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8 孟子

3.8.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于儒家者流下著录“《孟子》，十一篇”。今本《孟子》仅有七篇，与《史记》合。古书竖行，《汉书》所谓“十一”，当为“七”之误。

     “序《诗》、《书》”之“序”与“述仲尼之意”之“述”相对，当读如“叙”。所谓“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意思就是“叙述《诗》《书》以及孔子之思想”的意思。《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之“序”，亦当如此解，后世据“序《书传》”以断定《尚书》的“书序”为孔子所作者，皆失之。

《孟子》既然为孟子与弟子万章所作，原本必有先秦古文本。《汉书·景十三王传》称“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即汉武帝之时本有古文《孟子》之证。然而，古文《孟子》下落不明，亦不闻有传授之者。至于今文《孟子》从何而来来？亦如《穀梁》、《公羊》、今文《仪礼》、《论语》、《孝经》等，属于来历不明。

自西汉迄于北宋，《孟子》皆与经学无缘，属子部而不入经部。南宋朱熹从《礼记》采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从此而经学有所谓“四书”之目。《孟子》亦因此而进入官方经学之行列。

因与经学本无缘，既无流派之争，也谈不上章句训故之学。据《隋书·经籍志》，当时《孟子》有赵岐注十四卷本与郑玄注七卷本两种。据《后汉书·赵岐列传》，赵岐所作，原本题作《孟子章句》。至于郑玄之注《孟子》，《后汉书·郑玄列传》不载，恐与所谓郑注《孝经》一样，皆属伪书，并非出自郑玄之手。

宋代官方经学之定本称《九经注疏》，而《孟子》不予。别有《孟子正义》，以赵岐注为主，旧本题宋孙奭疏。然考之《宋史》，孙奭与邢昺等校订诸经义疏之中并无《孟子正义》。据司马光《涑水纪闻》，经孙奭校订、撰述之注疏仅有《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正义》，亦无《孟子正义》。由此可见，所谓孙奭《孟子正义》，想必亦为伪书。孙奭撰有《孟子音义》，大中祥符年间奉敕校勘《孟子》时作。所谓孙奭《孟子正义》的序言，包括孙奭《孟子音义》序言的前半。可见伪作《孟子正义》之伪序，正缘此序点窜而成，并因以伪托孙奭之名。

3.8.2

     《孟子》不仅在篇章命名的方式上效仿《论语》，撰写方式也效仿《论语》的问答体。不过，各篇大都集中于某一论题，上下文气连贯而不失联系，显然是经过精心的编排与加工，并非如《论语》大抵为对话的实录。孟子被宋儒抬举为孔子的继承者，自元代更被封为“亚圣”；明清相继承袭宋元对孟子之抬举，以至时至今日，所谓“孔孟之道”，几乎成为儒家的代名词。其实，孟子的思想及修养与孔子的思想及修养颇有出入。

            孔、孟之相出入，举其大略而言，可以归纳为六。

其一，孔子虽以王道为上，却盛赞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可见孔子并不否定霸道。孟子则彻底否定霸道，无视孔子盛赞管仲之事实而妄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其二，孔子之所以不否定霸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对异己的包容与欣赏。比如，孔子以“君子”称子产，以“仁”许管仲，以“龙”誉老子等，皆为包容与欣赏异己的表现。孟子对非儒者不是讥讽就是鄙视，比如，蔑称楚国农家学者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甚至对于孔子每每称道的伯夷与柳下惠也不乏微词，蔑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其三，孔子于人性，仅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至于性之善恶，并不曾着一词。既不着一词，则说明倾向于无善恶论者。而孟子却力主性善之说，与主张性无所谓善恶的告子反复辩难不已。

其四，孔子以立功立德为修身之的，故既欲从公山不狃之叛，又欲从佛肸之叛；既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之叹，又有“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之叹；既欣赏子产之法治，又欣赏管仲之霸业。孟子虽亦曾奔走游说于诸侯，既不遇，退而着书立说之时，却持蔑视功业的态度，说什么“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这话听起来清高之至，只是不知孟子在游说多方、一无所成之后而发此语，由衷之言欤？忿激之言欤？悟道之论耶？嫉妒之论耶？由衷而悟道，则与孔子分道扬镳；忿激而嫉妒，则不如孔子坦诚远甚。

其五，孟子之见识远较孔子迂腐。比如，中原诸侯早在孔子之前就业已废除井田制，孔子不曾倡复井田之说，而孟子却视恢复井田为行“仁政”的首要任务。

其六，孟子之言论远不如孔子谨慎。比如，孔子仅泛泛称颂尧舜禹的功德，不曾谈及任何具体细节，因年代久远，无从稽核。孟子却不然，于尧舜禹的继承，以及舜的家庭私生活等等，均生动而细说之，俨然如亲眼目睹；其对于井田制的描述，亦不知从何而出。

            此外，《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孟子之流“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何谓“五行”？唐杨倞《荀子注》释之为“仁、义、礼、智、信”。后世学者多守其说。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与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皆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唯次序有所不同。自帛书、竹简《五行》篇出土之后，视“仁、义、礼、智、圣”为《荀子·非十二子》“五行”之正解者，更后来居上。窃以为皆非是。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仁、义、礼、智、圣”，不仅孔子常言之，先秦诸子包括荀子本人在内亦常言之。绝对不可能被荀子称之“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故即使帛书、竹简《五行》篇之“五行”说的确放映孟子之思想，亦不能用作《荀子·非十二子》“五行”之注释。按《荀子·非十二子》之“五行”，当释为“阴阳五行”之“五行”。后世学者多据《史记》而以驺衍为阴阳五行的创始者，实则《史记》仅称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言不及“五行”。且既言“作迂怪之变”，则“阴阳”之说亦不为驺衍首创甚明，否则不得言“变”。驺衍与孟子同时而稍晚，与孟子同为驺人，同游说于齐宣王、梁惠王之庭。由此推想，驺衍与孟子少不得有所来往，有所交流。司马迁在孟子列传结尾时称“其后有驺子之属”，随即附之以驺衍之行迹，其意恐亦在此。与驺衍同附于孟子传末者有淳于髡其人，淳于髡与孟子之交往见诸《孟子》，可视作这种推想的旁证。孟子对同时而持不同意见者批评甚多，却言不及驺衍。由此进而推想，驺衍变作迂怪之说的根据源出孟子之流的可能性颇大。《荀子·非十二子》遍及当时风行的各学术流派之祖，而言不及驺衍，却批评子思、孟子创设与鼓吹“五行”之说，其以阴阳五行一派归之于子思、孟子甚明。倘若荀子对孟子之指责有据不误，则首倡阴阳五行学说体系，自然也是孟子与孔子不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