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都需要為自己找一個家園,小的時候,這家園是父母的懷抱,及到長大,這家園是不斷出現的故鄉“影象”。說她是影象,主要因為這故鄉,有時以有形的實體方式出現,有時以無形的精神方式遊走,但不管怎樣,當你真切地要走近它的時候,它又不復存留,只有影象。用一句哲人的話說,就是“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影象的存在為人的皈依預設了理由,為靈魂的安適提供了所在。馮知明作品集《靈魂的家園》(散文卷)、《對生活發言》(隨筆卷)、《鳥有九靈》(小說卷),指向的便是這一主旨——為靈魂找一處安適的所在。這所在,有雲夢澤的水氣煙雨,有靈鳥止息的碧梧蒼山,有生於斯長於斯的灣台。此生不管你身處何方,她總會在經意或不經意中撩撥你、撞醒你。用作者的話說,則是“背着行李站在他鄉的大路上,耳邊便常常清晰地聽見雲夢澤的呼喚,溫存而寬厚的嗓音,像紅銅般的圓月,像朝霞般的初戀。我知道,那是雲夢澤的聲音,它已將我那枯澀而神秘的故里,寬慰了幾千年。”至今,還庇蔭着作者,用質樸而粗獷的漢字,循着生活的軌跡試圖去追尋精神的家園。 對生活的感恩與敬畏 ——讀馮知明散文集《靈魂的家園》 
散文集《靈魂的家園》中,溫情眷顧的敘述、抒情筆調下,灣台的鄉風民韻徐徐吹拂,小鎮的人情風物悉數登場,少年玩伴的稚拙嬉戲生氣活現,祖母祖父、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平淡如水的故事緩緩流淌。記憶因流水而生動,文章因真切而感人。《打鼓泅》中因逃學“游泳”而遭遇懲罰的回憶,使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魯迅的散文《從百草圓到三味書屋》,“紅色”教育的乏味從字裡行間見出,少年玩伴的率真也在鄉下“狗爬式”游泳——打鼓泅中隱現。《小鎮·小廠·紅衣少女》的小鎮、小廠溫馨可親,那裡是作者文學夢想開始的地方,同時也是作者朝霞般初戀孕育的地方,少女的矜持、醇厚不僅讓作者度過了一段不被人理解的時光,而且一句平淡的祝願,“你一定會有出息的!”至今仍激勵作者懷着一顆感恩的心走近故土,走進鄉民們的心靈世界。《童婚》中,童婚儀式的繁文縟節,以及“我”與姑媽侄女親上加親的童婚之旅的追憶,讓我們隨着馮知明柔情繾綣的筆觸一道退回到往昔,品味那份傷痛多於柔情的悽美。 有人說散文貴真,大凡好的散文都不乏真感受、真性情、真思考,《紅頭繩》《捉魚的童年情結》《五元錢的故事》《示眾的老鼠》中,我們讀到了這份蒸騰着血氣的真性情、真思考。“紅頭繩”“五元錢”見證了貧窮年代的無奈與孤寂,同時也記載了童心的真純與灼熱。時序的更迭並沒有抹去記憶的印痕,許多年以後,作者深有感觸說,“我開始懂得貧窮是對美的破壞。”在《外婆灣前有條河》《夢中的綠豆魚》《揮之不去的思念》《母愛無痕》等一組寫親人的散文中,作者懷着無盡的思念和深深的敬意,讓時光吹過歲月的河,任親情搖曳為一個個往事。外婆對“巫術”的誠篤、祖父對孫輩的慈愛、父親的通達、母親的含辛茹苦已經融入“我”的血脈,成為“我”為文為人的精神理由,“給我力量,給我光亮,給我勇氣”。流光已失,生活有痕,他們作為小人物的平凡人生、個中甘苦是淘洗不去的思念,是縈懷於胸的記憶。

