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這篇對話錄匯集了旅居奧地利的作家馮知明（雲夢澤人）、身處美國的工學博士康森厚（出山）以及身在武漢的研究者唐玉文（一文博士）三位學者的深度對談。對話以馮知明小說《雲夢澤》中的傳教士形象為切入點，深入探討了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在靈魂安放、道德準則及歷史觀上的碰撞與交融。

一文博士分享了從儒釋道“自我修養”轉向“因信稱義”的生命體驗，強調這種全然的交託讓個體從紛繁的人際內耗中獲得釋放。出山博士則從神學高度闡釋了“人的義”與“神的義”的區別，指出信仰並非追求虛偽的完美，而是在接受人性不完美的前提下尋求救贖。

 雲夢澤人通過文學創作中的文化排異現象，揭示了底層江湖如何成為福音紮根的獨特沃土。

三位學者一致認為，靈魂的故鄉並非某個具體的地理坐標，而是一種在歷史風浪中被理解、被接納的精神狀態。這場跨越三大洲的對話，不僅是對宗教教義的辨析，更是對人性複雜性的深情回望，展現了知性與靈性在當代語境下的和諧共振。

引子：多瑙河畔、墨水湖畔與俄亥俄書齋的靈性迴響

二零二六年三月，維也納的多瑙河冰層初解，武漢的墨水湖畔柳色新新，俄亥俄的雪線尚未退盡。三位遊走於東西方文明之間的思想者，在三塊大陸的三個時區，圍繞一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展開對話：當一個人面對上帝，他的靈魂究竟發生了什麼？

雲夢澤人馮知明身在歐洲心臟，卻懷揣着對中國鄉土的深沉眷戀；出山博士康森厚從工程科學走向信仰書寫，在理性的盡頭尋找啟示；一文博士唐玉文剛在信仰的門檻上仰視，內心的震顫尚未平復。他們談論的，是個人皈依的隱秘體驗，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是人性在神聖面前的軟弱與堅韌。

這是一場沒有地理邊界的對話，也是一次靈魂深處的相互聆聽。

一、因信稱義：從自我修養到全然交託

雲夢澤人：一文兄，你在三月十二日發給我的那段文字，我反覆讀了幾遍。你在漢陽聖光堂禮拜時的體驗，讓我想起三十年前在德國杜賓根第一次認真接觸《聖經》時的情景。那時我面對的是理性的困惑，而你面對的是靈魂的安放。你說“因信稱義”這四個字，用邏輯和理性永遠無法理解，卻在禱告的瞬間體會到了。我想知道，這種體會究竟意味着什麼？

一文博士：雲兄，這確實難以言傳，但我試着描述。在教堂和信眾之間，我發現自己面對人際關係的視角完全變了。過去，我依賴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道家的“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佛家的“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來修心，用理智說服自己原諒那些背叛、欺騙、誤解帶來的傷痛。但那些東西並沒有消失，只是被掩蓋了，時不時還會竄出來戳我一刀。

但在禱告中我突然明白：當一個人沉浸在神的愛和護佑中，這種愛是百分之百可以依賴的，不帶任何條件。從此，神之外的人對你的看法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你不會再去計較別人如何待你，因為你的價值不再建立在他人的回應之上。這就是“因信稱義”在我生命中的顯現——不是靠自己的修養去原諒，而是從神那裡獲得愛，然後自然流向他人。

出山博士：一文兄的這個體驗非常令人感動，讓我想起《羅馬書》中保羅的話：“既因信稱義，就借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很多時候是從神學教義的層面，理性地理解“因信稱義”是我們在上帝面前一個法庭式的宣告：我們因信耶穌基督而罪得赦免，上帝稱我們為義。誠然，這一點完全正確，但“因信稱義”更深層、更偉大和更令人震撼的意義卻在於：我們做為被造物的個人，曾經在上帝面前走迷了路而失喪了的浪子，重新找到了一直期盼我們回歸的慈父，回到了祂的家裡，與祂重新建立了“真實的關係”-“父子關係”。而正是這種關係的建立，將我們的一切都改變了。祂在我們的靈魂里放進了一個“新生命”，儘管這個新生命還很幼小，但他會在父神的家裡由父神不斷在愛里的引導、呵護和管教（當然有懲罰）不斷長大；同時我們的老生命在上帝的眼裡已經是死去的，我們已經死去的老生命“復活”轉化多少，我們的“新生命”就長大多少。這一切都是在與上帝真實的、親密的父子關係中發生的。

