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寶島乃是武俠興盛之地

還是在2000年，我參與創辦武俠雜誌，使與港澳台三地的武俠作家和武俠評論家建立了較為密切的溝通合作關係，這些年來，雖然我越來越陷入繁忙的工作事務中，但與各位先生的聯繫，一直沒有中斷。

最先聯繫的諸位學者中，有葉洪生先生，他是台灣最早對武俠文學有比較系統的研究的學者之一。

我是通過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會長、武俠作家江上鷗（李榮德）先生，在南京見到了葉先生，記得當時我們在一家茶館談了半天，話題自然離不開武俠，那日我們雖是初見，但因為武俠是共同的興趣所在，談興甚濃，相見恨晚……近年來葉先生一心向佛，幾次電話聯繫後，不敢多打擾他的清修，只是間或致以問候。

台灣學者龔鵬程先生，我曾在創刊之初與他電話聯繫，但一直無緣面見。他的大名對我來說，當真是如雷貫耳，我最初了解他，是通過一篇文章：《從不良少年到大學校長》，感慨於此人奇特的經歷。待見面後請了一張名片，便更為感慨——其頭銜有十幾個之多，至此方知，龔鵬程先生不僅在武俠研究上建樹不凡，且橫跨幾個領域，皆卓有成就。真難想象他有如此多的社會活動要應酬，學問是怎麼做的。從他身上，我看到一種俠者的成長和感受到一種風范。2007年首屆武俠小說研討會（杭州）上，我們初識，但如俠客相遇，互感欣慰，並快暢浮三大白，以顯示我們所追慕的俠者風範。

龔鵬程先生是台灣中華武俠學會的創會會長，後來他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大陸講學上來，該會便由林保淳先生接任會長。

我第一次見林保淳先生，是2005年春節他來珠海，因我們與時任珠海社總編的羅立群先生（他是古龍全集大陸版的策劃者）皆是好友，經羅先生相邀，我於大年初三赴珠海相見。儘管林先生身體略有不便，但他治學之辛苦、認真，以及他對武俠文學之熱心，實屬少見。後來，我與林先生來往越來越頻繁，先是2006年在溫世仁武俠文學百萬大賞的頒獎會上與他暢談，又在杭州的武俠小說研討會上與他同席。林先生為人十分熱心，對我們幾乎是有求必應，做了大量的工作來提攜後進。

除了葉、龔、林等幾位在台灣學界、武俠界聲名赫赫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之外，我們更與台灣優秀的出版人、作家有過難忘的交往。

《今古傳奇·武俠版》創辦之初，我們曾在武當山象徵性地舉辦過一個筆會，曾出版古龍重要作品如《楚留香傳奇》的真善美出版社的社長宋德令先生便從美國前來，參加筆會並與我們商談合作意向。當時我們也邀請到了美國漢學家顧史考先生，我們現今依然保持聯繫——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宋德令先生溫文儒雅，對武俠出版的見解時有振聾發聵之語，對武俠文學本身的觀點也是鞭辟入裡。真善美出版社卓立台灣出版業多年，近年來開始與大陸的出版界有所接觸，去年，由宋德令先生授權的司馬翎作品集便由當代世界出版社推出。

宋先生是著名的出版家，在本刊創刊之初，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上官鼎先生的大作，也是由宋德令先生介紹給我們的。“上官鼎”其實是一個創作組合，由弟兄三人組成，其中的主要執筆人劉兆玄先生，是台灣政壇的重要人物。現在我們已經約請林保淳先生在《武俠版》上評論和推介上官鼎的作品。

我與宋德令先生見面，便難免要聊起古龍先生。可惜乎古龍先生英年早逝，我們難以瞻其尊范。但我與古龍先生，卻也是可以說有些“別樣的”接觸。這種接觸，是通過牛哥牛嫂而進行的。

2.武俠大家薈萃之地

牛嫂是我的本家，也姓馮，被古龍稱為“古龍的媽”。而台灣著名的漫畫家牛哥則被古龍稱之為“大哥”。最初我們相見，他們提出來，希望寫一部關於古龍的傳記。牛哥牛嫂與古龍相知甚深，宛如家人——我至今仍能想到牛嫂只要談到古龍時，便要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的樣子。

牛嫂留下了許多有關古龍的珍貴的剪報和圖片，我曾寫過一篇《我與古龍，那些失之交臂的日子》，洋洋數萬言，算是對牛哥牛嫂有了一個交代。

當時我認識牛哥牛嫂是通過台灣的出版家呂先生，呂先生古道熱腸，後來我也是通過他接觸到了台灣武俠作家柳殘陽先生——柳先生人在美國，已經休筆數年，但於武俠的盛世他功不可沒。

台灣仍在進行創作的作家，也多在我們的刊物上發表作品。

在我們刊物創辦之初，便連載過台灣武俠作家秦紅先生的作品。後來，陸續有台灣的後起之秀加入進來，如俠氣十足的現代都市武俠小說家九把刀、振我中華國魂，揚我中華國威的《隆慶天下》的作者孫曉；還有我們一直保持跟蹤的《武林舊事》的作者賴魅客，還有奇幻色彩濃郁的羅森……

