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面临通缩和内卷的双重挑战。许多商品在打折促销时仍难以销售，企业利润逐渐萎缩，消费者普遍变得更加谨慎，不敢随意花费。

通缩可简单理解为消费降级，表现为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和企业利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企业开始削减开支，甚至裁员，从而引发失业潮。失业的增加又进一步降低了民众收入，使得消费意愿减弱，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经济现象。

美国却正经历严重的通胀。物价持续上涨，例如超市中牛奶和汽油的价格不断攀升，这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加重，他们的购买力逐渐下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中国，我们秉持着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在美国方面，自2026年新年伊始，美军便迅速进驻委内瑞拉，并拘留了总统马杜罗。此外，他们还强行扣留加勒比海附近的一艘邮轮，并向丹麦索要格陵兰岛。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世界似乎正朝着一个礼崩乐坏、混乱不堪的春秋战国时代发展。

一、国内内卷与通缩的现象是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后果，为什么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进行说明：

美国物价上涨通常是由于货币超发造成的。假设原本5美元能够购买一箱牛奶，现在需要8美元。如果墨西哥的牛奶折算成美元只需6美元，此时美国将增加从墨西哥进口牛奶的力度。然而，墨西哥所赚得的6美元，却无法再购买到以前价格为6美元、如今涨至8美元的商品，这使得墨西哥在贸易中面临亏损。

类似地，假设某电子产品在美国的售价为100美元，而当时的汇率为1:6，那么中国进口商需要支付600人民币来购买一件该产品。若该产品在美国涨价至150美元，而汇率保持不变，则中国进口商需支付150×6=900人民币，成本上升了50%。 

从这一情况来看：

- 美国由于货币超发导致本国商品价格上涨，使得消费者转向更便宜的进口商品，从而增加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

- 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却贬值，使其无法购买到原本价格合理的商品。

这是第一重剥削。美国民众并非愚蠢，如果他们都选择购买进口商品，本国商品将无人问津，这将威胁到本土制造业及就业。因此，为了保护本土产业，特朗普政府提高了关税，对想进入美国市场的进口商征收高额关税。这是第二重剥削。

即便能承受高额关税并赚取外汇，但面对对高端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如芯片、高端制造和软件等），这些赚取到的美元也难以有效使用。最终，他们只能用这些美元去购买大豆等低附加值商品，以前100万美元可购得一船大豆，而现在可能仅能买到半船。这就是第三重剥削。

以上三种剥削合称为“铸币税”，因为它们源于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地位带来的影响。通过超发货币、提高关税和限制出口等手段，美国市场对外国商品变得越来越封闭，导致国内市场出现积压甚至降价现象。这种内部竞争压力加剧了内卷，并进一步引发通缩，同时持有的美元大幅贬值。

对于那些资源匮乏、依赖进口美国商品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能以高价进口，从而抬高国内售价，引发相关商品价格上涨甚至通胀。例如，现在伊朗食品价格上涨超过70%，这让民众生活困难，抗议活动频繁爆发。

为了保护国民利益，中国选择放弃从美国采购大豆而转向巴西，同时坚决抵制美国贸易关税，相互提高关税，甚至发展出脱钩断链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减少只能转为内销，这加剧了国内内卷现象。内卷愈演愈烈导致商品价格降低，使得消费者手中的钱能够购买更多物品，而不是减少。

相较于通胀，让老百姓手中的钱贬值，中国更倾向于采取通缩政策，使手中的钱更具价值。然而，这也带来了企业利润下降的问题，一些企业因无法承受压力而倒闭，造成工人失业。此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全民贷款购房、生子，但随着经济下滑和收入降低，他们面临巨大的房贷压力，使生活更加艰难。本应无忧无虑生活的人，如今不得不忧心忡忡。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内卷”已成为年度网络热词。此外，由于人口红利消退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之疫情后居民消费意愿下降（2023年居民消费率仅为55.4%，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内卷与通缩压力。

二、美元货币超发引发的连锁效应

美元被视为全球经济的“硬通货门票”，几乎所有国际贸易和能源交易均以美元结算。这一地位是美国在上世纪中东战争中确立的，最终得到了全球的普遍认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美国启动了“印钞机模式”，大量增发美元，然而未能有效控制发行数量，导致市场上的美元总量增加，而全球商品供应并未同步增长。这直接造成了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悄然下降，而其国际购买力却有所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扩张，同时美国本土也加强了对制造业的保护，并提高关税。这一政策使得其他国家的出口面临更大困难，而持有美元的人却发现其贬值，这是当前国际国内面临的一大困境。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压力首先体现在外贸领域。随着美元超发，美国国内物价上涨，本土生产商品成本增加，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自然倾向于购买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廉价商品。表面看似利好，但实际上隐藏着两个主要风险：

1. 利润回流问题：

中国商品销售越多，赚取的美元也就越多。然而，这些美元回到国内后必须兑换成人民币，从而迫使央行投放更多本币。可是，这部分资金并未完全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沉淀在银行中，形成“金融空转”。

2. 贸易保护主义：

为了缓解贸易逆差，美国开始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迫使许多中国企业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地，从而直接引发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阵痛。

曾经，中国主要出口高附加值成品，但如今许多企业只能将低附加值零部件出口到海外，再由当地组装后出售给美国。据统计，到2025年前10个月，中国对美成品出口占比从28%降至22%，而中间品占比则升至35%，但中间品的利润率仅为成品的60%。更为棘手的是，产能外迁导致国内制造业订单减少，上游零部件企业开工不足，就业岗位随之流失——2025年上半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180万，江浙、广东等地的不少外贸工厂出现设备闲置现象。