這與我們東方傳統文化強調的修身克己，成聖成佛，完全不同。因為我們的這些傳統文化沒有告訴我們的根是從哪裡來的，沒有告訴我們是上帝創造的，祂是全善、全美、全真、全知的父；沒有告訴我們是被造的，我們是有限的，我們是離開父家而流浪的浪子。我們的這些傳統文化當然也不會告訴我們怎樣尋找創造我們的父，怎樣回歸我們的父家。這些傳統文化只告訴我們，我們要靠自己極其有限的理性、悟性和能力，在人性的巨大黑暗中自己摸索、自己感悟和自己攀登救贖自己的難以企及的救贖高峰。這使得我們會馬上想到一個比喻，在地球的巨大引力面前，我們正試圖揪住自己的頭髮，想要脫離吸引我們的地心引力。

聖經《羅馬書》說過這樣一句發人深省的話：“立志行善由得了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正是我們人性救贖的困境所在。所以，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我們接受自己的被造和有限屬性，認識到自己無法靠自我攀登到人性被救贖的高峰，然後被上帝救贖，是自己與上帝的對話，而我們的傳統是自己與自己的對話。

我在《義人的救贖》中寫約伯，正是想探討這個困境：約伯在苦難之前沒有犯罪，行為表現好像一個完人，達到了做為一個有限的個人所能達到的自我救贖的極限，被上帝高度讚揚。但當苦難來臨之後，雖然他在口頭上一直沒有棄絕上帝，但他在三位摯友的指責和長久辯論中，逐漸顯露出了他人性最深處的自滿、自憐、自義、驕傲和隨意定罪他人的特質。而這些特質並不是約伯特有的，他的三個朋友具有，我們整個人類同樣具有，只是在有限的景況下被我們的所謂“好行為”掩蓋了，正像一文兄說的“時不時還會竄出來戳我一刀”。這正是人間智慧的局限。而上帝最後給約伯顯現時，不是解釋苦難的原因，而是顯現祂自身。當人遇見上帝后，在上帝的光照下，問題的性質就變了，我們就看到了真正的自我，那個有限的自我，那個不堪的自我，那個不能自救的自我，那個需要依靠上帝來救贖的自我。

雲夢澤人：你們二位讓我想到一個詞——“內耗”。一文兄說儒釋道的修養有時會變成自己與自己的較量，這很精準。我年輕時讀《聖經》，更多是從文學角度欣賞它的敘事力量，比如大衛的詩篇、約伯的哀歌。但你們現在談的，不是審美，是存在本身的問題：人如何安放那顆躁動的心？

二、十字架與雲夢澤：信仰進入文化的曲折路徑

雲夢澤人：說到文化的碰撞，我在《雲夢澤》中寫了一個十九世紀來華的德國傳教士老穆勒。他初到雲夢澤時，鄉民視他為妖魔，他背上的十字架被人貼上符咒。三娘只因去洋教堂掌燈一月，便名譽掃地。這種排異反應，究竟是愚昧，還是某種文化自衛的本能？

出山博士：我在讀你這部分描寫時，內心很有感觸。我在想，這些正體現出了基督信仰與這個世界上價值觀的根本不同之處。在這個世界上，做為一個個人的價值，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其人是否成功、是否可以出人頭地、是否有能力掌控別人、是否可以改變世界；做為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這個民族或者國家是否強大、是否富有、是否有霸權、是否領導世界潮流。無論是個人，或者是民族國家，如果我們具有上面提到的這些，我們就以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為這個人感到驕傲，或者為這個民族和國家感到驕傲。其中心點就是在高揚個人的偉大，或者民族國家的偉大。我們沒有意識到，或者我們忘記了，人類的存在和得以延續首先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要賜恩典給世人，同時與世人在愛里同在，在愛里享受這種同在。我們也沒有意識到世人是被造物，上帝是造物主，我們應該在造物主面前謙卑和順服，才能享受上帝的恩賜。我們失喪了，我們背離了上帝。

但是，耶穌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來到世間，要救贖世人，除去人的罪，就是要讓世人重新認識自己背離了造我們的創造主，重新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重新回歸上帝。所以，耶穌基督自己就做了在上帝面前謙卑和順服的表率，做了眾人的贖罪祭。正如聖經所言：“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 2：6-11）

