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文献。二者的区别究竟何在？却不易言之。历史小说可以捏造情节，不错。历史文献难道就都是真实的么？显然并非如此，除去无意的遗漏、错录，也有有意的掩饰与粉饰。如果历史小说写得严谨，就大事与大局而言，未尝不可与历史文献等量齐观。

      柞里子写历史小说的态度，至少自以为严谨。严谨的标准何在？曰：在于四。其一，重大的情节与人物，皆有所出。如果无从寻觅根据，也必然出自严密逻辑的推理。其二，绝不为迎合某种意识形态而有意篡改史册的记载。其三，对于历史文献，采取既不尽信、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的态度。其四，既无意于趋势顺势、迎合潮流，也无意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写《孔子外传》的态度如此，写《最后的刺客》的态度如此，写《玄武门之变》的态度亦复如此。 

       附上《玄武门之变》封面照，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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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前两书的先出版后上网不同，《玄武门之变》是先在网上发表，后经出版社出版成书。采取这手法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鞭策的手段。一旦上网连载，总不好意思半途而废吧？需要鞭策，固然因为时间与精力不足，也因为自律能力不高，除去把时间与精力用于为混饭吃而必须做的事情之外，依然别有他好，比如聊天、摄影、看球、逛街、遛公园等等，不一而足。这大约也是猥琐者不能幸免的秉性，只得照单收下。 

      众所周知，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文献。二者的区别究竟何在？却不易言之。历史小说可以捏造情节，不错。历史文献难道就都是真实的么？显然并非如此，除去无意的遗漏、错录，也有有意的掩饰与粉饰。如果历史小说写得严谨，就大事与大局而言，未尝不可与历史文献等量齐观。

      柞里子写历史小说的态度，至少自以为严谨。严谨的标准何在？曰：在于四。其一，重大的情节与人物，皆有所出。如果无从寻觅根据，也必然出自严密逻辑的推理。其二，绝不为迎合某种意识形态而有意篡改史册的记载。其三，对于历史文献，采取既不尽信、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的态度。其四，既无意于趋势顺势、迎合潮流，也无意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写《孔子外传》的态度如此，写《最后的刺客》的态度如此，写《玄武门之变》的态度亦复如此。 

       附上《玄武门之变》封面照，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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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月下旬在网上连载完毕的《玄武门之变》已经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由出版社拍板的书名是《农历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   

      柞里子建议改“农历”为“夏历”，或者干脆删去“农历”两字。理由如次：“农历”这说法其实欠妥。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因其盛行于农业社会遂当称之为“农历”，如今在工业社会盛行的阳历怎么不称之为“工历”？使用“初几”，已经反映出历法的性质，增添“农历”两字，有些多馀。不过，柞里子的建议未被采用。柞里子对此没什么怨言，不是大作家，自然不能对出版社指手划脚。

      如同以前发表的两种历史小说《孔子外传》与《最后的刺客》一样，依旧使用司马非马的笔名。副标题作：司马非马说古人之三。搞这么个副标题，也是出版社的意思。柞里子觉得有些累赘，不过，对于这一点，因有自知之明，干脆就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总之，能出版成书，已经自我感觉良好了。柞里子为人之庸俗与不足道，于此可见一斑。嘿嘿，别笑。咱就这么猥琐。

    与前两书的先出版后上网不同，《玄武门之变》是先在网上发表，后经出版社出版成书。采取这手法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鞭策的手段。一旦上网连载，总不好意思半途而废吧？需要鞭策，固然因为时间与精力不足，也因为自律能力不高，除去把时间与精力用于为混饭吃而必须做的事情之外，依然别有他好，比如聊天、摄影、看球、逛街、遛公园等等，不一而足。这大约也是猥琐者不能幸免的秉性，只得照单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