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聲奪人的《姐妹花》 1934年春夏之交,鄭正秋編導的《姐妹花》和蔡楚生編導的《漁光曲》先後在上海與觀眾見面,猶如打了一場擂台仗。 《姐妹花》是鄭正秋根據自己的舞台劇《貴人與犯人》改編拍攝的,“姐妹倆,一窮一富,一好一壞,兩人環境不同,性格相反。”這就是創作者初始的 構思框 架,搬上銀幕時故事內容作了進一步的擴充。孿生姐妹大寶和二寶從小分離。父親趙大(譚志遠飾)帶著長相好看的二寶外出闖蕩,十多年後,二寶做了軍閥錢督辦 (徐萃園飾)的七姨太;趙大也當上了什麼軍法處長。而留在鄉下的大寶找了一個老實巴結的丈夫桃哥(鄭小秋飾),和體弱多病的母親(宣景琳飾)相依為命。日 子實在過不下去,逃難到外地的大寶進了錢督辦的家裡做奶媽。不料丈夫在建築工地摔成重傷急等醫藥費,大寶向七姨太借取工資非但不成,反遭打罵。百般無奈之 下,大寶拿了小少爺的金鎖,不料給錢督辦的妹妹(顧梅君飾)發現。驚慌失措之中,大寶又和錢小姐推推搡搡,放在上面的重器皿掉了下來,正巧砸中小姐的頭 部,導致大禍。大寶被關押在軍法處,母親聞迅趕來探視,想不到撞見了當年一走了事的負心丈夫趙大。趙大恐怕事情張揚出去,只得叫來二寶;於是,姐妹見面、 母女相認。但趙大考慮的卻仍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和面子,而不管大寶的安危死活。二寶在母親苦口婆心的感召和大寶直截了當的陳述下,喚回天良,她決定帶 著母親和姐姐去見錢督辦說明情由。影片至此嘎然而止。 全片的故事情節和人物關係都富有濃烈的戲劇色彩,結構緊湊嚴密,步步推進,引人入勝。鄭正秋在鏡頭的連接和景別的選用上也比先前變化多端。母親 看著一 旁的大寶和女婿,回憶起倆人的童年往事,鏡頭便從一對壯實的青年男女疊印成小時候的一個女孩和男孩;故事的敘述要從大寶轉到二寶,鏡頭就以橫向的直線運 動,把畫面從茅草屋裡的大寶速移到洋房內的二寶。這不僅是出於敘事的需要,而且還能產生對比的效果。大寶和二寶是由同一個演員扮演的,她倆又常常要出現在 同一個鏡頭裡。善於鑽研的攝影師董克毅想出了部分暴光的拍攝技巧。他把鏡頭先遮住三分之二,對準大寶拍;拍完一段之後,再把膠片倒轉回來,遮住鏡頭另一面 的三分之二,對準二寶重新再拍一遍。這樣底片沖洗出來時,一人所飾演的兩個角色就能同時出現在一個鏡頭裡。《姐妹花》無疑為國產故事片的攝製提供了新的技 巧和經驗。 一人如何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果真引發起觀眾的好奇與觀賞欲望;而劇中的家庭倫理、親情關係更為打動人心。《姐妹花》廣得人緣、業績非凡, 1934年2 月13日始在上海新光大戲院連續公映六十餘天,觀眾人次達二十萬,其中看了再看第二遍的觀眾有一萬多人。女性觀眾幾乎沒有不掏手絹的,男性觀眾也有百分之 八十八的人為之掬淚。外地趕來觀看此片的影迷數以千計。該片還發行到外地18個省、53個城市上映;同時拷貝還外銷日本、緬甸、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地區。真可謂《姐妹花》紅遍海內外半邊天。 後來居上的《漁光曲》 可是,聯華影業公司推出的《漁光曲》輔之於凌厲的宣傳攻勢,棋高一著、更勝一籌;該片於1934年6月14日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開映,深受觀眾空 前熱烈的歡迎,觀眾冒著六十年來罕見的高溫酷暑湧進劇院,使該片創下了連續公映八十四天的歷史新高。 