正因為基督福音的價值觀與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完全相反，所以，知明兄所說的這種文化排異並非中國特有。福音所到之處，都會遭遇當地文化體系的抵抗。問題是，這種抵抗如何被消解？你在小說中安排老穆勒脫下教袍、拿起漁網，學會打魚摸蝦，這讓我想起使徒保羅的話：“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 9：22），將基督的福音能夠以世人能夠易於理解並接受的形式，正確地傳講給他們，這是一種極高智慧的本土化策略。

一文博士：出山兄提到保羅，我想到利瑪竇。從景教入華的唐代，到利瑪竇的明代，再到鴉片戰爭後的第四輪傳入，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史就是一部本土化策略的演變史。利瑪竇穿儒服、讀儒經、介紹西方器物，走的正是“先融入、再紮根”的路。老穆勒在雲夢澤的遭遇，本質上是在重複這個路徑——只不過他從廟堂跌入了江湖，從士人轉向了漁夫和響馬。

江湖之所以成為福音的沃土，恰恰因為它游離於宗法秩序之外。那些被宗族除名的水幫好漢，沒有祭祖的包袱，沒有儒釋道的規訓，他們是一張白紙。這讓我想起一個悖論：在中國最邊緣的人群中，基督教反而找到了最純粹的聽眾。

雲夢澤人：一文兄說得透徹。我在寫老穆勒與水幫的互動時，確實想表達這個意思：當主流社會築起高牆時，邊緣地帶反而成了通道。那些刀口舔血的漢子，對死亡、對罪孽、對救贖有着最切身的焦慮，他們比安居樂業的鄉民更渴望一個終極的答案。

三、江湖與聖言：當大衛對話梁山好漢

雲夢澤人：小說中有一個有趣的場景：老穆勒給水幫好漢講大衛王與拔示巴的故事。好漢們聽完，第一反應是——大衛為了女人害死忠臣烏利亞，不夠兄弟義氣，非好漢所為。這是典型的用梁山泊的尺度丈量聖經人物。你們如何看待這種跨文化的“誤讀”？

出山博士：這不只是誤讀，更是“人的義”與“神的義”的直接碰撞。梁山泊的“義”是兄弟倫常、快意恩仇，是人類社會內部的道德準則，具有相對性和群體性。實際上，2500年前的西方哲學奠基人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就用大量的篇幅來討論人的“正義”這個議題，最後他幾乎討論不下去，因為各個群體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都有自己的“正義”，無論個人，還是群體，或者國家。而蘇格拉底最後將“正義”的討論轉向城邦的“正義”，以至於到神的“正義”。在聖經中上帝早就給我們啟示，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義”，是人與上帝的關係，是超越性的道德標準。只有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和好，上帝才能將祂的“義”加在我們身上，使得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而人自己的義，正如聖經所言，“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賽 64：6）。大衛的犯罪，上帝的管教和懲罰，直到他的悔改和仍被上帝使用，都在給我們顯示,當我們被上帝接納成為上帝家的一員，成為上帝的兒女後，雖然我們的“老我”還可能犯罪犯罪，也會被上帝管教，但我們會悔改，新生命會不斷長大。

如果我們在這個故事裡只看到“大衛不義”，就錯過了更深的維度：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承認軟弱，可以被赦免，可以重新開始。這種敘事對於內心充滿恐懼和罪疚的水幫好漢，是巨大的釋放。

一文博士：我在《與不確定性共舞》中專門討論過梁山泊之“義”與上帝之“義”的區別。前者是利益集團的內部倫理，它依附圈子、綁定利害、隨局勢搖擺；後者是絕對的道義標尺，超越族群、超越江湖、超越時代。

老穆勒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否定好漢們心中的“義”，而是引導他們看見：在兄弟義氣之上，還有一種更終極的公義；在人間審判之外，還有一種永恆的赦免。他讓大衛、猶大、彼得成為水泊中的新“好漢”，讓聖經敘事與中國江湖敘事發生化學反應。這不是取代，而是轉譯和提升。

出山博士：這正是福音傳播的奧秘。耶穌自己就用大量比喻講道，把天國的道理藏在撒種的農夫、尋珠的商人的故事裡。老穆勒在江湖中做的，本質上是一樣的工作——他用好漢們能理解的語言，講述了一個更大的故事。

