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夺人的《姐妹花》　

　　１９３４年春夏之交，郑正秋编导的《姐妹花》和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先后在上海与观众见面，犹如打了一场擂台仗。

　　《姐妹花》是郑正秋根据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拍摄的，“姐妹俩，一穷一富，一好一坏，两人环境不同，性格相反。”这就是创作者初始的 构思框 架，搬上银幕时故事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孪生姐妹大宝和二宝从小分离。父亲赵大（谭志远饰）带著长相好看的二宝外出闯荡，十多年后，二宝做了军阀钱督办 （徐萃园饰）的七姨太；赵大也当上了什么军法处长。而留在乡下的大宝找了一个老实巴结的丈夫桃哥（郑小秋饰），和体弱多病的母亲（宣景琳饰）相依为命。日 子实在过不下去，逃难到外地的大宝进了钱督办的家里做奶妈。不料丈夫在建筑工地摔成重伤急等医药费，大宝向七姨太借取工资非但不成，反遭打骂。百般无奈之 下，大宝拿了小少爷的金锁，不料给钱督办的妹妹（顾梅君饰）发现。惊慌失措之中，大宝又和钱小姐推推搡搡，放在上面的重器皿掉了下来，正巧砸中小姐的头 部，导致大祸。大宝被关押在军法处，母亲闻迅赶来探视，想不到撞见了当年一走了事的负心丈夫赵大。赵大恐怕事情张扬出去，只得叫来二宝；于是，姐妹见面、 母女相认。但赵大考虑的却仍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和面子，而不管大宝的安危死活。二宝在母亲苦口婆心的感召和大宝直截了当的陈述下，唤回天良，她决定带 著母亲和姐姐去见钱督办说明情由。影片至此嘎然而止。

　　全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都富有浓烈的戏剧色彩，结构紧凑严密，步步推进，引人入胜。郑正秋在镜头的连接和景别的选用上也比先前变化多端。母亲 看著一 旁的大宝和女婿，回忆起俩人的童年往事，镜头便从一对壮实的青年男女叠印成小时候的一个女孩和男孩；故事的叙述要从大宝转到二宝，镜头就以横向的直线运 动，把画面从茅草屋里的大宝速移到洋房内的二宝。这不仅是出于叙事的需要，而且还能产生对比的效果。大宝和二宝是由同一个演员扮演的，她俩又常常要出现在 同一个镜头里。善于钻研的摄影师董克毅想出了部分暴光的拍摄技巧。他把镜头先遮住三分之二，对准大宝拍；拍完一段之后，再把胶片倒转回来，遮住镜头另一面 的三分之二，对准二宝重新再拍一遍。这样底片冲洗出来时，一人所饰演的两个角色就能同时出现在一个镜头里。《姐妹花》无疑为国产故事片的摄制提供了新的技 巧和经验。

　　一人如何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果真引发起观众的好奇与观赏欲望；而剧中的家庭伦理、亲情关系更为打动人心。《姐妹花》广得人缘、业绩非凡， １９３４年２ 月１３日始在上海新光大戏院连续公映六十余天，观众人次达二十万，其中看了再看第二遍的观众有一万多人。女性观众几乎没有不掏手绢的，男性观众也有百分之 八十八的人为之掬泪。外地赶来观看此片的影迷数以千计。该片还发行到外地１８个省、５３个城市上映；同时拷贝还外销日本、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地区。真可谓《姐妹花》红遍海内外半边天。

　　　　　　　　　　　后来居上的《渔光曲》　

　　可是，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渔光曲》辅之于凌厉的宣传攻势，棋高一著、更胜一筹；该片于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４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映，深受观众空 前热烈的欢迎，观众冒著六十年来罕见的高温酷暑涌进剧院，使该片创下了连续公映八十四天的历史新高。

　 《渔光曲》的编导蔡楚生曾当过郑正秋的助手，在不少方面深得郑老夫子的师授真谛；真可谓“名师出高徒”、“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影片一开始，便是用木 桶边底敲冰取水的镜头，单刀直入地表现出生活的艰难；渔夫徐福（王桂林饰）家生下双宝胎，徐福被迫冒著风险出海，结果葬身鱼腹。徐妈（汤天绣饰）只好丢下 自己的两个孩子小猫（王人美饰）和小猴（韩兰根饰），去船主何仁斋（尚冠武饰）家当奶妈，苦心哺养何家少爷子英（罗朋饰）。等到他们三个都已长大成人，子 英出国深造渔业；小猫和小猴仍以打鱼为生。几年过去了，渔村的日子愈发艰难，小猫和小猴不得不带著双目失明的母亲到上海投奔舅舅（裘逸苇饰）。这时子英也 已回国，在上海工作。一天他路过街头，听到熟悉的“渔光曲”，原来是舅舅领著姐弟俩在卖艺演唱。子英得知徐家的境况后，马上拿出一百圆给他们暂度饥寒。子 英刚离开，恰巧发生抢劫。警察看到拿著钞票而神色惊慌的小猫和小猴，便把俩人抓走。等到弄清原委，获释回家，才知道飞来横祸─一场大火烧光了家，母亲和舅 舅都已在火灾中丧生。子英闻讯后要想收留小猫和小猴；不料何家也出了大事。何仁斋的新姨太卷款外逃、公司破产，何仁斋开枪自杀。子英和小猫、小猴一起重返 渔场，在机器渔轮上艰辛劳作。可是，从小喝不上奶、吃不饱的小猴体衰孱弱，他再也无力支撑，在姐姐含著泪水吟唱的“渔光曲”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影片通过充实饱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向观众展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这中间有贫苦不幸的渔民徐家的悲惨遭遇以及富裕船主何家的境况；有饥寒 破败的 农村和繁荣膨胀的都市之间的反差；有为富不仁的何父和正直仗义、助贫济困的子英的对照，从而多方面地、较为深入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的 中国社会的真实风貌。编导善于组织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戏剧冲突，以人物命运、家庭遭遇的突发性、曲折性来构筑作品内容的丰富性、集中性；用一连串大起大 落的事件变故调动起观众的观赏兴趣与热情。同时，创作者又在整部影片里倾注了真切而深沉的人文感情，这些情感通过艺术形式的渲染和传递，同样也就感染了观 众。

　　多次咏唱，并且贯穿全片的主题歌“渔光曲”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其曲调舒徐凄婉、如泣如诉，有机地和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境遇融为一体，极其有 效地烘 托出环境气氛，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张力。影片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得较为妥贴完美，充分体现出创作者厚实的现实主义功力和高超的艺术才能，这是蔡楚生长期酝酿和 积累的成果。他从小生长在广东潮阳一带，对沿海渔民的生活较为熟悉。同时，蔡楚生还带领有关人员到浙江象山县石埔镇访贫问苦，倾听渔民们述说亲人出海一去 不返的悲楚、渔霸压低价格盘剥渔民的横行。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摄制组极为严肃认真。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感，他们不顾呕吐等晕船反应以及海匪打劫的危险，出海拍摄；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镜头 坚决推 倒重来；全片是以精益求精的要求拍峻完成的。《渔光曲》上映后，轰动影坛，享誉中外；日本、苏联的电影界赞许有加。１９３５年２月，该片和《姐妹花》、 《春蚕》等八部影片被选送参加苏联举办的首届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喜获荣誉奖。这是中国故事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