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习郑会后惠台10条释农渔便利信号 台业者未必重回依赖大陆旧路

习郑会后，北京抛出10项惠台措施，其中在“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前提下，提出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被视为大陆相对较能操之在己的选项。图为台湾渔民3月15日在马祖准备售卖他捕获的鱼。 （路透社）

习郑会后，北京抛出10项惠台措施，其中在“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前提下，提出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被视为大陆相对较能操之在己的选项。受访学者认为，大陆过去几年中断相关产品输陆，已促使台湾业者加速分散市场；即使后续真的有所松绑，也未必会将产能全数重新投入大陆市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10日在北京举行睽违10年的国共领导人会谈，中共中央台办两天后公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这10项措施大致可概括为三类：一是国共平台与青年交流等政治、社会互动机制；二是金马基建连通、直航与赴台个人游等交通旅游往来；三是农渔产品、食品、中小企业、影视内容等经贸与文化市场开放。

由于第三类相对较不受台湾中央是否放行的直接影响，因此被视为北京较能主导、也较容易迅速操作的项目。加上台湾将于11月28日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涉及农渔产品销售的松绑，也被认为带有争取农渔业县市民意的考量。

若往回追溯两岸农渔贸易的制度背景，大陆2005年和2007年分两批对34项台湾农渔产品提供免征进口关税优惠。2010年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后，大陆自2011年起对台湾18项农渔产品实施分阶段降税，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全面实现零关税。

不过，自2016年以来，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北京近年多次以检疫、药残或行政程序为由，片面暂停台湾农渔产品输入。

2021年，陆方先以台湾凤梨“多次检出介壳虫”为由，自3月1日起暂停输入；同年9月，又以释迦与莲雾“多次检出太平洋臀纹粉介壳虫”为由暂停输入。2022年6月，陆方再以石斑鱼检出隐性结晶紫超标为由，全面暂停台湾石斑鱼报关输入。 

这些措施使台湾农渔产品输销大陆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因此，不少蓝营执政县市首长过去几年访问大陆时，也都曾争取农渔产品禁令松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台东县长饶庆铃2023年赴福建参加海峡论坛时，公开争取恢复台东凤梨释迦输陆；其后，国台办主任宋涛与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会面时表示，将作出妥善安排，国台办翌日宣布恢复台湾释迦输入，但实际仅限台东25处果园、三家包装厂。

此外，到了2024年9月，大陆再宣布停止对34项台湾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的优惠措施。 

这次公布的惠台措施，也明确写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建立沟通机制，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截至目前，相关安排仍停留在原则层次，尚未进一步公布适用品项、执行方式与具体时程。不过，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4月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把措施“落实落细”。

台湾农业经济研究者焦钧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对这次措施的解读，并不把重点放在“检验检疫”四个字，而是放在重新加上的政治前提之上。

焦钧长期关注台湾农业政策、粮食安全、农产品供应链，以及两岸农产品贸易课题，著有《水果政治学》《走出岛国农业困境》等书。

依他的观察，检验检疫原本就是事务性、技术性的问题，但北京这次把台湾农渔产品输陆，再次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并列，又特别提出建立沟通机制，“显示北京还是把农渔问题放在政治框架下处理，而不是单纯回到技术协商”。

从这个角度看，焦钧认为，这一轮措施一方面可被理解为对蓝营地方释出的善意，另一方面也带有对其他县市招手乃至施压的意味。

不过，焦钧也提醒，即使政治信号出现，农产品能否真正恢复流动，最终还是回到市场本身。尤其经过这几年的禁令、转单与市场重整之后，即使原本在供应链中的贸易商、通路商仍会关注大陆市场，也已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将大陆视为可以重押、且无须特别计算政治风险的出口目的地。

台湾农业部资料显示，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占比，已从2018年的23.2%降至2022年的12.9%；水果销陆金额占比更从2019年的80.1%，降到2022年的1.6%。到2025年，中国大陆已退居台湾农产品第三大出口市场，出口值为5.08亿美元（6.46亿新元），占比11.4%，较2024年的7.47亿美元明显下滑。

这反映出，在历经过去几年的禁令、转单与市场分散后，台湾农渔产品出口结构已逐步调整，不再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市场。

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接受本报采访时也指出，台湾目前许多果农与经济作物生产者，都是疫情后返乡、转业接手家业，或具备营销、工程、广告等背景的新一代经营者，大多约三四十岁左右。“他们对价格、通路、风险与政治变数的敏感度，远高于过去传统印象中的小农，也更倾向用经济理性，而非政治情感，来判断市场去留。”

在张弘远看来，过去几年中国市场反复收放，对台湾农民与相关业者带来的不只是短期损失，更是信任的耗损。原因不只在政治，也包括运费、交货时效、通路稳定性与政策可预测性等现实条件。

“这次措施公布之后，我打了几个电话，问了一些在台东种植释迦的朋友们，大家的回应都是：‘头壳坏了才要跟他们（大陆）再继续做生意。’”因此，他认为，这10项措施本身没有太多足以扭转局势的新内容；就农产品而言，也未必能让台湾农民大规模重新押注大陆市场。

但张弘远强调，这些措施仍可能在部分农业县市，成为蓝营维持既有支持面、进行再动员的一套论述资源。换言之，农产品措施未必立刻带来可观订单，却可能为地方政治人物、产销窗口与相关组织，重新启动对陆接触提供理由。

因此，他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反而是农会、进出口盘商、运销商与地方桩脚，是否因此重新恢复与大陆窗口的联系，进而再度活络地方社会中与农业有关的利益网络。

整体来看，北京这波10项措施固然再度对台湾农渔产品释出某种“可重新接触”的信号，但其真正意义恐怕不在于单纯经贸松绑，而在于以有限让利、附带政治前提的方式，重新测试台湾市场、地方网络与基层组织的反应。

毕竟，在历经多年禁令、零关税取消与出口转向后，台湾农渔业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已明显下降，即使部分品项未来恢复流动，也较可能只是局部回补，而难回到过去高度集中押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