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留意《人民日報》的訃告，往往會有新奇的發現。

李莎於2015年5月12日去世，享年101歲，這個在秦城監獄飽經風霜的俄裔女人，經歷坎坷，身後卻備極哀榮，中央七個常委都送了花圈。

這一切對1967年自殺身亡的李立三而言，也是一種撫慰了。

陸璀的去世則低調得多。陸璀病逝於2015年2月16日，享年百歲。也許因為已與饒漱石離婚重組家庭之故，在公諸報端的文字中，沒有提及這位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的江南女性的此番經歷。

但不管怎樣，李莎、陸璀等人的謝幕，還是讓人聯想起曾經風雲一時的政治人物身邊的女性們。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大致先後來到延安的，有後來成為鄧小平夫人的卓琳，林彪的夫人葉群，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高崗的夫人李力群，賀龍的夫人薛明，左權的夫人劉志蘭等。

李莎

當然還有當年在文壇上已經名氣很大的女作家丁玲。如果再加上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王明的夫人孟慶樹、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陳雲的夫人于若木、李富春的夫人蔡暢、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林伯渠的夫人朱明、陶鑄的夫人曾志，這個隊伍可謂蔚為壯觀。

前排左起：林月琴、吳仲廉、薛明、張瑞華、王光美、於文蘭、鄧穎超、何連芝、于若木、郝治平、郭志瑞、賈玉慈、葛慧敏；後排左起：唐慕蘭、嚴慰冰、水靜、劉素菲、胡明、瞿英、卓琳、鄧林、劉沙、楊崗、肖里、葉群、不詳、謝志成、不詳

這些女性，或在大革命時期，或在延安時期，或在抗戰勝利後投身革命，與諸多政治人物結成夫妻，面對人生。但在革命大潮的歷史進程中，有的中途分道揚鑣各奔西東，有的一生相伴相隨不計毀譽，有的在政治風浪中被迫分離重新選擇，有的久經浩劫苦盡甘來。

考察政治人物的沉浮，所謂愛情或者伴侶不能不提，附庸也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也罷，“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真能各自飛嗎？本文僅以幾位夫人為例，掛一漏萬，管窺政治與人性的複雜。

曾志：枯葵更覺怯霜殘

曾志原名曾昭學，1911年出生於湖南宜章縣城關鎮，1924年秋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考入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報名時改名“曾志”。有人問她“為什麼要改名？”她說：“我就是要為我們女性爭志氣！”同年10月，她加入黨組織後，在彭鏡秋的幫助下，堅決解除了父母包辦的婚約。

1927年春，她與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部長夏明震結婚。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不久，夏明震犧牲，曾志與蔡協民結婚。

1934年5月，蔡協民被叛徒出賣犧牲。在廈門，她和陶鑄以夫妻名義一起開展革命工作，隨着感情加深，於1938年結為夫妻。

1939年12月，曾志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看過央視熱播劇《延安頌》的人，也許會記得這樣一個橋段：一位年輕漂亮、性格潑辣的紅軍女幹部，剛剛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延安，就急着拜見毛澤東。

她來到毛住處時，毛正在院子裡擺弄爐子燒水，她望着毛的背影沒吱聲，笑眯眯地踮着腳，輕輕繞到毛的背後，猛然拍了一下毛的肩膀，朗聲叫道：“老毛！”毛一回頭，立即驚喜異常，馬上拉住她的手問長問短……

這位敢於直呼“老毛”、讓毛澤東視為親人的女幹部，就是曾志。

1945年，根據黨的需要，陶鑄和曾志將被派往東北。恰在此時，曾志患了闌尾炎，做手術時，她考慮到敵後鬥爭會很殘酷，就提出要同時做絕育手術。當組織徵求陶鑄意見時，陶鑄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見，同意。”

術後不久，他們夫婦就奉命奔赴東北戰場。臨行時，曾志戀戀不捨地把女兒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給了一位經過長征考驗的戰士楊順卿照看。

母女倆分別時，曾志無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還能和女兒團聚，就十分鄭重地對楊順卿說：“我們把這個孩子託付給你了，如果我們回不來，這個孩子就是你的。”

