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大院的正房一共五间屋子，全都正对着凤凰山。刘老大他们家最初好像住了三间房，后来变成了两间，最西边的头上。

刘老大他爸爸或者他爸爸的爸爸原来是这个大院的主人，地主，是不是同时还有官僚、资本家，我不知道。

刘老大有个亲叔叔是大官，是我们凤城县出的最大的官。他是Zhong央水电部副部长，名叫刘澜波，1945年还担任过安东省主席。他还提携了一位部下当了更大的官。

刘澜波一九六零年回来过一次，我二姐非常肯定地说。二姐还说她还见过他，刘个头不高，后来看刘老大的爸爸也就是他叔叔饿的不像样子了，就把叔叔带到了北京。

但这些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这么大的官，我怎么竟然错过了见他一面的机会。我想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吧？因为六六年后刘副部长就成了“大叛徒”，被关进了监狱、勤城。

我记得这位领导给他侄儿也就是刘老大一支钢笔，那支笔Wen革中被刘老大悄悄处理了。

二姐说，刘老大还有一个弟弟，算起来就是老二了，人，长的仪表堂堂。这我也没有印象。从我记事起就没看过这么一个人，估计是在六零年那年死了，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存疑。

刘老大我印象深刻，他是我们二小队的社员，农民、地主，但似乎没有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或者戴上了又摘下了，对这一点他老觉得冤枉，他说自己是过继到老刘家的，不过，这话他不该在小队批判他的大会上说，不但没人听，还被人揍了，从脸蛋子到屁股蛋子。后来他就不说了，他说：“我是地主。”

小耗子说：“你就欠揍！不打你不老实。”

二姐说，刘老大原来不住在这个院子，是从沈阳或哪个大城市下放回来的。那应是五七年前后的事，我更无法记忆了。

刘老大人很帅，但眼泡大一点。他不笑，话少，走路挺慢的，眼皮爱耷拉着，显得眼泡更大了。偶尔露出眼神，阴阴沉沉的，这是我对他的最深刻印象。

刘老大的弟弟刘老三比他大哥好，生产队里批斗他时，他一句话也不说，他是个哑巴，说不出话。

哑巴是光棍。他在院子走的时候，有的坏小子会给他一脚，他会“哇哇”两声。后来我到生产队干活，点名时，哑巴会“嗯”一声。

二姐说，哑巴能看日文书，这令我非常吃惊。我从来没看他看过，估计是“破四旧”，书都烧了。因为我看过他们家烧书，是扔到大锅的灶坑里。

哑巴活了很久，后来到县里的养老院了。

刘老大叫刘放华，他的哑巴弟弟叫刘兴华，这都是似乎、也许、大概、差不多。

刘老大原来是有媳妇的，还挺漂亮，并且生了两个孩子，但很早就离了，她好像是工人或职员，有个儿子叫和平。我在小学时常见到他，上中学后就再也没见到和平了。

六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刘老大的前妻带着两个孩子来了，说是“心疼”哑巴弟弟，她来了后给哑巴洗衣服、做饭。那一天哑巴的脸笑开了。嫂子走后又恢复了常态，阴沉，木讷。

刘老大的屋子里没有什么像样东西，一张饭桌，成年放在炕上，旁边堆几本书，好像是农学研究一类的。

二姐说，老刘家的门框子和窗户框子都很漂亮，是雕刻上花，木头也好。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黝黑的，发亮，老家具，但到后来就破败了。

刘老大做过种地的实验，用筷子在地里扎个眼，把地瓜秧子埋进去，不过，没长出大地瓜来。地瓜秧刚长出几片绿叶，就被小孩子摘去吃了，应是六一年的事。小孩子既不是祸害他，也不是挚爱绿色食品，就是太饿了。再加上他的自留地连个障子也没有。

刘老大家旁边有个厕所，属于个人财产，不过，也向邻居开放。粪便他让哑巴掏。哑巴一掏粪就“嗷嗷”叫，刘老大说，你也是地主，这是劳动改造。

刘老大死于改革开放之后，帽子估计也摘下去了，是作为人民而死的。

刘老大兄弟俩的两间房旁边是整个大院的中心，但我却记不起最初是谁住的了。Wen革时一小队的老张家搬了进来，最初应该是借住，但他们住下就不走了。

这个张大哥虎背熊腰，一脸凶气，名叫张立发。他很虎，也很驴。有的邻居背后说，插条尾（读yi，三声）巴就是驴，也有的认为不插尾（yi）巴也是驴。两张说法没开会讨论过也没有实验证据，上面和下面都没有结论。

有一次有人来看房，张立发举起铁锨就冲出了屋子，大喊：“你要是敢进来，我就劈了你！”又大喊：“X你M的，你来，我们这一窝子人住哪里，呵！欺负我们贫下中农啊！”

