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身經歷的“為八九動亂和反革命暴亂 進行思想、輿論準備”的兩大事件 高 瞻 1989年6月30日，“六四”屠城的硝煙已泯、血跡方干，曾經被中國人民寄予唯一希望、視為最後一搏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終於召開了。但此時的中國早就地覆天翻、陰陽兩界：趙紫陽失去自由、改革派全軍覆沒、學生領袖流亡入獄、反抗力量一網打盡、九州赤縣恐怖肅殺、中華大地淒風苦雨。曾經被人們一廂情願的企盼着能拯救危機、力挽狂瀾、創造歷史的關鍵一局，最終成了為鄧小平血腥屠殺合法性背書的一場鬧劇。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聽取國務委員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做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做出《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議》和完成剝奪趙紫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的法律手續。其中，陳希同宣讀報告占用了百分之九十的時間。 
陳希同這個《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是迄今為止中共官方對八九民運最權威、最全面、最完整的敘述、詮釋和結論，當年僅是紙質版就印刷了上百萬份。22年後，陳希同已經從風頭無兩、風光無限的弄潮兒淪為了衰老滄桑、滿目愴涼的階下囚，保外就醫期間他在口述回憶錄《眾口鑠金難鑠真》裡一力撇清自己說：“中央讓我做報告，我不能不做；但（這個報告）我一個字也沒參加討論，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有改”。陳希同報告的基調、精神甚至大多數遣詞用句都是由中共最高層直接確定的沒有錯，但作為報告的署名人和宣讀者、八九戒嚴期間和“戒嚴部隊指揮部”一同發布各種通告同時單獨簽署各項“政府令”的北京市的最高主官，陳希同對報告沒有參與過討論、沒有發表過意見、沒有加進過內容，則是沒有人相信的。 
陳希同的報告，是一篇用謊言、造謠、欺騙堆砌和編織起來的萬言文字。在第一部分“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里，為了證明“西方世界敵對勢力”企圖實現“使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的長期根本戰略，與中國“黨內黨外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互相呼應、內外勾結、上下串通，為在中國製造動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長達幾年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報告列舉了一系列國內外敵對勢力“製造輿論、歪曲真相、造謠惑眾”的實例，首當其衝的就說： 去年末今年初，內外勾結進一步加緊，陸續出現了一些觀點十分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他活動。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型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份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 
無巧不成書，這個被陳希同報告斷定為是為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醞釀、預謀和進行思想、輿論準備的名列禍魁、首屈一指的罪行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型討論會”，我不但親臨其境，而且大涉干係——只不過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僅僅六個多月後，它竟會赫然出現在堂堂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大會上和行文中，以致天下聞名、舉世皆知。 H，北大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八七級學生，也是王丹進北大第一年的同班同學。1988年秋天，H來找我，給我談想成立一個“未來學會”。那時的北大自由開放，各種學會、研究會琳琅滿目、難以勝數。按照當時規定，學生成立社團先由發起人所在系、後由校團委社會實踐部審核備案即可合法；但慢慢的這個規定就不被學生們重視，學校方面也睜隻眼閉隻眼，只要不出問題就懶得過問。H是學生幹部、老實孩子，自然循規蹈矩。