曾志一生坎坷，曾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嚴厲的黨紀處分。新中國成立前夕，曾志離開東北，任中南局重工業部副部長，後相繼擔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常委等職。

左起：陶鑄、江青、曾志、毛澤東（廣州）

“文革”開始不久，陶鑄上調北京，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革”辦公室主任，不久，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名列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中央“第四號人物”。

但時間不長，1967年1月，陶鑄一夜之間變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全國“打倒陶鑄”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口號聲此起彼伏，“掛牌批鬥”更成了家常便飯，曾志也經常被拉去和“劉、鄧、陶”一起挨斗。

每次見到相依為命的丈夫被一撥一撥的人踢來打去，她的心都在顫抖、滴血。為了強忍心中的刺痛，她經常把嘴唇咬出血來。1967年9月的一天，剛剛早晨7點，曾志就被有關負責人叫去。“中蘇關繫緊張，可能要爆發戰爭，組織決定陶鑄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

這位負責人傳達了“上級的指示”。曾志回到家裡，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唏噓不已：“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只有3天了……我過去忽略了做妻子的義務……我對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補償……”

陶鑄對曾志說：“我非常留戀過去的生活，那樣的生活我們不會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一生雅好文墨的陶鑄從身邊拿出一張紙片遞給曾志：“這是我最後送給你的一點紀念。”

紙片上寫着一首詩《贈曾志》：

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

無情白髮催寒暑，含垢餘生抑苦酸。

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

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陶鑄《贈曾志》手跡

曾志把丈夫的詩作小心翼翼地捲起，一針一線地縫到了衣服里。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廣州，遠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來為母親送行。

此時北京已是初冬，涼風陣陣，滿地落葉，曾志在女兒的陪伴下，匆匆南下。就在這對母女於半路中轉時，得到了陶鑄在合肥去世的噩耗。陶斯亮聽到消息後淚如泉湧，難以自持，而久經風雨的曾志則緊握雙手，含悲忍痛。

1977年12月，曾志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協助胡耀邦開展平反冤假錯案和考察培養經濟、科技戰線幹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1998年6月21日，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除了陶斯亮，她還生有兩子，石來發（與夏明震之子）、蔡石紅（與蔡協民之子）。曾志生前就立遺囑要求親屬：“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在家中設靈堂；京外家人不要來，北京的任何戰友不要通知……遺體送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沒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過的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旁的樹林裡。”言辭鑿鑿，擲地有聲。

陶斯亮在給媽媽的小花圈上寫道：“您所奉獻的遠遠超過一個女人，您所給予的遠遠超過一個母親！”

左起：陶鑄、陶斯亮、曾志

陸璀：藕斷絲連奈何天

陸璀作為百歲老人去世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自然也是一種身份的證明。但針對這位曾經的傳奇人物，也僅是語焉未詳，掛一漏萬而已。

實際上，陸璀一生最大的政治資本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更為重要的，她曾是饒漱石的夫人，兩人生養過一個女兒。“高饒事件”之後，陸璀離婚再嫁，丈夫是小她6歲的“和平詩人”朱子奇。

陸璀

陸璀1914年出生於浙江湖州，1931年畢業於蘇州振華女校，同年考入東吳大學，一年後進入清華大學。當年蘇州振華女校的學生，大多入了清華，如楊絳、何澤慧、彭子岡等，但的清華學習生涯，卻與他人有所不同。她是清華的光榮與自豪，但也曾是被清華開除的學生。

為了配合紀念“一二·九”運動，2002年12月9日，央視播放了對陸璀的人物專訪，她的名字和事跡再次被人們提及。

“一二·九”運動有兩張經典照片，最早刊登在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的封面和封底上，封面是一位女學生的半身像，她右手執簡陋的大號話筒，左手捏一頁紙正在激情演說；

封底則是從背面的角度拍下的同一場景，她面前是人頭攢動的群眾，不遠處是陡立的城牆、緊閉的城門。

這張照片記錄的場景，就是1935年12月9日被阻於西直門外的清華、燕京等高校的學生就地舉行的群眾大會，這位女學生就是陸璀，照片拍攝者署名萬里。她的演講形象，成為“一二·九”運動的一種象徵。