千百年來,村莊作為鄉民自發居住的地方,或者臨山,或者傍水,馮知明的老家灣台也是如此,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寂寞地生,寂寞地死,祖輩如此,父輩如此,鄰里鄉親亦是如此。《表哥》《幺舅》《逃離大學的詩人》《鄉村匠人》中的表哥、幺舅、逃離大學的詩人、鄉村匠人的箍桶佬、貨郎、補碗匠,為了生計,他們四處奔波,一生一世的付出,而又一生一世的失落。“他們躺在自己做的小屋裡,坐在自己種的大樹下,勞作在自己的田地上”。湖上來的風常常變換方向,但是他們滯澀的精神世界卻未曾有大的改變,多子多福、迷信守舊、安貧樂道等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關於此,《表哥》中,馮知明有一段頗為精到的議論,“在新舊觀念的更替過程中,舊觀念有時像一塊舊傷疤,遇到陰雨天氣,會在你的某個部位隱隱作痛。不信,在某個陰雨的日子,試着摸摸你的舊傷疤看看。” 生活中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面對那些偶發的、神秘的現象,年少懵懂的“我”以及成為作家的“我”,一如當初時的惶惑迷茫。雖然隨着人生閱歷和知識儲備的增長,許多不解有了確定答案,但新的不解又雨後春筍般地冒出,生活在一個為聲電包圍、科技主導的社會裡,生活在無法把握自我的精神幻像里,難道我們能確信比那些生在鄉村,又在鄉村冬夜裡默默死去的鄉親更有意義嗎?作者再次感受到作為個體的人的有限,大自然面前人的委瑣渺小,命運面前人的無能為力。於是,在《天眼》《血地傳說》《成長的忌諱》《叫魂》《生命中的暗示》中,我們讀出了作者對生活的敬畏之情。《天眼》中,作者用“據說,十歲以下的孩子都有‘天眼’”的轉述方式,略顯曖昧地道出“真情”:“童年的一天,我親眼看見過它,它成為永存在我心靈之中的奇蹟。”也許正是源於這種對生命、對生活的敬畏,作者才一再用詩一般的語言說,“我相信,在那片萬物有靈的土地上,還有一種鳥在止息,它的名字叫鳳凰。它還沒有失去最後的耐心,即便是青碧的梧桐樹已被伐盡,即便那熊熊的火堆已經燃起。”這種對生活的敬畏之情在使我們的心靈充溢祈盼、感念的同時,也讓我們更加珍視生活、懷念生活。 把根留住 ——讀馮知明小說集《鳥有九靈》 
楚地多“巫”。 “巫”以其神秘的超驗性預知孕育了楚文化的渾厚與絢爛,賦予了楚地萬物的靈性。那裡有煙波浩渺的雲夢澤,有氣象萬千的靈鳥,有九死其猶未悔的神諭,一代代楚人就是聆聽着這神諭,循着一條出走——回歸的路,走出靈地而又皈依靈地。順境也好,逆境也罷,他們久久不能釋懷的是一個叫“楚”的地方。正是出於這種對“根”的崇拜與駐留,馮知明在《鳥有九靈》中,反覆追問的一個主題是,在故鄉——一個叫“灣台”的地方是否出現過思考的影子,留下過行者的蹤跡,如果有,現在它又在什麼地方?如果沒有,它延續千年的理由又是什麼? “把根留住”是馮知明小說一個較為固定的審美視角,在《楚地篝火》《百仙娘子》《人神會診》《倒春寒》《賭雁》《水家門前南瓜夢》《鄉村少年》等小說中,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着家的訊息,羅織着家的故事,故事裡有你,有我,有他。家園哺育着村民,村民生活敷衍着故事,故事以楚文化為背景上演。這故事沒有英雄人物的叱咤風雲,有的只是市井人家的平凡瑣事,但冷靜、綿密的敘事下流淌的那份鄉土溫情卻感人至深。這溫情是“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矢志還鄉的執着,是《詩經·東山》中“我東曰歸,我心西悲”的感傷,是馮知明回歸鄉土,與鄉鄰們一起歌哭,在反覆咀嚼、撫摩之後留下的心靈迴響,是鄉土生活在他精神世界鬱積而產生的情感體認。溫情籠罩着馮知明的小說,尤其是他筆下人物的生存世相以及故土情深的精神依戀。讀他的小說,你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經過時間的淘洗、記憶的醞釀,故園的人事滄桑、文化命脈似清冽甘甜的米酒,彌散、迴蕩在文本的字裡行間。 