四、在聖徒與罪人之間：人性的不完美與恩典的成就

雲夢澤人：小說中另一個讓我自己都感到不安的情節，是老穆勒與三娘的一夜情，以及他們留下的後代——老洋人李來恩。作為一個傳教士，這是嚴重的“跌倒”。我這樣寫，是否削弱了這個形象的聖潔性？

出山博士：恰恰相反，知明兄，這個安排讓我看到你作為作家的勇氣。如果老穆勒是一個完美的聖人，他就不是《聖經》給我們啟示的人性，而是偽經里的符號。翻開創世記，亞伯拉罕撒謊，雅各欺騙，大衛謀殺，猶大亂倫——這些人都是耶穌家譜里的先祖。上帝的救贖計劃，從來不是借着完美的人推進，而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因為我們從“因信稱義”而得救開始，就在告訴我們，我們只是與上帝建立了“父子”關係，在我們新生命的成長過程中，我們一定還會跌倒，但依靠上帝那雙慈愛的大手的扶持，我們會再爬起來。這正是我們從“稱義”走向“成聖”的必經之路。

老穆勒的跌倒，讓我看見他的真實。他孤獨，他被排斥，他在一個對他從仇恨轉為溫情的女性面前暴露了人性的脆弱。這是大衛故事的東方輪迴，提醒我們：信仰不能使人脫離人性的戰場，而是讓人在戰場上有了新的依靠。

一文博士：出山兄的話讓我想起我在《與不確定性共舞》中的核心觀點：人性的不完美，是人的最大確定性。儒釋道追求成聖成佛，這本身是高貴的，但容易導向兩種結果：要麼是虛偽的完美主義，要麼是因達不到標準而絕望。

基督信仰的底層邏輯不同：它接受人性就是不完美的，並且在這個前提下展開救贖。老穆勒的跌倒，不是信仰的失敗，而是信仰的試煉場。更重要的是，他的後代李來恩成為追尋身份認同的主角，這說明上帝可以從人的失敗中引出新的故事——“萬事互相效力”，這句經文在此應驗了。

雲夢澤人：你們二位的解讀，讓我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寫老穆勒時，更多是出於文學直覺，想寫一個複雜的人，而不是一個完美的傳教士。現在我才意識到，這種複雜性本身就是神學的。

五、居魯士的詔書：上帝在歷史中的隱秘之手

雲夢澤人：談到上帝的作為，我最近和出山兄討論了一個歷史問題：公元前六世紀，波斯王居魯士釋放巴比倫之囚中的猶太人，並資助他們重建聖殿。從世俗史看，這是波斯帝國的安撫政策；但從聖經看，這是上帝“激動居魯士的心”。我寫了一篇《歷史的迴響：從波斯王居魯士詔書到耶路撒冷的翅膀》，想聽聽二位的看法。

出山博士：知明兄這篇文章很有意思，顯示了一個文學家在看待歷史事件時的敏銳思維。 但從聖經啟示的角度我們要思考一個深刻而又常常被大眾忽略了的重要議題，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和計劃，與上帝借着人的手完成祂的計劃後對人的行為的評判。這個問題比較抽象，我們用例子來說明。

我們在聖經中讀過很多上帝旨意與計劃的完成，比如：上帝當年要管教、懲罰以色列人在南北國分裂時期大肆崇拝偶像的罪惡，也要審判周圍列國崇拝偶像的罪惡，上帝借着亞述帝國殘暴的雙手完成了祂的旨意和計劃，周圍列國在亞述帝國的淫威下被殘酷踐踏，北國以色列亡國，百姓被趕出了應許之地；亞述帝國的軍隊也一路勢如破竹，在南國猶大攻破了48座堅固的城池，打到了耶路撒冷城下。至此，上帝借着亞述帝國的手對周圍列國和以色列人大肆崇拝偶像的罪惡的審判、管教和懲罰已經完成。接下來就是上帝對亞述帝國行為的評判與審判。

在上帝的計劃里，祂“為了祂自己和大衛王”的緣故，不允許亞述帝國攻破耶路撒冷。但亞述帝國的軍隊卻要繼續攻擊，上帝的使者一夜之間就在耶路撒冷城外擊殺了亞述帝國軍隊上上下下的各級軍官和眾多將士，致使亞述王西拿基立灰溜溜地率領殘部回到自己的老巢 –尼尼微。此後，再也不敢踏進以色列土地半步。