當年年僅21歲的陸璀，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又來自清華名校。而《大眾生活》是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刊物，據說陸璀還在蘇州振華讀書時，出於對《生活周刊》的欽佩，就與韜奮先生有過書信往來，但韜奮先生收到照片後，並不知道這個女學生是陸璀，只是覺得有代表性和象徵意義，就採用它作了封面，並且加上“大眾起來！”這個口號。

陸璀緊接着又組織參與了12月16日第二次規模更大的遊行示威，她在示威活動中被捕。這時一位美國記者就在現場，他目睹了這一切，並隨即採訪了陸璀，當天就向美國報紙發了一條獨家新聞：“中國的貞德被捕了。”這位美國記者，就是後來寫下《西行漫記》的名記者斯諾。

此後，陸璀為了躲避追捕，還曾在斯諾的居室避難有日。1936年9月，陸璀受全國學聯派遣，遠赴日內瓦出席首屆世界青年大會，把中國學生的呼聲帶到了世界講壇，後在巴黎的《救國時報》社任職，機緣巧合，結識了年長自己11歲的饒漱石，結為夫婦，並生下女兒陸蘭沁。

1954年2月，中央召開了七次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這七次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共同主持。1954年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據說，當時並無開除饒漱石黨籍的計劃，但據林蘊暉先生研究，饒漱石的秘書陳麒章與陸璀報告饒漱石發牢騷是風雲突變的原因之一：1955年3月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了經多次修改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報告中提到“保留饒漱石黨籍”的問題，有人不同意，劉少奇就此作了解釋，認為這樣處理比較有利。

3月19日，中共七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在討論《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時，毛澤東說：這個文件也搞了一年，幾經反覆才寫成現在這個樣子，即是指出他們的聯盟是一個陰謀集團，不是什麼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陰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說它是比較恰當些，也是合乎實際的。

最終，會議同意不開除饒漱石的黨籍，只撤銷中央委員。（《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3月初，饒漱石在家聽候處理。

有一天，他家裡的“紅機子”電話響了（饒停職反省期間，他家的“紅機子”未拆除），這本是中央機關三十九局（電話局）試打各戶“紅機子”，饒不知情，產生錯覺，以為他的問題可能會很快解決，將恢復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緒激動，向其妻和陳麒章（饒的秘書，負責對饒管教）發牢騷說，中央還是相信他的，他沒有反黨……

陳麒章當時負有“每周寫個‘饒漱石情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的任務，於是隨即將饒的這一情況詳細向中央報告。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饒妻陸璀也寫了內容相似的報告交給楊尚昆。全國黨代表會議期間，二人的書面匯報被作為會議資料散發給與會代表。

剛聽過毛澤東講“階級鬥爭形勢嚴峻”的代表們立即把饒漱石“鬧翻案”同“以特反特”的問題聯繫起來，認定饒的活動已超過內部矛盾範圍，屬於敵我矛盾，於是對饒的處理陡然“升級”。

一個是自己的妻子，一個是身邊的秘書，這樣的“材料”，再次證實了饒漱石的“不老實”。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後，公安部於1955年4月1日逮捕饒漱石，還組織了饒漱石專案組，對饒進行內查外調，多次審訊。

經過長時間的偵訊後，並沒有發現饒漱石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什麼新問題。此後，饒漱石的問題被長期擱置。陸璀也只是在聽到黨內口頭傳達“高饒事件”之時，方才知道丈夫已經獲罪。

陸璀請求探監，給丈夫捎點衣裳之類，未獲允准。情急無奈，她只能黑夜裡抱着小女兒哭，特別是聽了內部傳達以後，單位里的同事像躲避麻風病似地疏遠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饒反黨集團的一分子了。

但據資中筠的文章說，至少在1954年，陸璀仍舊可以出國，說明她的工作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幾年後，陸璀與饒漱石離婚，並與曾任任弼時秘書的朱子奇結婚。