政治系的學生搞什麼未來學會，我初時覺得不倫不類，但後來一想：其他能想到的各種領域的社團都已經被本專業的學生瓜分完畢——比如政治學會早就有了——，也就只剩下這種莫名其妙、無人問津的邊緣領域還可以染指一下；而北大又沒有未來學專業，H也沒破壞不侵占他系專業領地的慣例，因此，我就沒表示反對。11月中旬，他送來一份蠟版手刻的“未來學會成立大會暨青年未來論壇”方案讓我審閱，我建議論壇名字改用更響亮和氣派的“未來中國與世界”。12月初他再給我送來了顧問聘書、告訴我開會的時間和地點，拜託我務必到場。我心裡明白，H請我去，明里是尊重組織和制度、請領導把關監場，實際上是拉我站台、以防萬一：一旦我到了場，將來出了任何問題就都完全由我承擔了——可見即便在那個自由開放的年代，在共產黨極權的陰影中潛移默化大的不到二十歲的學生，除了王丹這種不管不顧、猛打猛衝的另類，已經都多有心計了。12月7日晚七點前，我來到二教一個階梯教室的第一排坐下。沒多久，當時最有名的一批知識界精英，戈揚、金觀濤、劉青峰、於浩成等人魚貫而入，我站起來和他們一一握手。我一直相信，H不會有那麼廣的聯繫，應該是王丹幫他請的這些人。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北大的號召力真是非同小可，一個普通學生社團成立就可以同時讓這麼多大腕兒欣然前來捧場；而北大此類活動又太多，所以邀請的和被請的都下意識的簡慢和接受簡慢：二教那個階梯教室，簡陋寒酸、斑駁陸離；第一排嘉賓桌上，連個紙杯白開水都沒有；聽眾也稀稀落落，統共來了幾十個人，哪裡像陳希同故弄玄虛、危言聳聽向全世界誇張的“大型討論會”？另一方面，雖然這批人當時聲名赫赫，人人趨之若鶩，但看來也不是每天忙得到處串台，否則不可能在一個時間段里把這麼多人湊到一起。那天金觀濤首先講話，他說完“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後，又講了要接受多元文化、擁抱海洋文明、向西方看齊等等。後面一個人我忘記誰了，講話則強調要繼承優秀傳統文明和形成本國特色，不認同金觀濤的“全盤西化”，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說：“金觀濤剛才不是也說要‘文化多元’嗎”？我這時特意看了金觀濤一眼，見他有些尷尬的笑而“弗能應也”。坐在我右邊的戈揚上台後，首先說：“我是一個有幾十年黨齡、年齡最大的人，我完全有資格說這句話：‘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我又去看金觀濤，這回他得意的嘿嘿笑。因為當天不是講座，發言的人又多，所以大家講的都很短，屬於隻言片語、隨興而談，沒什麼系統，顯然也未刻意準備。金觀濤和戈揚的發言引起稀稀落落的掌聲，贏得最大鼓譟、歡呼和共鳴的是後面滿嘴大白話、沒什麼學理詞語的矮胖子老北京於浩成，他沒講幾句就激動起來，有點譁眾取寵的說：“楊振寧批評我們主張全盤西化、忘記了老祖宗和民族文化。這些人自己是什麼人？他們都是假洋鬼子呀，他們連中國人都不肯做了，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 
當年H送我審核的手刻蠟版印刷論壇方案。 這次活動是我在北大少有的從頭到尾聽完的一次，所以金觀濤、戈揚、於浩成的話給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不過，八十年代類似的集會北大里多如牛毛，光是我本人經手過的就不計其數。在當時的思想和言論環境下，他們講的內容我聽着也習以為常，沒覺得有義務和有必要向更上一級匯報，所以聽完也就過去了。 
王丹北大國際政治系一年級時的同班同學們1989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隊伍里。 左二，叫王旭，一生經歷值得一說。王旭是1987年新疆高考文科狀元，一年級王丹班的團支部書記，研究生期間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1994年赴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回國後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中國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2006年掛職濟南市政府副秘書長，次年出任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和新聞發言人；2013年1月因病去世, 年僅43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和人民網都破例發布了消息。如果他健在，十年之後今天至少應是副部級。像王旭這樣在學生時代青春熱血、為自由奮臂疾呼，後面進入體製做到高官的北大人為數眾多。回首當年，或許他們真的認為自己幼稚、可笑，但是，經歷和沒經歷過那些時光完全不一樣，那段歲月植刻入他們潛意識裡的烙印、影響與記憶一生都無法消除，總歸有一天會在他們的人生中體現出來。我始終相信“福不唐捐”，一旦種子播下，就永遠根消不掉，只要氣候、土壤適宜，就會發芽、開花、結果。