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

本不想再谈蒋同学。但早上起来，读到下面一句话，让我想一吐为快。一百多年前，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在哈佛演讲时曾说：“如果你对遥远非洲某一群黑人的悲惨遭遇痛哭不止，却对你身边人的苦难麻木不仁，那么你的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人类爱的象征，而是你伪善人性的集中表演。”

百年之后，25岁的中国女孩蒋雨融站上哈佛毕业典礼讲台，讲述起非洲同学的故事，接着表白：“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孩买不起卫生巾，我就感到耻辱。”演讲赢得全场喝彩，被媒体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言人，宛若瑞典“环保女孩”。

这听起来确实感人，只可惜她的善良触碰到了世界，却回避了家园。她讲了“非洲女孩的困境”，却只字未提“中国女孩的锁链”；她说要“为无声者发声”，但“无声者”永远只是远方的、抽象的、政治安全的那个群体，而非一个个鲜活、呻吟的本国弱者。

早在公元30多年，加利利一位木匠的儿子也曾痛斥这种“表演式义举”。耶稣责备宗教领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律法上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了。”（马太福音 23:23）祂不是责备善，而是责备那种缺乏怜悯、功利计算的“假冒伪善”。

耶稣的责备，直指人的内心动机：不是你做了多少“对的事”，而是你是否出于真诚的爱去怜悯那真正痛苦的人。这句话，正适用于今天那些“在国际场合表演善良，却对身边苦难视而不见”的“公共道德人设”。

而蒋同学或许至今并未意识到，公众对她的质疑不仅因她的家世和求学模式被审视，更因为她所流露出的“选择性善良”和格式化悲悯，触碰了中国公众最敏感的神经。

一、“叙事共同体”，不是“命运共同体”

蒋雨融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听上去高远、宏大、包容。但我们必须问一句：她的道路是否可以复制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成为“中国梦”的理想？

在这个“共同体”里，有没有徐州的“铁链女”？有没有那个因打赏4300元而被跨省追捕的女作家？有没有高考失利、考公落榜、在城市边缘失业漂泊的青年？

如果她的“成功样本”仅适用于少数阶层，而非中国普通百姓，那么她倡言的不是“命运共同体”，甚至也不是“中国共同体”，而是一个“叙事共同体”——一个政治安全、媒体易于包装、可控可感动的舞台剧本。

这种善良，是经过筛选的善良；这种悲悯，是经过排练的悲悯。正因为无风险、无冒犯、无真实代价，所以才如此动人，但也如此空洞。

二、“善良如此艰难，远非我想象”

《人民日报》在2025年刊发了一句：“善良如此艰难，远非我想象。”如此平实之语，却击穿当下社会现实。

中国网友紧随其后，发出直刺灵魂的反问：“你们若真的善良，人民怎会如此艰难？”

这让我想起我的好友、河北著名企业家杨卓舒先生。他曾问我：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我说根据于建嵘教授的田野调查，大约有八千万。他说：“不可能有这么多！如果真有这么多中国基督徒，中国的道德怎会如此沦丧？”我无言以对，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思考过后我才真正搞明白：福音化不等于基督化，宗教徒不等于门徒。真正的信仰，不是挂名基督徒，而是活出基督。

蒋同学今天也正在挑战对善良的思考：我们有多少人是善良的？中华民族真的是善良的民族吗？“你们若真的善良，人民怎会如此艰难？”

真正的善良太难了！它从来不只是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而是敢于面对真问题，说出真声音，承担真代价。

而真正阻碍善良的，不只是风险与代价。在我们的时代，还有一种肥沃的“平庸之恶”——最普遍、最隐蔽、最沉默的罪恶形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最大的恶，并非源自邪恶意图，而是源自对邪恶的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不加思索。

蒋雨融同学或许并无恶意，她只是想尽力做好又一场人生演讲而已。但她的回避、自洽，以及对“中国式苦难”的选择性沉默，本质上正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人格选择下的“平庸之恶”。