陸璀

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饒漱石被假釋出獄，安排到一農場。中央當時還給他配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按照中央組織部的統一安排享受國家行政十一級待遇，每月發生活費200元。

“文革”爆發，饒漱石於1967年被重新收監。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饒漱石在北京獄中去世，享年72歲。此前劉少奇死於1969年，而高崗則自殺於1954年，陳毅病逝於1972年。

據陸蘭沁回憶，她1938年出生在巴黎，當時她的父親和母親被黨組織派到法國工作，而後不久，他們又被派到美國工作，只得將她寄養在出生醫院的附屬嬰兒所里，並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臨時加以照顧。

1939年，饒漱石夫婦從美國奉調回國，本想取道巴黎把她一同帶回，不料動身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海上交通中斷，他們只得改道回國，而陸蘭沁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國。一家人也就這樣天各一方近10年之久。

直到1947年，陸璀又被派往巴黎的國際民主婦聯工作，母女才得以相見。1949年，陸璀離開國際民主婦聯，才將她帶回中國。

左起：周恩來、陸蘭沁、陸璀、鄧穎超

陸蘭沁回來後不久，饒漱石就開始抓緊對她的教育。他和陸璀在一個練習本上工工整整地給女兒寫了四句話，“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作為練習漢語的字帖。陸蘭沁回憶自己的父親：

“他似乎沒有時間休息，也不會休息。有時看到母親硬拉他才去散散步，偶然也見過他打打檯球，但除此之外，他幾乎沒有什麼個人娛樂愛好。”

“當時，我們在上海的勵志社住的那個套間條件很一般，而且在樓里位置比較靠後面，但作為華東局一把手的他，卻住得心安理得。據母親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巴黎工作時，父親也是把正規的臥室讓給其他同志住，而他們自己卻住在一個很不方便的近乎是過道的空間裡。”“他對自己嚴格，對母親特別對我更是如此。”

饒漱石對陸璀的要求也很嚴：

“記得我們搬到北京之後，有一次母親用自己的津貼費給我買了幾個桔子。等到晚飯後她拿出來給我吃時，父親看見了很不高興。他批評母親‘破壞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響’，弄得那天晚上家裡氣氛很緊張。花自己的錢買幾個桔子吃都要受批評，這樣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議，但在那個年代，作為黨的重要幹部，他真的是率先垂範，都有點不近人情了。”

1955年，陸璀受饒漱石牽連接受隔離審查；1956年到1957年在中央黨校學習，後任北京東城區文教部長；而在“文革”期間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近7年之久。

“文革”前夕，陸蘭沁工作單位的一位領導曾試探性地問她：“想不想見你父親？”她心裡一怔，心想是不是組織上又一次在考驗她的立場，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見。”“如果他想見你呢？”陸蘭沁堅決回答：“也不見。”

一直到“文革”後，陸蘭沁偶然從一些材料中得知，被關押10年之久的饒漱石於1965年才被判刑，而後有一段時間被假釋出獄。從時間上看，正好是陸蘭沁被詢問見不見父親的那段時間。

“文革”結束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布的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陸蘭沁看到了在“文革”中饒漱石為劉少奇所寫的一份證明材料，從其中一條注釋里，她才得知，饒漱石早已於1975年3月屈死獄中。

“一剎那，我欲哭無淚，只覺得自己那顆對父親的親情已幾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強烈的刺骨的悲涼緊緊裹住而無法跳動，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有人說，“文革”期間，陸璀與饒漱石同在秦城監獄關押，兩人出來放風相逢，兩位吵架都用英語的夫妻，彼此已經互不認識了。

陸璀在20年前出版過《晨星集》一書，在《晨星集》中，關於1982年4月11日去拜見鄧穎超，有着這樣的記述：

“就座後，大姐就關心地詢問我目前的工作處境，問了我幾個‘為什麼’。望着她那慈祥的面容和關切的目光，我耳邊又響起了她在一次電話中對我說的話：‘我是了解你的。你的一生真是坎坷不平，我很同情你！’

