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經學簡史

4.1 西漢·新

4.1.2

經學之所以在漢武之時復興，固因上有所好、下有所阿，亦因五經典籍在當時已經大致齊備。西漢五經典籍自何而來？大致言之，來由不外乎三。其一，經由故老傳授。其二，出自孔子故宅及魯淹中。其三，自民間收購。

伏生之傳授《尚書》，張蒼之傳授《左氏春秋》，浮丘伯之傳授《詩》，皆“經由故老傳授”之例。不過，《左氏春秋》在當時未曾立於學官，後來居上的《左氏春秋》學派未必同張蒼有多少瓜葛，故張蒼於經學的影響遠在伏生之下。如前所述，伏生手上的《尚書》殘卷，是當時唯一的今文《尚書》版本；伏生本人又是當時唯一能夠通曉《尚書》的學者。無伏生，則無今文《尚書》；無伏生，則無今文《尚書》學。不僅如此，古文《尚書》既出之後，孔安國憑藉經伏生傳授的今文《尚書》才能讀懂古文《尚書》中與今文《尚書》一一對應的篇章，但凡沒有今文《尚書》與之對照的古文《尚書》，孔安國無能力予以整理，只能原封不動作為“逸書”保留。由此可見，倘若無伏生，不僅不可能有今文《尚書》學派，而且也不可能有古文《尚書》學派。浮丘伯所傳授者為《魯詩》，而《詩》學除去《魯詩》之外，尚有《齊詩》、《韓詩》與《毛詩》，故浮丘伯於經學之功，亦不能與伏生相提並論。

據《漢書·藝文志》及《漢書·景十三王傳》，漢武帝之末年，魯共王拆除孔子故宅以擴建其宮室之時，於夾壁之中獲《尚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寫就。《漢書·藝文志》又稱：“《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這兩段記載，即經典有“出自孔子故宅及魯淹中”者之證。

  《漢書·景十三王傳》又稱：“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這段文字不僅是河間獻王曾從民間收購古籍文獻之證，也是漢朝廷從民間收購古籍文獻之證，否則，“故得書多，與漢朝等”云云便無從說起。

三種出處得來的經學典籍，因文字的不同而分為古文與今文兩種不同的版本。如前所述，所謂“今文”與“古文”，皆指文字的字體而言；所謂“今文”，指秦末出現的隸書，所謂“古文”，指先秦之篆文。秦代的正式文字也是篆文，史稱“秦篆”或“小篆”。隸書在秦本為便於隸史書寫公文而設，故亦稱史書。史與隸，皆古代下層官吏的通稱，尤指相當於今日秘書一類的職務。隸書至漢而大為流行，最終取代秦篆而為正式的官方文字。《漢書·貢禹傳》：“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隸書在漢代之盛，於此可見一斑。隸書何以在漢代如此風行？或因劉邦以及輔佐劉邦興漢的開國元勛、先後為漢之丞相者如蕭何、曹參、王陵、周勃、陳平等等，本來皆為秦之隸史或等而下之的販夫、走卒，即使並非僅識隸書而不諳秦篆，至少是視以隸書為便、以篆書為難者。

或者正因為此，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之時，雖有古文典籍在，得以立於學官者皆為今文而非古文。除可能為古文之《毛詩》因河間獻王之好得以立之於河間國之學官外，古文《尚書》、古文《易》、古文《禮》、古文《左傳》等，問津者皆寡，不成氣候。遲至漢哀帝之時，古今文學派之爭方才因劉歆請立古文《尚書》、《左傳》、《逸禮》、《毛詩》於學官而引發。其時去漢武帝之設立五經博士，已經一百三十年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