儘管亞述帝國對周圍列國和以色列北國和南國的戰爭是在完成上帝的旨意和計劃，但是亞述帝國卻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行事，是他們自己為了利益所進行的侵略和屠殺行為，這些罪惡都會在上帝的審判之中。而上帝對亞述帝國這些罪惡的審判，卻是借着後來的強權新巴比倫的罪惡之手完成的。我們又繼續會看到上帝借着強權巴比倫的手來完成祂的旨意與計劃，同時巴比倫帝國又為他們在完成上帝這些旨意和計劃時，按照自己意志的犯罪行為被上帝審判。

對上面這些故事的詳細論述都在拙著《理性，啟示與結局（上卷）》裡面可以讀到。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在審判人類罪惡和救贖人類旨意中的“雙重性”：一方面，上帝有自己對人類歷史走向的旨意與計劃，人類的很多歷史進程都在完成着上帝的旨意和計劃，推進着上帝的旨意與計划走向終局；另外一方面，人類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是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最終都要受到上帝的審判。

上帝在審判人世間罪惡時的這種“雙重性”，應該是理解人類歷史的關鍵。從這點出發，我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世界局勢以及我們現在正在目睹和見證的美以與伊朗的這場戰爭。我們不再以人自己有限的思維表達反對或者支持，而是更深層地思想上帝的心意（我在《義人的救贖–讀約伯記》一書中反覆表達這一思想）。

一文博士：出山兄的“雙重性”很重要。我的理解是：在上帝的詞典里，沒有“公義”這個詞，只有“約”和“信”。公義是在恩典里的，是以信為前提的。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就永不放棄他的子民；他們信，就賜恩典；他們背信，就懲罰；懲罰後，再拯救。

居魯士本人是多神論者，他可能並不認識耶和華，但聖經說“耶和華激動居魯士的心”。這說明上帝可以使用任何工具，包括不認識他的人，來完成他的計劃。這讓我想到老穆勒：他可能沒有“基督教化雲夢澤”，但他的血脈衝進了這片土地，他的故事在幾代人後仍在發酵。上帝的計劃，往往超出傳教士本人的藍圖。

出山博士：一文兄說的有道理。我倒是更深入地認為在上帝那裡既有“慈愛”，又有“公義”，而上帝與人的立約既是上帝“慈愛”的歷史化表達，也是上帝“公義”的歷史化表達，更是上帝“信實”的歷史化表達。當始祖亞當夏娃墮落之後把人類帶入死亡之地的時候，上帝以恩典主動進入與人的關係，並以“約”的形式來信實地約束自己實現對人的救贖。如此，上帝的“慈愛”就不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可以通過所立的“約”來信實地加以追索和檢驗；而上帝的“公義”也不再是冷酷無情的審判，而是變成了對所立的“約”的忠誠執行與否（守約蒙福，背約受咒詛）。上帝與人立約從一開始就是指向整個全人類，例如：在伊甸園裡的亞當之約、大洪水的諾亞之約、揀選一個民族開始拯救的亞伯拉罕之約，都是最終指向全人類的“萬民得福”這一目的。所以，整個聖經分成了“舊約”和“新約”。“舊約”給我們顯示人類在人性中的完全敗壞和在守約時依靠人類自我力量的完全失敗，從而使得人類陷於咒詛之中；而“新約”則給我們顯示上帝在祂的“慈愛”和自己守約的“信實”中，將自己無罪的愛子釘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人類罪的審判，實現了“舊約”獻祭的預表，完成了上帝的“公義”，遵守了上帝自己拯救人類之“約”的信實。這樣，上帝便同時完成了自己“慈愛”“公義”和“信實”的屬性表達。而在人類歷史中，人類需要回應的一直就是：“因信稱義”守約獲得上帝的祝福，不信上帝而背約就自然獲得咒詛。

基於此，整個人類的救贖與否都在上帝與人的約定之中。列強的興衰，文明的起伏，都在這個約定的框架內。我們常把歷史看成人的作為，但從聖經的啟示我們卻清晰地看到了歷史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過去的歷史是這樣，現在正在進行的歷史是這樣，將來要來的歷史更是這樣。似乎，我們已經看到人類歷史的最終結局近了！