《楚地篝火》敘寫了一個回家的故事,“我”和朋友在森林公園舉行了一次篝火聚會,會上朋友就“回老家”發表了一通議論,“你真慘,連故鄉也丟了嗎?”“不會,故鄉是丟不掉的。到原野上去,燃起一堆篝火,故鄉便在篝火里。”“人有種精神的回歸,特別是在自己不順的時候,想起血地很自然,好像那裡最安全,最可以安妥自己漂泊的靈魂。”為了尋回故鄉,為了安頓靈魂,“我”和朋友籌備了一次真實的故鄉篝火聚會,但當“我”走近故土,感受到她的心跳時,故鄉已經不再是“我”兒時的故鄉,現在的她似乎並不情願接納一個離家出走多年的遊子。於是,“我”的心不禁悲涼起來,難道是故鄉變了,變的連它的子女也不認識了;抑或“我”變了,變的數典忘祖起來。“我”陷入失望的漩渦,只得把滿腔的愁怨寄於酒杯,酒入愁腸,化作點點鄉思淚,突然,“有一個影子一飄,便定定地站在我面前,他對我說:狗兒,我真的等到你了?我知道你有一天會回來的。”這時的“我”超越了具象的時空限制,眼前閃回了一幕幕故鄉的黑白鏡頭,鬱積多年的精神焦慮瞬間冰釋。無奈,好景不長,幻境終歸是幻境,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我”的故鄉夢很快就破滅了。不過,醒來後的“我”知道,儘管故鄉已經不復存在,但尋找的路註定是要走下去的。 
根在何方?在篝火的幻象中,在塵封的歷史裡,“我”撥動記憶的琴弦,回到20世紀60年代,那時的“我”長有一雙清澈的“天眼”,不僅目睹了“神”的存在,而且也見證了紅色“革命”的狂濤巨浪,那個手持紅纓槍的《鄉村少年》而今安在哉?他乍現的靈光,他小小的驕傲,竟被那個年代撕扯得粉碎。如果說“時代”的錯位是強加給楚人的外因,並非故鄉有意為之,“鄉村少年”慘劇的上演是扭曲的時代所致,那麼《倒春寒》中次姣姐的殞命,楚文化的負面存在實在是難逃罪責,透過故鄉親人、鄉鄰的冷酷表象,我們嗅出了傳統文化的血腥味,封建禮教、血親宗族、逆來順受、樸拙麻木等幽靈仍然遊蕩在這片土地上,“倒春寒”的那場大雪是次姣姐看見的最後一場雪,她的愛情、她的明天如同那根桃枝上的花苞,尚未來得及開放,就被冰雪凝封在“我”的記憶里,掩埋在白色的血地里。當馮知明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性視角燭照這片鄉土和根植其上的文化時,不禁懷疑起來,難道“我”苦苦尋找的“根”竟是這般兇殘、無情。 歷史已經推進到公元21世紀,“我”的故鄉上空依然可以聽見“巫婆神漢”咿咿呀呀的唱詞,神靈還會不請自來,附體到精神貧血的鄉民身上。 愛之彌深,思之愈切,“回家”的願望一再驅動“我”把目光投向故土,投向祖輩們的生存狀態,令“我”驚訝的是,原來祖輩們活着如此灑脫,如此有精氣神。祖父們着白衣,穿白褲,在秋日平原上架起大銃,大雁南飛,“銃”和“雁”在一派英雄氣概聲中嘯成一羽利箭。祖父們上演過的這一幕幕活劇——“賭物”“賭雁”賭神、賭一切見出勇氣的東西,使我們這些活着的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根”的萎縮。 雖然,故鄉的人文地圖是駁雜的,英雄與懦夫並存,溫情與冷酷同在。作為楚地後人的一員,馮知明於這片土地的感情也是複雜的,一方面他眷戀、欣慰那粗獷雄渾的民風,為楚文化的英武、執着而感動,時時流露出懷鄉戀鄉的情愫。 另一方面,他也以知識分子的理性,於現代文明的映襯下,對鄉土文化消極保守、扼殺人性、頑冥不化等負面特性保持高度警惕,在唱給農業文明的輓歌中呈現反思與批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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