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赖清德上周六（3月14日）在总统直选30周年研讨会上的一席谈话，迅速在社会上引发高度争议。他指出，国民党政府来台后的统治“比殖民统治的日本对待台湾人民还要差”，并以此解释前总统李登辉为何向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提及“台湾人的悲哀”。
赖清德去年在大罢免风潮中只讲了四讲便戛然而止的“团结十讲”，竟以如此尖锐的历史评价续篇。不过，总统府小编随后悄悄删除上述那句话，并将赖清德原先口误的“东京都知事”更正为“日本作家”。
政治人物口误在所难免，但谈话流露的价值判断，往往反映内心深层的历史认知。赖清德今年初才与五院院长新春茶叙，重申“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如今一席“国民党比日本殖民还差”的发言，无异再度挑起台湾社会的认同矛盾。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经历50年殖民统治。台湾人民不甘受迫，前后发动长达30余年的抗日民族运动。从日据初期至1915年，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抗日层出不穷，日本出动大批军警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与焚掠，造成数十万人牺牲。
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在脸书发文指出，杀戮、掠夺、控制、同化就是日本殖民台湾的手段。她更公布1913年至1914年间日本陆军第一联队砍下泰雅族抗日勇士头颅的影像画面，严正指责赖清德的言论“对我们原住民族先辈抵抗日本殖民者历史的无知，更是对日本人所杀掉的原住民族先辈的不敬和污辱”。
赖清德的史观连台独学者施正锋也无法认同。施正锋在此间政论节目公开建议赖清德应去阅读吴浊流和锺理和的小说，才能真正理解在日本统治下，作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心中那份深沉的苦闷。他形容殖民地的现代化，本质是“把你养肥了再杀”。
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描写殖民地知识分子在身分认同上的挣扎，被视为探讨台湾人命运的经典之作；锺理和的短篇小说《原乡人》则呈现一位受中华文化薰陶的台湾人，在殖民夹缝中追寻归属的复杂历程。这些文学作品提供了有别于官方论述的历史视角，也让后人得以窥见殖民统治下庶民生活的真实面貌。
支持台独或本土立场的人士，时常强调日据时期的基础建设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赖清德从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到总统任内，年年出席嘉南大圳设计者八田与一的追思活动，肯定其对台湾农业的贡献。这类举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强化台日连结、重塑历史认同的象征。
然而，殖民经济的本质仍值得进一步检视。日据时期，台湾最重要的作物就是稻米与甘蔗。1920年动工的嘉南大圳历经10年完工，虽有助于农业增产，也有助引进甘蔗新品种与推广蓬莱米，但绝大多数稻米仍被输往日本，以缓解其粮食不足问题，仅少数留供岛内日人享用，台湾农民的生活水准并未因此显着提升，许多人仍以番薯签果腹。
早年行政院新闻局（2012年裁撤）每年邀请驻台外媒参观各地，笔者印象最深的一次阿里山之旅，导览人员介绍之字形登山铁路时提到，沿途所见的神木多是不够笔直才得以留下，而百年桧木大多被运往日本兴建神社，之字形火车正是为将神木运送下山而设计。当时同行的日本驻台记者原本兴致盎然，听完脸色愈发阴沉。这段往事，恰好说明了殖民经济剥削的本质。
国民政府1949年迁台后，确实发生了白色恐怖，这些历史伤痕至今仍是台湾社会的重要记忆，也有其时代背景与责任归属。另一方面，国民党在台推动的三七五减租、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十大建设，乃至后来奠定半导体产业基础的政策，对台湾的发展有正面影响，也应全面、公允地评价，而不流于片面褒贬。
综观赖清德的言论，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在于历史评价的标准问题。同样是基础建设，日据时期的贡献被凸显，国民党时期的建设却相对被淡化；同样是统治的压迫，殖民政府的暴力被轻描淡写，国民党时期的伤痕则被反复强调。这种选择性的记忆与评价，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叙事背后的现实政治考量。
赖清德上任以来，陆续发表了关于国家定位、宪政体制、国防事务等几场重要谈话，加上此次对历史评价的发言，大致勾勒出其施政方向的轮廓；尤其在两岸关系上，若缺乏共同的历史认识知与情感基础，未来难有改善空间。无论对内对外，如何处理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仍是台湾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