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某日，我在人民日報北區宿舍小區的路上，看見一位老先生手提布兜，身穿一套幹部服，踽踽獨行，沒有人跟他打招呼。我走近幾步一看，這不是報社圖書館老館長謝興堯嗎？他是從哪裡冒出來的？經過了“文革”這麼多年，他還活着呀？謝興堯一直順着北區宿舍的大道向東北方向走去。我像新發現一件出土文物似的，馬上去告訴報社的老同事黃植，黃植已經知道了謝興堯搬到北區宿舍19號樓來了。黃兄說，老館長很希望我們這些老同事去看他，順便跟他聊聊往事。

由黃兄約好以後，我們幾位老同事一起到謝老的住宅去看他。謝老一見來的都是報社的老同事，非常高興。大家坐下後，他就興致勃勃地跟我們聊起他這些年來的經歷。謝老此時已80好幾了，獨身一人，住在一套不足60平方米的兩居室里，身邊只有一位老保姆王嫂照顧他。屋內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本來按他的級別，報社可以再給他一套房，但他害怕搬家麻煩，就沒有要。他安於寂寞和清苦，為自己的房子取名為“堪隱齋”。就在這套小房子裡，他先後寫了兩本書：一本名為《堪隱齋隨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本名為《堪隱齋雜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謝興堯先生解放前是北京女子文理學院歷史學教授。解放初，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時候，鄧拓把他調到人民日報社來了。據我所知，進北京初期，鄧拓親自調兩個人來報社，一個是王若水，另一個就是謝興堯。他們都在當時的理論教育組當編輯。上世紀50年代初批判《武訓傳》，謝老曾受命參加關於武訓生平的調查工作。調查團成員中有袁水拍和江青等人。也許因為他是“留用人員”的關係吧，剛調來報社時，社長范長江和總編輯鄧拓都跟他打招呼，發表文章時不要署真名，最好用筆名。不過，這個限制很快打破了，他後來寫的幾篇批判武訓的文章都是用的真名。不久，他的工作便由理論教育組調到圖書館當館長。

解放前，謝老是有名的太平天國研究專家，也是著名的明清史學者，曾用“蕘公”等筆名出版過歷史專著。謝興堯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據了解他被打成“文化漢奸”和“反動學術權威”。但是，據我所知，“文革”期間他除了在王府井大街掃街以外，未受到其他可怕的打擊，因為他是“死老虎”，被丟在一旁沒人顧及了。

上世紀90年代以後，謝老就搬到報社內北區宿舍。因為同住在一個大院，所以我們自90年代後每年總有一兩次到他家聊天。他談了許多往事，我們當作歷史去聽。我們最感興趣的是，他與鄧拓之間的一些往事。他曾談到，當年鄧拓和吳晗、郭沫若等人曾向中央打報告，建議開掘十三陵的某陵。當時只有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反對。過了一段時間，中央同意打開定陵。定陵打開後，謝興堯先生曾經隨同鄧拓去觀察，謝老開玩笑地說，他曾多次陪鄧拓“探皇陵”。

在陪同鄧拓“探皇陵”回來時，每次都到頤和園吃午飯。鄧拓和謝老在一起時，從不談人民日報的事，總是讓謝老提供明清的歷史線索和資料，有時也一起談書論畫。有一段時間，謝老發現鄧拓的情緒有些消沉，他甚至說“不願當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想當頤和園園長，專門從事歷史研究”。這些話讓身為非黨員的謝老非常吃驚。有一次謝老問鄧拓：“聽說毛主席想讓你做他的秘書，你不干，推辭掉了，這是為什麼？”鄧拓沒有明確回答，但流露出為中央領導人當秘書不是好做的事、中央領導有些人比較難侍候的意思。謝老說，他聽到這些話在吃驚之餘，一次曾向鄧拓夫人談及此事，想讓鄧夫人勸勸鄧拓。

聽了謝老對這段往事的敘述，我想起1957年上半年在報社聽鄧拓談受毛澤東訓斥的傳達。記得是在王府井報社圖書館小閱覽室對人數有限的傳達。鄧拓當時表情沉重，但對毛澤東對他訓斥的話，卻原原本本地向我們傳達了，其中最令我吃驚的是毛澤東那些近似人格侮辱的話。如說，以前說你是“書生辦報”，現在看來你是“死人辦報”。又說：“你要是漢元帝非亡國不可。”毛還說：“你占着茅房不拉屎”，“你白白消耗了板凳的折舊費”（毛澤東對鄧拓這種一棍子打死的訓斥，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在中央開過最高國務會議後，報社就根據毛澤東講話的精神作了選題報道計劃上報中央，而這個選題計劃被胡喬木壓下了）。在傳達完毛的話以後，鄧拓面色凝重地說：“我在報社的領導已破產了，我已向中央提出了辭職。”鄧拓和謝興堯說“要當頤和園園長”的時間，大概就在這次被訓斥之後。

關於鄧拓受毛澤東訓斥之後，一時間情緒消沉之事，在李莊和胡績偉的回憶錄中均有反映。胡績偉在他的自選集《報人生涯五十年》一書《平生贏得豪情在》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敘：“他（指鄧拓）在連這個社長也決定辭去的時候，他約我到潭柘寺去散步。在那彎彎曲曲的山道上，在那深幽寂靜的寺院裡，我們兩人懷着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邊走邊談，有時就在石頭上坐下來談。當時一來是我的政治覺悟不高；二來是他很嚴格的吐詞遣句，總不指名點事，也不直抒胸臆，暢所欲言，我的確沒有完全領會他的心情。現在想來，真恨我當時不是他的知音。當時我一再勸他不要辭去報社社長的職務，甚至勸他要做一些鬥爭。他長長地嘆了口氣，連說‘難呀！難呀！’我記得很深的是，他說：‘如果允許的話，我真想留在這寺廟裡多讀點書，多寫點文章。’”

鄧拓從受到毛澤東侮辱性的訓斥以後，情緒曾一度消沉，但調到北京市委以後，又重新振作起來；否則他不會寫出像《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那些出色的文章來。

在鄧拓主政期間，謝興堯受到與其學術地位相適應的任用。可是“文革”一來，他就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打入“冷宮”。因為謝興堯不是中共黨員，所以鄧拓受批判後的苦悶也不便與他明講，當他聽到鄧拓說不想當人民日報領導，而想去專門研究歷史的話時，確實感到驚訝。

“文革”後，謝興堯沒有受到恰如其分的對待。在那套小房子裡，他真的隱居起來。但他能夠安身立命，潛心做學問以終天年。謝興堯於2006年6月23日逝世，享年100歲（實際他是102歲，因為上北大時少報兩歲，檔案就沿用下來，這一點他的親侄女，人民日報社外事局幹部謝隆燦可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