三十五年後還有人懷疑八九民運的意義，而這，就是八九民運最恆久的意義。 經歷過“六四”後那場遍及全國每一個角落、持續了近一年的大清查的人，都一定在各色各樣的會議、報告、講話、文件、通稿和視聽材料中看到、聽到過著名的一句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一輛車什麼都能換，只有四個輪子絕對不能換”被和金觀濤的“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一起羅列在“山雨欲來”等標題下，作為“國內外敵對勢力製造輿論、歪曲真相、造謠惑眾”的典型標誌和表情符，並在各種場合被反反覆覆的聲討、批判、譴責和鞭撻。無獨有偶的是，這另一次和北大未來學會研討會並列的“公開攻擊四項基本原則”、“為八九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進行思想、輿論準備”的大事件，不僅和我大有干係，乾脆就是因我而起。 冉伯恭，英文名字George P.Jan，1925年生於河北高陽， 1955年自台灣赴美留學，1960年獲紐約大學政治學博士，在美國多所大學擔任過教授，曾任俄亥俄州立托萊多大學政治系主任並在該校榮休，入選過各種“美國名人錄”和“世界名人錄”。在北大文科系還很少美國教授長期訪問講學的八十年代，1988年間冉伯恭竟然在北大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常駐了整整一年。也就是在這一年中，我很從容地與他相熟並建立起友誼。冉伯恭被安排住在老勺園留學生樓一個帶衛生間的十平米宿舍里，我經常前去拜訪、求教，每次都坐在屋裡窗下那對簡易布面沙發的右位上與他暢聊、交流。有一次我們討論起中蘇改革的異同和意義，他不假思索的說：“當然是中國的改革更有價值！你知道美國人怎麼評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嗎——‘nothing’！”冉伯恭這個結論，當然帶有華裔對中國的偏愛和期望，但也代表着美國學術界——特別是左派學術界——對中蘇兩國源遠流長的共同態度和認知；而今天，他們終於品嘗到了自己謬誤的苦果。1987年全國還洋溢着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氣氛，然而進入1988年後，整個中國卻一下充滿了世紀末的末法氛圍，社會浮躁焦慮、人心惶惶不安，滿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樣的傳聞和倒爺信息；官方在“六四”後馬後炮的形容1988年“山雨欲來”，其實我才是真正的早就預感到一場大變動不可避免的即將到來；憂心忡忡、殫思竭慮中，我寫了一篇長長的備忘錄和提綱式的報告拿給冉伯恭徵詢意見。1988年11月，我提出請他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做一次全校講座，他欣然應允。我向校辦預定了克林頓、中曾根康弘、科爾、連戰、李敖等都使用過的北大最高規格演講地點辦公樓禮堂，提前幾天貼出了海報。可能是冉伯恭缺乏通俗名望，加上嚴冬夜晚寒風凜冽，坐落在未名湖畔黑黢黢陰影里的辦公樓來的人並不多。講座開始前，我引他進入禮堂大門對面包括王學珍在內三個正副書記辦公室大套間裡的書記校長小會議室小坐——當年這個會議室學生有重要活動都可以借用，比較現在辦公樓的整個一層全被書記校長的秘書們占用，就連一個堂堂教授也別想隨意進去辦公樓見到領導，真是恍如兩世！整場講座反響並不強烈，唯一引起的笑聲和掌聲就是在他說了那句揚名世界的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一輛車什麼都能換，只有四個輪子不能換”後。三十五年過去，多少事情在記憶的塵埃里湮滅無存，但那一晚的情景我卻歷歷在目，至今仍能清晰的記得他說出這句話時的笑容、表情和聲音。 
冉伯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一輛車什麼都能換，只有四個輪子不能換”的講座上。 講座結束後，我多少還是有些警覺。過了兩天我特意去看他，儘量輕鬆的提示他中國政治環境的嚴峻和特殊。聽了我的話，他的反應緊張而激動：“我大老遠的離開家人獨自跑到這裡，是好意幫助中國來了！北大可能覺得給我提供的這個條件在國內已經很不錯了”，他抬起右手橫掃了一下房間: “可你知道我美國家的條件是什麼樣嗎？”邊說邊站起來拿出幾張彩照拿給我，上面是那時中國人絕少見過的美麗花園、草坪和庭院裡的燒烤台；“我一點都不怕，如果中國政府真的要難為我，美國政府馬上就會出來抗議的！” 寫這篇文章時，我特地上網輸入“冉伯恭”三個字，出乎我的意料，結果居然頗多，特別是對他2008年出版的一部書《真實與虛幻：21世紀的美國》的介紹。我能找到距今最近的一個有關他的消息，是2016年3月1日自由亞洲電台的一篇報導《美國華人政治學家預測中共的命運》，裡面說： 美國政治學家、托萊多大學榮譽教授冉伯恭表示，對中共何去何從的預測必須以對其國內外各方麵條件所作政治學的分析為依據。