由于美元超发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使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美国继续增发货币；另一方面，它还推动“友岸外包”，联合盟友实施技术封锁，以限制高端芯片和工业软件对华出口，从而试图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为了突破这一封锁，中国企业不得不加大研发投入，这虽然短期内增加了成本，却尚未形成足够的利润回报。

在国内市场，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人们对未来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这导致商品销售不畅，企业被迫降价促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通缩压力。

三、去美元化引发的地缘政治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否在进行“去美元化”？只要不使用美元进行交易就可以了。确实，中国正在与沙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推进以人民币结算的石油贸易，扩大本币互换额度，并持续减持美国国债。截至2025年10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6887亿美元，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新低。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美元霸权已存在数十年，全球贸易体系的惯性难以迅速改变。

美国并不会对这种局面坐视不理。任何试图绕过美元进行贸易的行为，都可能遭到美国的干预，包括颠覆政权或军事打击。例如，委内瑞拉若想绕开美元与中国开展交易，就面临被颠覆甚至入侵的风险，其总统也曾因此被迫离任。同样，伊朗在未与中国合作的情况下，也遭遇了制裁和打击。

原本是中国因美国的不公而寻求其他合作伙伴，但谁能真正无视美国的影响呢？一旦出现失误，就可能会遭受惩罚。美方可谓是“休想逃离我的魔掌”，要求各国遵循其规则。在如此复杂的大环境中，究竟还有谁能在这场博弈中生存？

美国正走向衰落，但其仍未完全失去影响力。美军、高科技产业以及作为全球货币和文化强国的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在面对挑战时仍需谨慎。例如，俄罗斯、中国及东南亚若联合起来，美国则可能采取合纵连横策略，以制造区域动乱。

关于货币超发的问题，有人提出：如果美国通过超发货币导致物价上涨，我也可以增加货币供应，让物价保持平衡。这种做法对于中国而言却并不可行。原因在于两国体制不同，货币超发只会加剧贫富差距，而中国近年来为缩小这一差距付出了诸多努力，如今再度增加贫富差距显然是不明智之举。

美国在国际上占据优势，其国内却因贫富分化加剧而动荡不安，各类示威游行层出不穷，甚至频发枪击事件。而货币超发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使得美国面临更大的内部危机。

中国当前所经历的通缩和经济压力，并非源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在全球货币体系不公及中美博弈背景下形成的阶段性困境。美元超发如同一场“全球通胀洪水”，而地缘政治博弈则像是一道“技术堤坝”，试图阻止中国产业升级。这两种力量叠加，再加上国内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共同导致了当前局面。

这种无解之局，可以通过发展来破解。破解之道在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目前，中国正通过扩大内需、强化区域合作（例如2023年与RCEP成员国贸易额达到12.9万亿元，占全国外贸总额31.8%，成为抵御美国贸易壁垒的重要支撑）以及突破核心技术等方式寻求突破（例如2023年中国芯片自给率提升至30%，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组件等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其出口额同比增长25%）。

当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只要我们顶住短期压力，实现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调整，就能够在中美博弈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毕竟，真正的经济竞争力从来不是靠印钞得来的，而是依赖扎实的制造业基础、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庞大的内需市场——这些恰恰是中国发展的底气所在。

四、世界正逐渐进入一个以单边霸权为特征的选边站时代

2026年美国不断在全球范围内煽动动乱，包括绑架他国领导人、索要领土以及威胁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标志着大国之间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便是能源争夺战。若干年后，今天的冲突或许会被称作“能源战争”。

美国与中国之间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和金融战，发现未能从中获得实质性利益，且后续力量不足，因此开始转向那些拥有丰富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小国及弱国。美国声称：我无法战胜中国，但也不怕你们这些小国。如果你们想与中国做生意，就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否则就会面临制裁。同时，美国还警告：中国如果选择对抗，我或许不能直接反击，但任何敢于与中国私下交易的人，我都会进行干扰甚至攻击。这种行为可谓是“打秋风”。

这一阶段相比于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更加残酷和激烈。在第一阶段，各方主要通过制度和舆论进行相互制约，美国尚且讲究一些道义和军事伦理，更多的是智慧上的较量。然而，在第二阶段，美国已开始派遣军队直接介入，无需再三考虑，采取武力行动时常显得肆无忌惮，联合国对此也无能为力。

美国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将世界拖入动荡不安的局势呢？这并不是因为特朗普真的失去了理智，而是因为众所周知，战争往往是政治的一种延续。为了理解美国为何四处煽风点火、追求霸权，我们必须回到其国内政治的问题上。当前最大的政治问题便是贫富差距的加大：最富有的10%人口占据了超过70%的社会财富，而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控制的国民收入更是超过了收入最低50%人口总和。这一现象引发了种族矛盾、移民问题等一系列社会矛盾。

总体而言，美国内部矛盾的加剧迫使其寻求对外转移这些矛盾。这种现象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每当美国面临内部危机时，往往会选择将注意力转向外部，这在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全球各国对于美国的主导地位早已感到疲惫，而此次局势的发展与以往相比，有可能导致美国的失败。

作为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期待美国获得成功，因为这相当于自我削弱，损害自身利益。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崛起，其蕴藏的力量足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进行抗衡。这不仅是中国所依靠的底气，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

正如古语所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应深刻理解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