六、靈魂的故鄉：對話的意義與未盡的追尋

雲夢澤人：這場對話進行到這裡，我想問一個總結性的問題：我們三人，一個在歐洲，一個在美國，一個在中國，隔着時區和海洋，討論信仰、文化與人性。這樣的對話，對我們各自意味着什麼？對可能的讀者又意味着什麼？

出山博士：對我來說，這樣的對話是對信仰的深化。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常在自己的圈子裡思考，但知明兄的文學視角、一文兄的政治哲學視角，都讓我看見信仰更豐富的維度。信仰不是一套封閉的教義，而是可以進入一切真誠思考的光。

我想起自己從工程科學轉向信仰研究的歷程。在GE做飛機發動機時，我追求的是物理世界的精確；退休後寫作，我轉向精神世界的探索。但科學和信仰並不矛盾——科學回答“如何”，信仰回答“為何”。這場對話讓我更確信：理性有邊界，啟示有深度，二者需要對話而非對立。

一文博士：對我來說，這是一次確認。我踏上信仰之途，很多體驗還新鮮而脆弱。與出山兄這樣的資深基督徒交流，讓我看見信仰可以如何與理性共存；與知明兄這樣的文化觀察者交流，讓我看見信仰如何在中國文化的土壤里生長。

更重要的是，這場對話讓我明白：信仰不是逃避，而是面對。面對人性的不完美，面對歷史的複雜性，面對自己內心最深的渴望。我在禱告中體會到的“因信稱義”，在這裡被展開、被檢驗、被深化。

雲夢澤人：我尚未受洗，但對信仰的敬意與日俱增。三十年前在德國，西蒙娜的父親那雙清澈的眼睛至今印在我心裡。那時我問“舊約的上帝為何殘暴”，他們一時語塞。現在我想，那個問題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上帝不需要為他的作為辯護，人需要的是在歷史的風浪中認出他的手。

作為寫作者，我的使命是呈現複雜，而不是簡化。老穆勒的故事，是信仰的悲劇也是喜劇，是失敗也是播種。他的後代李來恩追問“我是誰”，這不僅是混血兒的身份迷惘，也是每個現代人的靈魂追問——在故鄉與他鄉之間，在血緣與精神之間，人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場對話讓我想到：靈魂的故鄉，或許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種被理解、被接納、被安放的狀態。無論在多瑙河畔、墨水湖畔還是俄亥俄的書齋里，我們都在尋找這個故鄉。

出山博士：知明兄說得好。在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如雲彩般美好“因信稱義”的見證。古人“因着信”，知道世界是由上帝的話語而創造的；“亞伯因着信”，雖然死了，但他的見證還在說話；“以諾因着信”，被上帝活着接去天上，他清楚地知道得了上帝的喜悅；“挪亞因着信”，按上帝指示造方舟，使得全家在大洪水中得救，自己得了上帝賜予的“從信而來的義”；“亞伯拉罕因着信”，離開吾珥，往上帝所指示的地去，他終身在帳篷里移動，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成為了“多國的父”……靈魂的故鄉，從來不是現成的故土，而是前路的應許。正如聖經所言：“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3-16）

雲夢澤人：這就是“因信稱義”在日常生活中的顯現吧。感謝二位，這場對話讓我對信仰、對文化、對人性都有了新的理解。它記錄在紙上，也將迴響在我們的生命里。

【對話者簡介】

出山（康森厚）：工學博士，早年畢業於西安交大，後在德國柏林工大深造，於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曾任GE航空發動機研發工程師。現為全職作者，著有《理性，啟示與結局（上卷）》《義人的救贖——讀約伯記》（初稿）。業餘愛好攝影、乒乓球、打油詩。現居美國俄亥俄州出山書齋。

一文博士（唐玉文）：中西文化研究者。著有《與不確定性共舞——東方智慧與西方理性的文明之路》《ESG金融：理論與實務》。文學學士、工商管理碩士、工學博士。暫居中國武漢漢陽墨水湖畔一文書齋。

雲夢澤人（馮知明）：作家，文化觀察者。著有長篇小說《雲夢澤》（海外版《生命中的他鄉》）、《丟失了的城池》三部曲、歷史隨筆《楚國八百年》等，作品總字數逾五百萬。曾任3D動畫片《武當虹少年》總編劇。現旅居奧地利維也納多瑙河畔。

2026年3月18日星期三  奧地利維也納多瑙河畔  整理

                    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  美國俄亥俄州出山書齋  修訂

                    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  中國武漢墨水湖畔一文書齋  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