而今，在慈母般的大姐面前，我又怎能不打開我的心扉呢？於是，我們談到了我還蒙受着的某種偏見、冤屈和不公正對待。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真使我畢生難忘和銘刻在心。”不知陸璀與鄧穎超的這次見面，是否會提到饒漱石？

陸蘭沁坦言為父親饒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親多年來的一塊心病。為陸璀平反時，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是很熱情的，但為父親平反，胡耀邦就不便過問。陸璀也會念叨：“饒這個人呀，也不知什麼時候有個水落石出！”

2001年，陸璀致信中央，為饒漱石再次鳴冤，其中有“請黨相信，我這時出來為饒‘鳴冤’，決非感情用事。我和他因性格不同，感情不和等種種原因，長期分居”之語。

2004年6月4日，中組部一位副部長率中央紀委同志到陸璀家裡答覆她2001年4月的申訴信時，連稱“饒漱石同志”，並歷數了饒為我黨我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所作的重要貢獻。

然而，那位副部長最後還是說：“可惜，他後來附和了高崗，反對了劉少奇同志，故原來的基本結論維持不變。”

孟慶樹：東聽河鼓笑牛郎

孟慶樹1911年12月出生於安徽省壽縣一地主家庭，1926年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曾在張發奎部隊做過護士。她於1927年11月與劉英（後為張聞天夫人）、唐義貞（後為陸定一夫人）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該校第三期學生。

而在兩年前的1925年，王明這個特批留蘇學生，已作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的學生來到莫斯科（同批還有張聞天、王稼祥、伍修權等60餘人），開始了留學生涯。

學習期間，王明被副校長米夫賞識，成為其得意門生，並被選為“學生公社”主席。1927年7月，米夫升任校長，王明被米夫留校任教，並當上米夫的秘書和翻譯，從而控制着學校支部局，實際上成為莫斯科“中大”的“無冕之王”，顯赫一時。

離開祖國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這批青年，當時大多正值妙齡，加以優裕的生活條件和開明舒適的異國環境，戀愛之風盛行。年方16歲的孟慶樹，眉清目秀、身材窈窕、落落大方、風度翩翩，很自然地成為男學生們所注目的對象。時年23歲的王明對她一見鍾情，從此就把追逐目光投向充滿青春活力的這位安徽老鄉身上。

雖然孟慶樹入學時，王明已赫赫有名，但孟慶樹對他卻只是敬仰，並未產生愛戀之意。孟慶樹也未把王明的頻頻示愛放在心上，而是先於王明結交了一個男朋友丁景吉，此人是安徽宿縣人，也在中山大學學習，後因肺結核去世。王明並沒有因為孟慶樹已有男友而退縮不前，仍然頑強地向孟發起愛情攻勢。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王明擔任了六大秘書處翻譯科主任。他利用米夫要他挑選幾名中山大學學生做工作人員之機，指名要當時才是團員的孟慶樹參加大會工作，贏得了孟的好感。

不過，王明一米五幾的身高實在引不起孟慶樹的激情，一直到1929年初王明回國之時，王明的熱烈追求也沒有得到孟慶樹的肯定答覆。王明回國後“暮暮朝朝顧盼”着仍留在莫斯科的孟慶樹，並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比作“牛郎與織女”。

1929年3月王明由蘇聯歸國，先後被派到中共上海滬西區委和滬東區委做宣傳工作。在王明看來，中央如此安排他的工作，是大材小用，因此在工作中態度消極，情緒不高。正當痴情的“牛郎”無限思念“織女”時，“織女”卻突然飛越銀河來到“牛郎”身邊。1930年，孟慶樹由莫斯科回國後被分配到上海滬東區委婦委會工作。

孟王二人同在滬東區工作，王明非常珍惜這個良機，盡全力向孟慶樹發動猛烈進攻。他不斷請孟慶樹去小館吃飯，逛馬路，看電影。

此時的王明對分配到基層工作嚴重不滿，加之沉湎於男女之情，本職工作消極應付，因完不成區委分配的任務經常受到領導的批評。由於王明緊追不捨，不斷登門來訪，也引起孟慶樹的反感甚至厭惡。她毅然退掉住房，搬到朱秀英處同住，故意躲避王明的糾纏。