自那以后就没有人来看房子了。

但张大哥还是围起了院子，养鸡、养鹅、养鸭子，也养人，一窝子人逐渐增多，我竟查不清是五个还是六个了。

对了，我大哥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刘老大家屋后有棵大梨树，结梨子时我们小孩子常去，用文明语言来说是：“采集”。拿地主家的东西不算偷，何况还是屋外的。

张立发搬进来时G命正热烈着哪，他阶级觉悟很高，看刘老大家里那么空，总觉得一定有什么宝贝暗藏起来了。大梨树就是一根非常隐秘的地方，于是，他就挖呀，挖。刘老大看见了，用张立发的话来说：“一个屁也不敢放。”

这件事无果后张立发改变了思路，第二年春天，他种屋子后面那块地时，就往老刘家后面横向发展了。结果又一次印证了他的话是对的，刘老大还是“一个屁也不敢放。” 

下一家是王叔，最初是儿女成双再各自乘2，最后又加了一个小三，叫“小老头”。就在写作这篇文章时，老邻居的面孔和名字我逐渐想起来了。比如，王叔的女儿叫凤兰，凤琴。二儿子比我大一岁，我们都叫他“眼镜”，其实他从来不戴眼镜，也不爱读书。

王婶没工作，王叔找不到工作。他是“刑满释放分子”，犯的啥罪，居委会也没告诉我和我们，王叔他成天老是耷拉个脸，眼神是散的，衣服也破了，还爱低头，很像小学课本上的坏人。

后来王叔得了肝癌或者胃癌，没钱治病，就忍着。他老是说：“疼死我了“。

好像是1965年的春夏秋之际，王叔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在我们大院入口的厕所里上吊死了。他被放在厕所后面的地上，舌头都出来了，挺长的一截子。

自从那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小孩子晚上不敢到厕所那一带玩了，怕钻出来一个吊死鬼，伸着长长的大舌头。要是实在憋不住了，就在刘老大的自留地边上方便，那时还不知道有机肥料的观念，要不然，方便的频率会大大增加。

王婶后来说，那老鬼还算有良心，没死在屋里。他们家就一间屋一铺炕，死在里面是挺吓人的。

大概是六七年，又有最新指示了，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王婶一家就被当成吃闲饭的赶到了农村。

很久很久以后，我出国了，探亲。不久，我又回国了，探亲。有一次去王道沟，我看到了王婶，她又找了一个老头子，小女儿结婚、离婚。老儿子“小老头”被抓，被放。

王婶给了我好多杏子，从树上现摘的。

那天“眼镜”上地里干活去了，我挺想他的，我们小时候一起玩。

隔壁的袁大爷家也是一间屋一铺炕，但主要是他们老两口住。袁大爷在丹东农科所工作，有学问的人，水稻专家，南方人，说话我听不太懂。他儿子更有学问，在沈阳的大学里教书，好像是东北工学院，讲师。

那时我不敢想象有生之年会遇到教授、副教授这样有学问的人，讲师，顶天了。袁大爷的儿子回来看父母时与我打过照面，但我连仰视都不敢，低着头还觉得好惭愧。别说沈阳，就连丹东这样的大城市我都没去过，还有大学，我的妈呀！

我大哥记得袁大爷会钓蛤蟆，钓来了用来炒辣椒。我没有印象，印象中大哥二哥去抓到了一些蛤蟆，什么方法抓的我不关心，因为那涉及技术专利的问题。蛤蟆肉也是肉，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袁大爷的孙女叫珠珠吧，她过来跟爷爷做过伴，但我们不大跟她玩，她的脸我也模糊了，好像是方脸，当然也不是标准的正方形。

袁大爷还有好几个姑娘，有一个在河南的某个大学教书，在某年自杀了。

袁大爷袁大娘后来太老了，搬走了。是搬到儿子还是女儿那里，我不大清楚。 

他们家搬走后顾叔一家搬进来了，顾叔叔好像叫顾元平，那时在县里工作，我觉得挺了不起的，都可以见到县长啊。

后来G命了，他到五七干校了。再后来他大概是在那里改造好了，回来了，就被分派到了凤城镇政府里工作，负责乡镇企业那一片。那时我也在镇里工作了，我们是同事，我的官比他还大一些，是镇党委宣传委员。顾叔叔有点佩服我，说：“学德，你有水平，真有出息。你妈没白养活你。”

他不叫我小名了。

我挺高兴的，我现在和顾叔叔一样了，都可以见到镇长了。我还和镇委书记、镇长一起开会。

会挺多的。

会挺长的。

顾叔叔的妻子姓赵，大圆脸，说话声音有点尖，她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不吃猪肉。人怎么可能不爱吃猪肉呢？后来才知道，可能的，她是回族。

2021.7.1—22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