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習鄭會後惠台10條釋農漁便利信號 台業者未必重回依賴大陸舊路

習鄭會後，北京拋出10項惠台措施，其中在“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前提下，提出為符合檢驗檢疫標準的台灣農漁產品輸入大陸提供便利，被視為大陸相對較能操之在己的選項。圖為台灣漁民3月15日在馬祖準備售賣他捕獲的魚。 （路透社）

習鄭會後，北京拋出10項惠台措施，其中在“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前提下，提出為符合檢驗檢疫標準的台灣農漁產品輸入大陸提供便利，被視為大陸相對較能操之在己的選項。受訪學者認為，大陸過去幾年中斷相關產品輸陸，已促使台灣業者加速分散市場；即使後續真的有所鬆綁，也未必會將產能全數重新投入大陸市場。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台灣在野的國民黨主席鄭麗文4月10日在北京舉行睽違10年的國共領導人會談，中共中央台辦兩天后公布10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這10項措施大致可概括為三類：一是國共平台與青年交流等政治、社會互動機制；二是金馬基建連通、直航與赴台個人游等交通旅遊往來；三是農漁產品、食品、中小企業、影視內容等經貿與文化市場開放。

由於第三類相對較不受台灣中央是否放行的直接影響，因此被視為北京較能主導、也較容易迅速操作的項目。加上台灣將於11月28日舉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涉及農漁產品銷售的鬆綁，也被認為帶有爭取農漁業縣市民意的考量。

若往回追溯兩岸農漁貿易的制度背景，大陸2005年和2007年分兩批對34項台灣農漁產品提供免徵進口關稅優惠。2010年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大陸自2011年起對台灣18項農漁產品實施分階段降稅，並於2013年1月1日起全面實現零關稅。

不過，自2016年以來，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北京近年多次以檢疫、藥殘或行政程序為由，片面暫停台灣農漁產品輸入。

2021年，陸方先以台灣鳳梨“多次檢出介殼蟲”為由，自3月1日起暫停輸入；同年9月，又以釋迦與蓮霧“多次檢出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為由暫停輸入。2022年6月，陸方再以石斑魚檢出隱性結晶紫超標為由，全面暫停台灣石斑魚報關輸入。 

這些措施使台灣農漁產品輸銷大陸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因此，不少藍營執政縣市首長過去幾年訪問大陸時，也都曾爭取農漁產品禁令鬆綁。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台東縣長饒慶鈴2023年赴福建參加海峽論壇時，公開爭取恢復台東鳳梨釋迦輸陸；其後，國台辦主任宋濤與時任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會面時表示，將作出妥善安排，國台辦翌日宣布恢復台灣釋迦輸入，但實際僅限台東25處果園、三家包裝廠。

此外，到了2024年9月，大陸再宣布停止對34項台灣農產品免徵進口關稅的優惠措施。 

這次公布的惠台措施，也明確寫出，要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政治基礎上建立溝通機制，為符合檢驗檢疫標準的台灣農漁產品輸入大陸提供便利”。

截至目前，相關安排仍停留在原則層次，尚未進一步公布適用品項、執行方式與具體時程。不過，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4月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進一步表示，將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把措施“落實落細”。

台灣農業經濟研究者焦鈞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對這次措施的解讀，並不把重點放在“檢驗檢疫”四個字，而是放在重新加上的政治前提之上。

焦鈞長期關注台灣農業政策、糧食安全、農產品供應鏈，以及兩岸農產品貿易課題，著有《水果政治學》《走出島國農業困境》等書。

依他的觀察，檢驗檢疫原本就是事務性、技術性的問題，但北京這次把台灣農漁產品輸陸，再次與“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並列，又特別提出建立溝通機制，“顯示北京還是把農漁問題放在政治框架下處理，而不是單純回到技術協商”。

從這個角度看，焦鈞認為，這一輪措施一方面可被理解為對藍營地方釋出的善意，另一方面也帶有對其他縣市招手乃至施壓的意味。

不過，焦鈞也提醒，即使政治信號出現，農產品能否真正恢復流動，最終還是回到市場本身。尤其經過這幾年的禁令、轉單與市場重整之後，即使原本在供應鏈中的貿易商、通路商仍會關注大陸市場，也已很難再像過去那樣，將大陸視為可以重押、且無須特別計算政治風險的出口目的地。

台灣農業部資料顯示，台灣農產品出口中國大陸的占比，已從2018年的23.2%降至2022年的12.9%；水果銷陸金額占比更從2019年的80.1%，降到2022年的1.6%。到2025年，中國大陸已退居台灣農產品第三大出口市場，出口值為5.08億美元（6.46億新元），占比11.4%，較2024年的7.47億美元明顯下滑。

這反映出，在歷經過去幾年的禁令、轉單與市場分散後，台灣農漁產品出口結構已逐步調整，不再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張弘遠接受本報採訪時也指出，台灣目前許多果農與經濟作物生產者，都是疫情後返鄉、轉業接手家業，或具備營銷、工程、廣告等背景的新一代經營者，大多約三四十歲左右。“他們對價格、通路、風險與政治變數的敏感度，遠高於過去傳統印象中的小農，也更傾向用經濟理性，而非政治情感，來判斷市場去留。”

在張弘遠看來，過去幾年中國市場反覆收放，對台灣農民與相關業者帶來的不只是短期損失，更是信任的耗損。原因不只在政治，也包括運費、交貨時效、通路穩定性與政策可預測性等現實條件。

“這次措施公布之後，我打了幾個電話，問了一些在台東種植釋迦的朋友們，大家的回應都是：‘頭殼壞了才要跟他們（大陸）再繼續做生意。’”因此，他認為，這10項措施本身沒有太多足以扭轉局勢的新內容；就農產品而言，也未必能讓台灣農民大規模重新押注大陸市場。

但張弘遠強調，這些措施仍可能在部分農業縣市，成為藍營維持既有支持面、進行再動員的一套論述資源。換言之，農產品措施未必立刻帶來可觀訂單，卻可能為地方政治人物、產銷窗口與相關組織，重新啟動對陸接觸提供理由。

因此，他認為，真正值得觀察的，反而是農會、進出口盤商、運銷商與地方樁腳，是否因此重新恢復與大陸窗口的聯繫，進而再度活絡地方社會中與農業有關的利益網絡。

整體來看，北京這波10項措施固然再度對台灣農漁產品釋出某種“可重新接觸”的信號，但其真正意義恐怕不在於單純經貿鬆綁，而在於以有限讓利、附帶政治前提的方式，重新測試台灣市場、地方網絡與基層組織的反應。

畢竟，在歷經多年禁令、零關稅取消與出口轉向後，台灣農漁業對大陸市場的依賴已明顯下降，即使部分品項未來恢復流動，也較可能只是局部回補，而難回到過去高度集中押注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