正當王明失戀之時，政治上又遭受打擊。1930年6月，王明因反對李立三被扣上“右派”帽子，撤銷中宣部秘書職務，並受到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下放江蘇省委宣傳部當幹事。

幾乎就在同時，孟慶樹不幸被捕，關押在上海龍華看守所。孟身陷囹圄，為王明表白愛心創造了絕好機會。

王明冒着生命危險，三次與孟慶樹的二叔孟涵之去龍華看守所探望。經積極活動，孟慶樹終於在1930年11月22日出獄。

孟慶樹

孟出獄後，被王明一片痴情所感動，終於答應了王明的求婚。1930年11月23日，即孟出獄後第二天，兩人終於結為夫妻。

1930年結婚到1974年王明病逝，孟慶樹與王明共同生活了44年。王明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結合，對孟慶樹恩愛如初，關懷體貼。他曾專門為孟慶樹個人作詩55首，抒發愛慕之情。孟慶樹不僅為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王明詩歌選集》作序，甚至為其種種錯誤辯護，真是夫唱妻和。王明身體不好，長期有病，孟一直陪伴在側，精心護理。

有一次孟慶樹自己因病動了手術，剛過三天，她為照顧王明的病，跪着走來，王明激動地說：“手術剛完跪走難”。

1956年1月30日，王明全家乘蘇聯飛機去莫斯科，當飛到高空3000米時，王明心臟突然衰弱，急需搶救。雖然北京醫院隨行醫生與護士帶了6包注射器，卻沒有帶針頭。危急時刻，孟慶樹卻拿出自備針頭，立刻安上，給王明注射強心劑，使王明轉危為安。

孟慶樹和王明之間也有矛盾與分歧。王明出身城市貧民家庭，家裡窮到要將其小妹妹送去當童養媳的境地，王明讀書有時還交不起學費。孟慶樹出身地主家庭，家裡有房有地，孟父當中醫也能掙錢，家境富裕得多。

據說孟慶樹赴蘇留學，從家鄉壽縣起程時都坐着滑竿。到蘇聯後，住洋房、吃麵包，一直未受過什麼苦。王明顯得土裡土氣，孟慶樹則十足洋派頭，愛吃西餐，不用筷子，用刀叉吃飯。王明長期擔任中央領導職務，對自己有所約束與收斂，而孟慶樹卻愛發小姐脾氣，常和人爭吵，一直搞不好同志之間關係。

王明、孟慶樹一家在延安

據王明秘書說：“孟慶樹在延安時，家屬們議論最多的就是她。誰和她也處不了”。到北京後，王明任法制委員會主任，孟慶樹任法制委員會資料室主任，但她常和辦公室主任陳甫之吵架。

陳甫之回憶說：“孟慶樹跟我矛盾到什麼程度？她對我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當辦公室主任像你這個樣子！’”孟慶樹不僅和別人吵架，與王明也經常鬥嘴。據王明秘書回憶：“王明與孟慶樹常吵架，一吵就講俄語。”

顯然，王孟這對患難夫妻是和睦多於爭吵的。愉快時，孟慶樹叫王明為“克勞白夫”同志，王明親切地稱孟慶樹為“羅莎”。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享年70歲，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新聖母公墓。

王明病逝後，孟慶樹編輯出版了《王明詩歌選集》以示紀念。9年之後的1983年9月5日，孟慶樹病逝於莫斯科，享年68歲，也安葬在新聖母公墓，算是與王明在異國他鄉的地下長相廝守了。

時光匆迫，歷史無情。曾志之於陶鑄，陸璀之於饒漱石，孟慶樹之於王明，作為歷史人物，都已走完了自己斑駁跌宕的人生。

曾志多次婚姻，飽受艱辛，但在晚年仍舊堅韌，不失為一代巾幗女性；陸璀這位曾經的“中國貞德”，在早年歷史大潮中一舉成名，而在1949年之後，卻因丈夫之故兩次入獄飽受摧殘，再組家庭總算有了桑榆晚年；孟慶樹與王明終究算是患難夫妻，孟也算是一位少見的個性鮮明的女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