond去，据说这里发生大地震的机会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问起我逆势而行，海啸时怎么办？我只能在获悉后驾车狂逃了，万一桥堵不能脱，就只能赌一把，搏击巨浪了。
大家顺便就聊起了日本核电站的事，他们转述的消息是近于平安无事了。Tony毕业于东北工学院，不过对核电应该不太懂。我也就只扯扯约18年前参观大亚湾核电站的懵懂印象。
建卫独自带着比我女儿小的儿子，俩孩子以前有时在一块玩，不谙世事的冬冬接电话时会神秘兮兮地胡说“Your boy friend”之类的，其实是不靠谱的假亲家。因未专访，又不进教会，故许久没有见到建卫，她是客家人，以前在北大物理系作教师。她哥哥在我们高能物理所工作，毕业于清华，与蒋国斌同专业，据说其许多同学毕业后都不愿意继续从事原专业，因为害怕放射线，纷纷改行。
来回坐火车去上学时，常能碰到马兰基地或二炮的，但因是事涉国家机密，从未聊及相关讯息。虽说，核工业总公司与院机关相邻，但一直没有直接打过交道。隔层楼板居于我下的王站长从事过为核工业部715铀矿(湖南安化)的环境整治项目，还弄了些花样，不过该矿最大的问题乃镉(Cd)污染。
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铀取自711矿，岳父曾经粗略谈起去参观该矿时的情景，下井时，所有衣物全部脱光，更换防辐射服，出来时，辐射计数器仍然红灯闪烁，哔哔声不停，只有认真彻底地洗消后，方能报停离去。工人工作每班不超过4小时。
后一次回家探亲，遇一核工业部找核矿的工程师，知道了目前中国铀的开采提炼技术水平导致产品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自产不如外购，不封锁时自然会倒闭。另外，被科普知道，核武器的囤积也是很费事的，时间长了不稳定，要折腾，核废料处理起来也很麻烦。虽说，我一直主张，为对抗新罗马帝国，中国至少加大一级核威慑的水平。
心中一直对周院长他们那些投身于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心怀敬仰，他们创造的功勋永远值得中华民族子孙的缅怀。1994年，去参与有关三峡立项的考察时，认识了一位武汉岩土力学所的前辈，他曾经参加过中国核试验的项目，说到核辐射，他很坦然：“不可避免！多少总会挨一些的。”
那次到大亚湾核电站走马观花是1993年夏天，记得是个休息日，广东那时电仍然不富，发出来的电，经广东省批准当时可以卖近￥1元/度，其发电机组为单台90万千瓦，忘记其实际发电数量了，估算下两台机组按70％出率，年发电110亿度，营收约近100亿元，赚老鼻子了(之前的贵州水电约0.1元/度)。无怪乎，电站炫耀其招收的操作员全是经过培训的大学生，月薪在5000元以上，高薪的法国专家可以每周都回法国抱老婆(个人当时就是感觉没有出息的洋奴才会为此得意)。后来到上海接替许智宏的所长谈起他们一帮所长去参观大亚湾核电站，深圳地方官员介绍说这些都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电站的人有些受宠若惊，带着到主控制室等各种场所巡览，其实这几个人里只有几位院士，且恰恰这次没有核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