與香港的武俠大家如金庸、梁羽生、黃易等先生的接觸，要直接和方便得多。我們先是鎖定金庸先生。

當時我們刊物的基本定位，便是走“金（庸）古（龍）路線”。金庸先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我們通過各種關係致以問候，一直沒有得到金庸先生的回應。到了2003年時，在杭州召開的金庸武俠研討會上，我們終於見到了他，他對我們刊物的副主編說：“我知道你們這本刊物。”看來功夫真不負有心人。那次金庸先生欣然為我們題詞：“為國為民，俠之大者。”2007年秋，我在杭州見到了金庸先生，向他發出正式邀請，請他來武漢、上武當山。他亦愉快地接受了邀請：“武漢我是要去的，武當山我是要上的。”

聯繫梁羽生先生，也頗為不易。

老人家定居澳大利亞，極少回香港來。我們通過他的出版人劉文良先生與之溝通，他很爽朗地表達了支持我們的態度，並為我們的作者題寫篇名“崑崙”，後來梁羽生先生還為我們寫過專欄。

黃易先生支持我們的力度很大，不僅在2005年將他的新作《邊荒傳說》交由我們連載，更將稿費捐出，設立“今古傳奇武俠文學大獎暨黃易文學獎”的獎項，以獎掖後輩武俠作家，培育良好的武俠創作環境。

曾經寫過《六指琴魔》等武俠佳作的“科幻作家”倪匡，也給了我們很多的支持，我們之間多次通信，不僅對他進行了專訪，也得到了他邀請我們到香港他的家中做客的口信，但因為我們的雜務太多，一直沒有成行。

對溫瑞安先生，我也是心存感激，在創刊之初，便得到了他最有力的支持。他親自在三十多家國內國外的報章上撰文介紹我們創辦的消息，又給我寫了二十多頁紙的長信。在試刊號上，我們便編發了他的中篇《山字經》，後來溫瑞安先生又給我長篇連載，直到現在，我們刊物還保留着他的專欄。2006年我在天涯上提出“武俠文學是否代表民族文學”九問，引發了很大爭議，也是他第一個響應，撰寫了對“民族文學代表民族文學”的九疑，極大地支持了我們對武俠文學的思考和總結。

我們的刊物能辦到今天，月發行量能達到72萬的數量，成為中國最大的原創文學刊物，產生如此的影響，與以上諸位先生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3.武俠有一個核心的傳統，用一個“俠”字可以概括

但創辦之初，我們為什麼能夠得到這麼強有力的支持呢？首先與諸位先生從事武俠事業、熱愛武俠文化有關，武俠有一個核心的傳統，用一個“俠”字可以概括。關於俠的定義，儘管一直爭論不休，但可以從這些話里達成共識的，即俠客“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其所獨有的陽剛傲岸之美，為大家所共賞。司馬遷也是如此描寫俠者：“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而曹植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鮑照的“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王維的“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李白的“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歸”、張潮的“世間大不平，惟以劍消之”……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無一不表明俠即丈夫意氣、男兒血性的彰顯，陽剛的力與義的美學成了俠客代名詞。我們通過刊物，把有這些力量的俠客、賢者集中起來，何愁不成就一番事業？

我們當時創辦這樣一本刊物，是冒着極大風險的。武俠文學的形態，都是長篇大書，多則幾百萬字，少則也是幾十萬字，這是一本小小的刊物所不能承載的。台灣有一本武俠雜誌，現已宣告破產；香港的一本武俠刊物，它的運作缺少自身造血功能，是由出版社支撐着，當時也已快要支撐不下去。而大陸方面，江蘇一家出版社，創辦了兩期武俠刊物，沒有堅持下來；北方一家武俠刊物，其實只出了一期，便沒有下文。

在這些昭示着困難的先例面前，我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我們頂住壓力，奮力前行，出了一期試刊號，便發行十萬，創刊號便達到十三萬份。可以說是一舉成功。事後回顧，感到一是借用了網絡強大的力量——網絡上在我們刊物尚未創辦之時，便有了一批活躍的武俠作者在探索；二是我們這樣一群人，在適當的時機，做了合適的事情，天時地利人和均為我們所用了。

刊物辦到現在，我們感到武俠文學其實應該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鏈，它可以集武俠出版、武俠影視、武俠動漫、武俠遊戲、武術器械、武術學校等等產業形成一個完備的運作體系。另外一點，我們敏感地認為，武俠文學是我們中華民族特有的語言，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奧林匹克”。

時間倒回到2005年，我在珠海與林保淳先生和羅立群先生暢談過兩岸三地武俠文學產業互動的問題，當時談得熱血沸騰，很快便搞出了一個策劃案來。

但事實是，不要說實施這個策劃，就是申請去一趟台灣，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當時我們竟夜商討的策劃，終於也付諸流水。

馬英九先生的當選，重又喚起了我們兩岸三地交流的希望。正像我在《向馬英九約稿》裡所說的那樣：“……也許，在兩岸交流中，因為各自表述不同，我們還會有些隔膜和誤會，對這種隔膜和誤會，我們尚需足夠的時間來互相了解和認同，但是如果我們把武俠文學作為兩岸交流的一種紐帶，定會無比暢快！”

——建立兩岸三地最好交流的民間平台，當屬我們武俠文學。

                                         2008年3月30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