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鲁 神 鬼 地 故 土 不 了 情 — 莫言小说透析 汤 振 海 也许是莫言的家乡潍坊与蒲松龄的故里淄博比肩相邻，因而他受《聊斋志异》的感染和影响是那么深厚。《生死疲劳》里的阴间续斗、变种投胎显然取法于《聊斋》中的《席方平》、《三生》两则；《檀香刑》里的特异功能、透视原形和《梦狼》如出一辙；就连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辞中，所讲的寓言故事也和《聊斋》里的人物传奇《孙必振》异曲同工。莫言坦承自己是蒲松龄的传人。 莫言出生后的21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故土，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流传着鬼怪神魔、奇人奇事的故乡度过的。儿时在家听爷爷讲狐狸精、老鼠精的故事，少年时就去集市听说书人讲演；他小学没毕业辍学后，就混迹于成人之中，听各种各样的神鬼故事、历史传说、志怪佚事。起先是用耳朵阅读，后来用眼睛看书；莫言是泡在乡土文化、民间艺术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的小说里总是夹杂着一种冥冥鬼怪、奇异诡秘的虚幻色调。 与许多奉行现实主义创作信条的中国作家相比，莫言显然是风格迥异。而这正是他得天独厚的个性优势，也是他能和幻觉、魔幻现实主义这些国际文坛流行的创作方法不谋而合、抿缝接轨，从而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由。 正如诺奖评审团所概括：“莫言将幻觉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在这里不仅莫言还有我们都应铭记和感谢他的母亲。每逢莫言要去听说书人讲故事的日子，母亲就不给他安排农活；凡是由于看书耽误了干活，母亲也从不责备他。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宽容却成就了一名大作家的诞生。1976年莫言入伍时，母亲卖掉结婚时的戒指，给儿子买了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莫言就是揣着它们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才孕育出这位杰出的作家。 莫言坦诚：“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所以他在获奖的晚宴上说：“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还要特别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他长于斯，成于斯，他从头到脚都是属于齐鲁大地的，生是高密的人，死是高密的鬼。莫言作品里的人物全都来自这片故土，就是运用的语言文字也是土俗粗犷、极具地方特色的，所以他的描写是难以取代的，充满着家乡的泥土气息，因而富有原创性。这正是莫言作品的一种独特的价值所在，也是它获得海内外读者青睐的原由其一。 莫言深深挚爱着这片土地，他是其母的孝子，更是故土的赤子。其成名作《红高粱家族》的卷首语便昭然若揭了这位赤子报答先人的拳拳之心殷殷情：“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能不供奉被日寇禽兽剥皮凌迟的罗汉大爷、遭豺狼们奸杀怀有身孕的二奶奶、被狗日们用刺刀挑起年仅5岁的小姑姑，还有那些在鬼子血洗东北乡各村庄横尸遍地的众乡亲？！能忘了日本强盗残害故里同胞的血海深仇？！ 诺奖评委会主席贝尔说：“从来没有作家如此赤裸裸地描绘过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暴力，包括那些英雄、情人、虐待狂、土匪......特别是力大无穷不可降伏的母亲。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没有理性和没有同情的世界，也是一个人类失去理智、无力无援和荒诞不经的世界。”荒谬绝伦的大跃进、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物欲横流的大经商；用兔子的精子给绵羊做人工授精，怀疑这种做法的就成为右派发配流放，通过嫁接来生产凤凰，骗子出卖假货可以发财致富，在《酒国》里，人们最喜欢品尝的美味佳肴竟是一个烤熟了的三岁婴儿。在这个城市，没有人能够不受诱惑，吃掉了无数个婴儿。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勾儿奉命去调查。他还没有到职展开工作，就在煤矿招待所被酒国市宣传部长、矿党委书记劝酒灌醉，上厕所时掉进粪坑淹死了。如此这般、林林总总，这些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我们在莫言的作品里多可以看到；他好像漫不经意， 展现的描写真实而又荒诞，却有着强烈的震撼力量和象征意义。《蛙》描述了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落实计划生育的故事，堪称60年的民族生育史。莫言给我们留下了多方位的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历史的具象画面，这就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就之一。 与此同时，莫言作品的主人公多为小人物，他是为弱势群体鸣不平的。《透明的红萝卜》的主角是一个12岁的黑孩，整日吃力地在运河工地拉风箱，瘦弱的身体前倾后仰。他终年赤脚光脊梁，只穿半条又脏又破的裤子。父亲下了关东，继母虐待他，把他从睡梦中打醒去挑水，小铁匠歹毒地折磨他。他实在饿得慌，到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被人抓住，押送到工地，工地专门召开上百人参加的批斗会，围着黑孩，高呼口号，似乎要把他吞没掉。 从某种方面来说，小说就应该是小人物的形象画廊，为小人物树碑立传，为小人物摇旗呐喊的。它是正史的补充，又比正史更丰富、更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特征。优秀的文学家大多是小人物的代言人。诺奖颁发给《百年孤独》的评语为：“像其他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样，马尔克斯永远为弱小贫穷者请命，而反抗内部的压迫与外来的剥削。” 莫言同样如此。 莫言和故土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他对这片土地爱恨交织。他关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老少爷们、七大姑、八大姨的所作所为，并力图透视出他们的五脏六腑，把对人性的揭示和表现放到创作的主要位置。他说：“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他所要表现出的乃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共性。他的成名之作《红高粱》就是针对将人生固定公式化因而导致民族生命活力严重衰退的现象，创作出一种与之相对的极富有蓬勃生气的人物形象极其精神生活，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回长期被压抑的生命欲望，反映出人的近乎原生态的自然属性。 而在《生死疲劳》和莫言的其它小说里，我们不但看到人性和阶级性、革命性的矛盾冲突，而且也感悟到人性在社会转型期异乎寻常的变化。生和死本来是自然界和人生的轮回，人们之所以会疲劳，就是源于人的欲望，“从贪欲起”。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加上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一场场的阶级斗争，其实质都是为了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及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革命的理念过时了，可是获得解放的不是人本身，而是欲望。以前特别在文革，那是禁欲；而开放后，那是纵欲。革命革得连自己的命都快革掉的人们又走进了新一轮的“生死疲劳。” 为了取得高度的物质享受，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已经不可收拾；当年为了给奄奄一息的国人“提提气”而鼓吹的生命欲望已经膨胀到恐怖失控的程度。道德沦丧、价值空白的人们都成为物欲的狂热追求者，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今天再也用不到唱什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妹妹已经以惊人的大胆，走得够远的了。 正是由于深深扎根于这片大地，莫言才能立得直，看得远。也正是他和故土血肉相融的不了情，才使他如此深沉地描绘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图景。“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莫言对已经和大地化为一体的母亲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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