以她为镜，我们又好到哪里去呢？徒感羞愧而已。当我们在面对不公时选择沉默，在看到苦难时装作看不见，在体制中安分守己，在世界面前讲体面话却不讲真话——我们就在参与制造一个对真实麻木的世界。在中国，我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们远不如那举起白纸的孩子们！正是因为我们的无为，才让孩子们的未来陷于暗淡。

“善良如此艰难”，是因为——我们也都在罪与恶中，并且无法自拔！

三、蒋同学：我们的镜像

蒋雨融的问题，其实暴露了中国当下普遍的“精致利己主义”人格模式。她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所有在“成功学”“奋斗叙事”中长大的中国青年的镜像：

中国文化一直崇尚“修齐治平”的儒家自救道路；中国青年也常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鸡血口号而振奋；我们教导孩子“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包装”，以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生信条。

所以，蒋同学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普遍问题。她所扮演的“善良角色”，不过是我们无数人渴望成为的“体面人设”的投影，是这个文本文化惯性中“假冒伪善”的又一呈现。我们质疑她时，也该低下头来问自己：我们是否也忽视了身边的苦难？是否在自我奋斗的光环下，失去了对他者的共情？是否以为靠自己努力成功，就可以无视那些努力仍失败的弱者？

四、“良善的，只有一位”

中国传统在“性善”与“性恶”之间争论不休，我们常以为自己与众不同，是善良的人。殊不知，人类早在伊甸园就丧失了善良。

不论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修齐治平”，还是西方人文主义所鼓吹的“理性拯救”，都假设人可以靠自己变好、靠制度建乐园。

但圣经早已指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又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 10:18）这两句话，道破人性的根源问题。可惜自传教士来华已数百年，中国人仍未真正明白。

人的人性是堕落的，理性是有限的。苦难的根源，不仅是制度与愚昧，更是罪。没有悔改的善良，没有归向基督的义举，都不过是“道德精致主义”的高塔。

这也是当代“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精神困境：他们谈人性却不谈罪，谈希望却不谈悔改，谈共同体却不谈与神的和好；他们要终结贫困，却不敢承认人最根本的贫穷是灵魂。

五、哈佛救不了人的灵魂，留学也未必翻转生命

中国人背着自己文化的那口”井“进入世界，坐”井“观天，未必能寻回真道，明白真理，带来灵魂与生命的翻转。

现在看蒋雨融，或许就是这样。她作为哈佛“代表性样本”，不过是被包装出来的“多元符号”。哈佛不关心她讲的是不是真实，更不关心她的灵魂，只关心她是否“代表了全球主义的正义叙事”。

即使在哈佛，她仍带着中国文化的炸鱼特别是典型的”精英逻辑“走上舞台：讲自己奋斗，讲父亲缺席，讲童年创伤，最后站上高地，说一句“我坦坦荡荡”，便以为可以说服所有人。

她在国外接受的是教育，却未接受重生；她懂得表达，却不懂得悔改；她学会了发声，却没有真正听见那苦难的声音。

六、结语：当“善良”成为表演，我们必须回到真理

真正的善良，不是可被点赞的泪点，而是为真实代价付出行动的担当。

当蒋雨融讲“善良”时，她或许未曾意识到“善良如此艰难”，且未曾警惕一不小心就会沦为“假冒伪善”。这，不只是中国的悲哀，更是全人类堕落之后的无能。

我们不是苛求这位青岛小姑娘完美，更不要她承担所有人的责任，而是希望她和我们一起思考善良，懂得：每个人都需要面真实的自己！如果连最真实的痛都不敢面对和承认，那讲得再动听，也不过是一场演出。你不能以精英自居，试图代表“中国”，不与凡人共情，却奢求痛苦中的芸芸大众为你鼓掌。

世界不缺道德表白和善良表演，缺的是真实与悔改。愿蒋同学能听见这一代人的叹息，有所反思——不是为了回应批评，而是为了找回真实的自己。也愿我们每一个自诩为“善良”的中国人，都能看到各自的伪善，从而回到那位良善的源头——在基督里悔改更新，才能更多活出良善，神州大地也才有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