冉教授說，他的觀點是，中共不至於很快垮台：“我有條件的預測是：起碼十五年到二十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不會垮台。” …… 冉教授說，當下中國的政局基本上是穩定的：“中共有八千七百萬黨員；加上共青團員，再加上黨員和團員的家屬和近親好友，在中國，支持共產黨的人起碼兩三億是不成問題的。”冉教授說，中國尚無強大到對中共構成真正威脅的反對力量；另外，中共也一直在推行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除非發生意外，在習近平兩個任期之內，中國會基本上維持穩定……. 它（指中國政府）一直在改革。”冉教授說，分析中共未來的命運也要考慮到其國外因素：“美國和中國會不會打仗呢？ 我認為可能性還是不大。美國人民、美國政客、美國總統絕不願意為了（中國）跟菲律賓、越南等國的一些小島的爭執跟中國打起來。” 從2016年至今，又過去了8年。如果冉先生還健在，按中國人年齡計算習慣，他今年整整100歲。多少個當年在北大政治系與他每天比肩互濟、比他年輕的多的同行都早已仙逝，而昔日青春勃發、初出茅廬的我也不知不覺已經年逾一個甲子……念及於此，我唏噓不已。 北京大學未來學會“未來中國與世界”討論會和冉伯恭“四個輪子”的演講，這兩個中國官方正式封印認證、蓋章論定的頭等重要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前夕“內外勾結進一步加緊”的“反動政治集會”，居然都和我密不可分：“未來中國與世界”討論會是我開綠燈放行，冉伯恭“四個輪子”的講座是我一手組織，我簡直是莫名其妙、糊裡糊塗的中了頭彩。被官方用謊言強行牽扯到一塊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兩件事情，因為我的緣故，暗地裡竟然還真的存在着聯繫——世界上歪打正着的事情，常常如此的弔詭！ 我至今不清楚，“未來中國與世界”討論會金觀濤、戈揚的發言和冉伯恭講座中“四個輪子”的言論，是被什麼人在現場一字不拉的記錄下來並匯報上去。按說，那時整個社會、特別是大學的氛圍寬鬆，類似活動眼花繚亂、記不勝記；我是參加這兩次活動的屬地官方代表，即便上面要掌握相關情況，按正常程序也該交代給北大、再由北大交代給我才是。可是，事先事後北大都從沒對我表示過對這些事情的些許關注。顯然，在北大之外和不知情下，早就另有外面的專業人員事必躬親的潛入着所有類似的場合——可見，就是在今天人們記憶中中共僭政歷史上最好的趙紫陽時代，他們的羅網和觸角也是那麼的密不透風和無孔不入。只不過，那時和現在的不同是：如果沒有後來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發生，這類按流程搜集刺探到的情報匯報上去後也就留檔、存案、沉睡了，沒人會再去做進一步的追查。“六四”屠殺後，北大清查辦主任黃聞一對我糾纏不休、反覆折磨，最後說：“這些反動言論即使與你無關，但你聽見了為什麼不做匯報和工作”？我說：“這種話就是事後諸葛亮：那些暗中在場記錄的專業部門都沒覺得有什麼大問題以致事後要做補救行動，我一個新手怎麼就應該比他們還強？” 從上面我親身的經歷可以看出，被共產黨最高當局痛心疾首、咬牙切齒、刻骨銘心、耿耿於懷、刻意散播、口誅筆伐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未來中國與世界大型討論會”和“公開攻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只有四個輪子不能換’”的演講這兩大“為八九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進行思想、輿論準備”事件，其實都純屬隨機和偶然的發生。未來學會成立會H請金觀濤、戈揚、於浩成等人參加，絕非蓄意策劃，也沒有任何明確的傾向和目的，只是因為這些人當年都是思想文化界的時尚精英；而冉伯恭的講座，只是我組織的一次普通學術演講：兩者根本不是什麼“政治集會”，更罔談“由來已久”的“動亂的醞釀和預謀”。未來學會會上金觀濤、戈揚、於浩成等人明顯未加認真準備，都是臨場發揮、信口拈來的老生常談和即興而言；冉伯恭“四個輪子”的內容，則是靈機一動，突然想到了一句討巧、惟妙的比喻，隨即得意的說出來。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幾十年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為非作歹又死不悔改的忍無可忍、自然必然的反抗與鬥爭；共產黨本身搞陰謀恐怖出身，長此以往患上了無可救藥的受虐待狂症，時時刻刻疑神疑鬼、杯弓蛇影，把一切大實話都認作處心積慮、預謀顛覆，只會刺刀向外、遷怒於人，而永遠不知道反躬自省、汲取教訓、自我更新、洗心革面。同時，還一如既往的散播謊言、嫁禍栽贓、構陷忠良、欺瞞世界，為它的滔天罪行和渾身血債辯護、推脫。所以，我說共產黨每句話都是欺騙和撒謊，真的沒有亂蓋、真的不冤枉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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