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文博士在维也纳美景宫)

写下“我们需要再启蒙”这几个字，指尖触碰键盘时竟有一股隐隐的焦灼感。这并非一个新鲜的命题，却是一个在当下显得愈发紧迫、甚至有些刺痛的现实。当网络上对“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百年前胡适先生笔下那种对惨无人道恶习的默然忍受，化作今日对现代科技的非理性恐惧，以及对“爱国”名义下暴戾行为的盲目推崇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关于理性的、权利的、常识的启蒙工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依然是一个尚未完工的“半拉子”工程。

这种焦灼感，来源于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诡异重合。胡适曾感叹，一个能容忍千年缠足而不自知的文明，其精神内核是荒芜的。这种“荒芜”在清廷颁布放脚令时得到了最反讽的印证——最激烈的反对者竟是那些受苦最深的女性。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底层逻辑，在百年后的今天并未消散，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我们看到，当特斯拉因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被视为某种“数字间谍”，在某些路段与机关门前遭遇禁行时，民众的情绪并非建立在对个人隐私权或数据主权的法理探讨上，而往往陷入一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情绪中。这种情绪与当年义和团面对铁路和电线杆时的惊恐与狂怒，在思维底层竟是如此相似。那些自诩爱国的“爱国贼”，所使用的手段，无非是穿上现代马甲的蒙昧主义。

我的朋友一文博士，在维也纳的晚风中与我并肩而行。作为一名工科背景、经历过商海沉浮、甚至在乱坟岗经历过生死一瞬的人，他对我谈论最多的，也是“我们需要再启蒙”。一文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个理性主义者在非理性环境下的惨烈博弈。他创办过二十多家公司，在法律与常识的逻辑里，他曾认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公理，然而一场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却让他见识到了公理在复杂潜规则面前的苍白。他从破产边缘的绝望中爬出来，不是靠社交辞令，而是将自己沉浸于东西方经典的重读与背诵中，从中获得启迪和救赎。

一文博士的这种自我救赎，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再启蒙”。他从古希腊的理性源头读起，又从《周易》的变易之道中寻求支撑，花十年时间重走人类文明发展之路，最终写就了那部《与不确定性共舞》，阐明东西方文明迥异的源头隐藏在各自应对不确定性的不同基因里。我告诉他，你所做的，正是功莫大焉的启蒙之事。他听后若有所悟。这种感触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夹生饭”。我们学到了西方的科技、管理、甚至生活方式，但在基本的权利观、自由观以及对他人的尊重等核心价值上，依然处于一种“半拉子”状态。这种模糊，导致了我们在面对复杂现代性问题时，往往本能地退回到家长制、权力崇拜或民粹主义的温床里。

一文博士带着一身书生气在军、政、商界滚打三十年，在规则模糊的环境中撞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他没有抱怨，也没有哀叹，一头扎进书堆和文献中追寻缘由。他在《与不确定性共舞》中阐述了这个社会缺乏规则的根源，也回答了为什么民主和科学没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从维也纳回国后他开始撰写《圣人政治与理性社会：儒家思想的激进主义本质》，试图再次回到文明的基因中寻找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总是在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中循环，为什么喊了百年的“启蒙”成了夹生饭。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写作的目的是表达自己读书和生活的感悟，冯先生给我扣上“再启蒙”的重担，顿时有了一种使命感。”

再启蒙，首先是对“常识”的回归。这不仅是学者的共识，更是社会转型期必须补齐的课。侯小强兄近来热衷于剖析曾国藩与左宗棠，其用意显然不在于宣扬成功学，而是在这些历史人物的自我磨砺与经世致用中，寻找一种能够对抗庸常与蒙昧的脊梁。曾国藩晚年对“诚”与“敬”的推崇，本质上也是在瓦解旧体制中的虚伪与腐朽，试图在传统文明内部开辟出一片理性的实验田。

我们之所以需要再启蒙，是因为我们发现，物质的现代化并不能自动带来精神的成年。如果一个人虽然开着最先进的汽车，手里握着最顶尖的手机，其思维逻辑依然停留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我矛盾中，或者在权力面前表现出毫无原则的顺从与对他者的无情践踏，那么这种进步就是虚幻的。启蒙的真谛，如康德所言，是人类脱离他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种不成熟，体现为不敢在没有别人引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理智。

今日之中国，无论是在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伦理挑战，还是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复杂博弈，抑或是在法治建设的踯躅前行中，都太需要这种“独立运用理智”的勇气了。我们需要再启蒙，去剔除那些披着爱国外衣的流氓气，去打破对基本权利的认知模糊，去把那一锅煮了百年的“夹生饭”重新点火，直到它彻底熟透。

这不仅是学者的呐喊，更应是每一个如侯小强兄一文博士这般的实践者、如我们这般的记录者的共同使命。只有当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能从对权威的盲从、对仇恨的迷恋、对权利的无知中挣脱出来，这艘名为“现代文明”的航船，才能真正扬帆远航。我们需要再启蒙，这是对历史的交代，更是对未来唯一的救赎。

                  2026年1月11日星期日  维也纳多瑙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