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多月里，某些公知为了为美国的“斩杀线”辩解，似乎已经快要失去理智。

或许是意识到“斩杀线”确实无法洗白，或者是因为美国间接承认了“斩杀线”的存在，他们逐渐改变了策略，开始强调“欧美的福利简直无与伦比”。

他们暗示，这么优越的福利下，被“斩杀”的问题显然在于那些受害者自身的不足。

这就是这些公知所提出的新论调：美国人被“斩杀”，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我不明白，为何这些公知突然变得如此“通情达理”？他们不再提及所谓的“盛世”，也不再引用“时代一粒沙，个人一座山”的论调。

他们失去了对他人的同情心。这与以往大相径庭，以前即使是一条狗死去，他们也会悲声呼喊，如今转而认为美国人的死亡全是自作自受。

这是否意味着在他们眼中，美国人根本不是人？

从公知对“斩杀线”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并未将被“斩杀”的美国人视为平等个体。

否则，他们又怎能将“斩杀”归咎于个人努力不足呢？如果努力就能避免被“斩杀”，那么像骆驼祥子那样勤劳的人，即便没有财富自由，也应该能够安稳生活。

为何仍会在困苦中死去呢？因此，“斩杀线”绝非他们所说的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更应归结为他们最常提及的“体制问题”。

一年内一个美国人被“斩杀”或许可以视为个案，但如果一年内有十万个美国人遭遇同样命运，这绝不能仅仅算作个人问题。

年复一年，如果有十万个美国人被重复地 “斩杀”，那么这反映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社会根本没有真正关心普通民众。

如果稍微关注一下，为何会出现近5000万民众面临饥饿，每年竟有2万人因饥饿而死？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面对上百万流浪汉，你如何能够有效管理？首先，我们需要思考，这么多流浪汉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难道人们生来就是为了流浪吗？其次，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的一些做法，通过切断导致流浪汉产生的根源，来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没有流浪汉，“斩杀线”自然就不存在了。

让大家分享一个实例。2022年，一位在天津工作的云南男子突发脑梗，被送入ICU。

在他住院期间，厄运接踵而至：他的妻子在前往医院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这对夫妇在云南有七个未成年子女，最大的正处于高三，最小的刚上小学，还有两位卧病在床的老人。

如此庞大的家庭，在面临困境时，他们又该如何努力自救呢？

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这个家庭很可能会陷入更深的绝望。

但幸运的是，这里是中国。当局首先联系当地政府，为他们提供了10万元的司法救助金，并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

随后，教育部门为孩子们办理了助学金，将最小的孩子纳入“春蕾计划”。

此外，当地还安排专人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办案部门还与天津的云南商会合作，为这七个孩子提供点对点的经济援助，以支持他们直到大学毕业。

到2025年，办案部门回访时发现，这七个孩子没有一人辍学。这正是“锁血”政策所展现出的力量，而这只是自2023年以来，该办案部门实施的二十八个拯救家庭故事中的一个案例。

这样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并践行这种经验，以期在更大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

很遗憾，这个作业在美国几乎无法复制。如果可以的话，美国就不会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一家人生活在美国，他们将如何生存。

家庭中的男性以及孩子的爷爷和奶奶可能会被抛弃。其他的孩子要么被收养，要么流落街头，靠卖血或其他方式维持生计。

他们或许有幸长大成人，但他们的未来已然黯淡。正如《无耻之徒》中所提到的，在美国，穷人的孩子若想生存，往往只有两条路：要么偷窃，要么抢劫。

还有其他选择吗？你是否认为在美国饥饿到胃酸倒流的人都是因为不够努力？

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是不想努力，而是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更缺乏实现目标的途径。

如果努力能够解决饥饿问题，那么即便是再不争气的人，也不会让近五千万人面临饥饿。

我认为美国人遭受困境是“体制问题”，而非个人能力的问题。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我们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吃饱饭是一种自然权利。我们能有充足的食物，仅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并且生活在中国。

即使同为中国人，在中国能够温饱，而在美国却忍受饥饿，连鸡蛋都吃不起，你难道真的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的不努力吗？

在美国，有人曾提到他每天要打三份工，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

说到努力，似乎没有比他们更拼命的人了。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很多人不仅吃不起红烧肉，连大米饭都难以负担，只能选择价格最低廉的垃圾食品。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常常面临饥饿的困扰。

这种状况下，谁还敢否认美国存在“体制问题”呢？

一些公知不必总是用讽刺的口吻批评我们所做的“爱国生意”。

我曾多次强调，我赞美中国，是因为中国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

如果让我像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样无视事实地称赞美国，我实在是无法开口。

虽然我不一定会说出所有真相，但对虚假信息我绝不会妥协，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原则。

实际上，到2026年时，公知对我们的认知作战将彻底失败。

首先是“小红书对账”，接着是“斩杀线”。

如果这些公知还有一点脸面，这些事件本该让他们闭嘴。然而，我了解他们，不仅缺乏脸面，更不会停止发声。

不过，对我们而言，这也未必是坏事。

有朋友称我是“公知专业户”，这多少有些夸奖了。

我批评公知的能力远不止于此，但谁说水平低就不能写东西？又谁说水平低就没有人愿意“扔给五块钱”的呢？

愿一切丑陋而顽固的灵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