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    2011的美國：公平社會篇

12月2日柞里子一覺醒來，發現醒得太早。躺在旅館的床上打開電視，趕上MSNBC Morning Joe的女主持同剛剛走進來的男嘉賓親熱擁抱。別誤會。嘿嘿！雖然是一男一女，卻不是那種男女間的“親熱”。為什麼不是？因為男嘉賓是布熱金斯基，而女主持不是別人，正是布熱金斯基之女。

前政要、現政要之女進入電視新聞這一行，如今似乎成了時尚，麥凱恩之女、小布什之女、克林頓之女，一個個都在電視台勾當。布熱金斯基雖然不如小布什與克林頓那麼顯赫，“前政要”這三個字，當之無愧。卡特總統任上，布熱金斯基是國家安全顧問；里根總統任上，布熱金斯基是總統外交情報顧問團成員；老布什總統任上，布熱金斯基是國家安全顧問工作組聯合組長；名副其實的三朝元老。兩個兒子得其餘蔭，先後在克林頓、小布什總統任上的國防部里充任部長助理一類之職。甚至夫人也不等閒草民，乃前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任總統之侄孫女。

既然如此這般，社會還有公平性或者說不公平性可談麼？

有。至少身為三朝元老的布熱金斯基認為有。他上Morning Joe這節目要談的正是：美國社會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會之一，比中國還要糟糕。不過，他的根據，自然與前政要、現政要的子女是否飛黃騰達無關。他的根據是什麼？他根據的是Gini Coefficient。Gini Coefficient 亦稱    Gini Index 或 Gini ratio。中文的流行譯名是基尼係數。

所謂基尼係數，是意大利社會統計工作者Corrado Gini定義的一套測量收入分布公平性的統計標準。基尼係數為0，表示收入分布絕對公平，意思是：全民收入皆相等。基尼係數為1，表示收入分布絕對不公平，意思是：全國的收入盡歸一人獨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至於1970，美國的基尼係數大抵徘徊於0.38至0.35之間，走向大致平穩而略趨下。自1970之後，則基本順30度角傾斜上升。至2007年之時，美國基尼係數業已上升至0.45。近況如何？數據缺如。不過，據2008以後的失業狀況推測，基尼係數恐怕不會下降，只會上升。

與其他國家相比，基尼係數等於0.45 究竟把美國置於何地？可以從下面的表格窺見一斑：

這組據稱來源自CIA的數據，見諸http://inlightofrecentevents.wordpress.com/usa-class-warfare-inequality/

根據這個表格，美國社會的不公平性不僅遠在其他西方經濟發達的民主社會之下，也在推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之下，僅僅略微優於美國人通常蔑視之的墨西哥。

如果社會的不公平性的確能通過基尼係數衡量，那麼，美國社會的確相當的不公平。問題在於：能麼？

以柞里子之見，其實不能。原因何在？

因為基尼係數的立意基礎本身是錯誤的。

什麼是基尼係數的立意基礎？

在同一社會中，每一個人的收入應該相等。

如果社會的收入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像雨水或者陽光，這樣的立意基礎可以成立。問題是：社會的收入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通過人的付出掙來的。收入既然是通過人的付出，通過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原則分配社會的收入，顯然就比忽略個人的付出而平均分配社會的收入更為接近公平。

不言而喻，更為接近公平並不等於公平。社會的收入固然是通過人的付出掙來的，人的付出卻未必掙來收入，同樣的付出也未必掙來通樣的收入，付出的未必是人力，也可以是財力。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分配原則之所以並不是公平的分配原則，正是因為忽略了這些。

那麼，什麼才是公平的分配原則？竊以為當着眼於結果的多寡而不是付出的多寡。換言之，創造財富多者多得，創造財富少者少得，不創造財富者不得。這才是公平的分配原則。

不過，這樣的原則雖然就理論而言無懈可擊，倘若實施之，卻不免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這難以克服的困難在於無法準確衡量結果。為何而不能？因為不是所有的財富都是一目了然的、直接的、可以數據化的。

比如，美國當紅女歌手Lady Gaga 2011年的收入是9千萬美元，棒球明星 Albert Pujols 新近簽署了10年2億5千4百萬美元的收入合同。歌聲與球技可以算作社會財富麼？竊以為可，因為它們為歌迷、球迷帶來歡樂，也為傳播歌聲、球技的行業帶來就業機會。不過，怎麼理性地衡量其多寡？怎麼將這類財富數據化？好像不可能。既然不大可能，也就很難判斷 Lady Gaga與Albert Pujols的收入是否公平。

Lady Gaga與Albert Pujols固然是兩個極端的例子，但社會上性質相同或類似而不這麼極端的例子多如過江之鯽。即使撇開這類財富不談，僅就可見、可觸的財富，比如汽車、房屋、手機等等而言，其價值究竟該值多少？也依然是難以確定。個人的付出，往往只是成就了構成財富的產品的一部分而已。比如，汽車、房屋、手機等等，都不是一個人造就的，其中每一道工序、每一個部件，或每一分錢投資，究竟該值多少錢，更是無法理性評估。

在沒辦法理性確定價值的時候，唯一的公平定價方式，套用一句中國的俗話，就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換成如今的經濟術語，就是“市場價值”。雖然“市場價值”的說法更現代、更切題，卻未必如“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之畫龍點睛。所謂“睛”，就是“願者上鈎”的“願”字。“市場價值”的說法雖然沒有點出“自願”這龍睛，其實是把“自願”作為既定前提處理的。故二者所言，其實相同，並無出入。

以柞里子之見，所謂“自願”，不限於買賣雙方都有選擇成交或不成交的自由，而且包括人員橫向或縱向流動的自由。如果人員的流動受到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限制，如果人員的流動因出身、戶籍、種族、年齡、性別等等的不同而遭受公然的歧視，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反之，則應當以公平社會視之。之所以強調“公然”兩字，是因為私下的、隱藏的歧視是無法制裁的，因而也是難以避免的。一個公正的社會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對於公然的歧視予以法律制裁。

在依據基尼係數而定的公平社會排名榜上，名列前茅者依次為瑞典、斯洛文尼亞、丹麥、挪威、冰島、捷克、斯洛伐克、馬耳他、盧森堡、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德國、白俄羅斯、匈牙利、比利時。就保障選擇與流動這種“自願”而言，這些國家都遠比美國做得更好麼？絕對非是。故曰：基尼係數並不能反映社會的公平性。

固然近來美國的基尼係數確有惡化的傾向，然美國的基尼係數從來就糟糕。糟糕了這些年而乏人問津，怎麼如今忽然成為熱門的話題？這就同上篇論及的占領牆街脫離不了干係了。占領牆街者打出的口號“我們是那99%”所反映的公平概念，與基尼係數所依據者如出一轍，皆為無視創造之多寡、片面追求分享結果之平均的主張。上篇之所以預料占領牆街的行動不會具有意義重大的影響，正是因為占領牆街行動所體現的公平構想，其實是個似是而非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