《漁光曲》的編導蔡楚生曾當過鄭正秋的助手,在不少方面深得鄭老夫子的師授真諦;真可謂“名師出高徒”、“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影片一開始,便是用木 桶邊底敲冰取水的鏡頭,單刀直入地表現出生活的艱難;漁夫徐福(王桂林飾)家生下雙寶胎,徐福被迫冒著風險出海,結果葬身魚腹。徐媽(湯天繡飾)只好丟下 自己的兩個孩子小貓(王人美飾)和小猴(韓蘭根飾),去船主何仁齋(尚冠武飾)家當奶媽,苦心哺養何家少爺子英(羅朋飾)。等到他們三個都已長大成人,子 英出國深造漁業;小貓和小猴仍以打魚為生。幾年過去了,漁村的日子愈發艱難,小貓和小猴不得不帶著雙目失明的母親到上海投奔舅舅(裘逸葦飾)。這時子英也 已回國,在上海工作。一天他路過街頭,聽到熟悉的“漁光曲”,原來是舅舅領著姐弟倆在賣藝演唱。子英得知徐家的境況後,馬上拿出一百圓給他們暫度饑寒。子 英剛離開,恰巧發生搶劫。警察看到拿著鈔票而神色驚慌的小貓和小猴,便把倆人抓走。等到弄清原委,獲釋回家,才知道飛來橫禍─一場大火燒光了家,母親和舅 舅都已在火災中喪生。子英聞訊後要想收留小貓和小猴;不料何家也出了大事。何仁齋的新姨太捲款外逃、公司破產,何仁齋開槍自殺。子英和小貓、小猴一起重返 漁場,在機器漁輪上艱辛勞作。可是,從小喝不上奶、吃不飽的小猴體衰孱弱,他再也無力支撐,在姐姐含著淚水吟唱的“漁光曲”中,永遠地閉上了雙眼。 影片通過充實飽滿、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向觀眾展現出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這中間有貧苦不幸的漁民徐家的悲慘遭遇以及富裕船主何家的境況;有饑寒 破敗的 農村和繁榮膨脹的都市之間的反差;有為富不仁的何父和正直仗義、助貧濟困的子英的對照,從而多方面地、較為深入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包括城市和鄉村在內的 中國社會的真實風貌。編導善於組織波瀾起伏、高潮迭起的戲劇衝突,以人物命運、家庭遭遇的突發性、曲折性來構築作品內容的豐富性、集中性;用一連串大起大 落的事件變故調動起觀眾的觀賞興趣與熱情。同時,創作者又在整部影片裡傾注了真切而深沉的人文感情,這些情感通過藝術形式的渲染和傳遞,同樣也就感染了觀 眾。 多次詠唱,並且貫穿全片的主題歌“漁光曲”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詞。其曲調舒徐淒婉、如泣如訴,有機地和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境遇融為一體,極其有 效地烘 托出環境氣氛,產生了極大的藝術張力。影片的內容和形式結合得較為妥貼完美,充分體現出創作者厚實的現實主義功力和高超的藝術才能,這是蔡楚生長期醞釀和 積累的成果。他從小生長在廣東潮陽一帶,對沿海漁民的生活較為熟悉。同時,蔡楚生還帶領有關人員到浙江象山縣石埔鎮訪貧問苦,傾聽漁民們述說親人出海一去 不返的悲楚、漁霸壓低價格盤剝漁民的橫行。 在整個拍攝的過程中,攝製組極為嚴肅認真。為了增強作品的真實感,他們不顧嘔吐等暈船反應以及海匪打劫的危險,出海拍攝;達不到預期效果的鏡頭 堅決推 倒重來;全片是以精益求精的要求拍峻完成的。《漁光曲》上映後,轟動影壇,享譽中外;日本、蘇聯的電影界讚許有加。1935年2月,該片和《姐妹花》、 《春蠶》等八部影片被選送參加蘇聯舉辦的首屆莫斯科國際電影展覽會,喜獲榮譽獎。這是中國故事影片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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