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经学简史

4.1 西汉·新

4.1.1

西汉以前之经学，见 2.4，2.5，此不复赘。西汉既兴，汉高祖刘邦虽然任用秦朝博士叔孙通为奉常以制定并主持朝廷仪礼，毕竟不喜儒生与儒术，在位之时不仅无意于复兴经学，而且继续执行秦代禁止民间藏书之律。《汉书·惠帝纪》：“四年……三月甲子……除挟书律。”就是汉代迟至刘邦死后、汉惠帝即位四年之时方才撤销禁书令之证明。汉惠帝基本不理政务，不旋踵而亡。吕后执政之时，忙于权力斗争，不遑他顾。降至文景之时，始留意文化事业。文帝遣掌故朝错就伏生受《尚书》，申培、韩婴以《诗》于文帝时为博士，辕固以《诗》，胡毌子都、董仲舒以《春秋》于景帝时为博士，皆文景留意文化事业之证。

不过，留意文化事业，并不等于推崇儒家之经学。《史记·儒林传》称：“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由此可见，经学在文景两朝并不为朝廷所重，直至武帝之时方才时来运转。

不过，武帝初立之时，虽有向往儒术之意，无奈见阻于窦太后，亦未能得以申其志。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皆因鼓吹儒术得罪窦太后，赵绾、王臧自杀，窦婴、田蚡免官。建元六年，窦太后死，田蚡为丞相，越明年，始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独尊儒术，招贤良文学之士数百入朝。当此之时，上距刘邦之称帝，已经过去六十有七年。

汉时所谓“文学”，指“文献”，所谓“贤良文学之士”，大抵指通经之儒生而言。建元七年以贤良文学征为博士者，有公孙弘其人。公孙弘，菑川国薛人，少时曾为狱吏，因罪免；家贫寒，在海滨牧猪为生；年过四十始学《春秋》，应征时已逾六十。汉武帝令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称旨。汉武帝不悦，以公孙弘为无能，公孙弘于是称病免归。

元光五年，汉武帝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人再次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因第一次失意，再三辞谢，无奈国人不肯，勉强应征至太常对策。同时对策太常者百有馀人，太常奏公孙弘为下等，岂料汉武帝览毕，竟戳为第一，又见公孙弘仪表堂皇，龙颜大悦，旋即拜公孙弘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据《史记·儒林传》，公孙弘既为学官，于是上书，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汉武帝准其奏，从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既有五经博士之设立，又有弟子入选、修业、考察、出身之途径，官方经学的制度从而完善可行。自汉以降，入选官方经学之内容虽然略有不同，学制则未尝有所变更。故经学虽然不始于汉，博士虽始于秦，汉武帝与公孙弘实为经学学制之祖。元朔五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史记·儒林传》称：“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由此可见，不仅官方经学学制出自公孙弘之手，公孙弘本人凭借经学发迹的事实，也是促进经学复兴的强大社会动力。

      要言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令经学成为后世官方系统学术者，首先因汉武帝本有此意，其次出于赵绾、王臧、田蚡的鼓吹与怂恿，最终出于公孙弘的上书建策。但凡以董仲舒居其功或塞其责者，皆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