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表现主义创作 

        姜文创作的 影片《让子弹飞》(虽说是取材于四川作家马识途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但是已经看不出原著的原形了，改编的手术动得相当大，差不多只是取了原著的躯壳，而进行了几乎是重起炉灶的再创作。影片内容改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注重于和辛亥革命的联系，平添了时代气氛。

         影片开头的火车挂的是当时湖北军政府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的标志；影片不止一次地昭示：时值民国8年8月28日，即公元1919年秋季，这是辛亥革命八年之后，同时也恰为俄国十月革命两年之后；黄四郎家里有两颗珍藏版的地雷，是1910年美国制造的。一颗用于辛亥革命了，还留下一颗。

         同时，影片改变了张牧之的履历及其逼上梁山的由来。在原著里，张牧之正直善良、忠厚老实，长得白净周正、一表人才。他妹妹被地主奸污后，在送往黄天棒的路上投水自尽。他爹打官司被搞得家破人亡。牧之杀了地主，拉了一帮长工上了山。几年后发展到二、三十个人、二十来条枪，劫富济贫，成为绿林好汉。当用钱买来县长头衔的王家宾把刮到的钱财席卷一空，逃往省城途中，被张牧之的队伍劫获。张牧之了解到其中的过程，便买了省城的委任状，找了一个陈师爷，上任就职。他惩罚富人、救济穷人，最后自己终于被发现而遭到保安队杀害。而在影片里，张牧之十七岁就是蔡锷将军的手枪队长，在讨伐袁世凯的战斗中出生入死。后因失散才拉队伍上了山。这样强化了辛亥革命的色彩，加强了影片的主要人物及其内容和辛亥革命的关系。

          而影片所表现出的以鹅城为缩影的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情势，正说明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满清王朝，但反封建、反专制的任务尚未完成，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远未实现。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便是骷髅般的山石，配之以声声鸦叫，隐喻出社会环境的险恶和凄惨。

         二是突出了主要人物的典型形象和贯串动作以及对于人心民性的表现，从而丰富了社会内容。

        贯串动作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里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在剧情展开的过程中，人物为了各自的目的或要求，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一条动机主线。

         在原著小说里，黄大老爷只有廖廖数语一笔带过，没有正面出现。而影片大大强化了这个形象，并把名字由黄天榜（老百姓叫他黄天棒）改叫黄四郎。同时，黄四郎也被改编成如同大大小小的袁世凯一样，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坐享其成的新生权贵、地方恶霸。他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把碉楼建成为易守不易攻的堡垒，把鹅城搞成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贩卖人口、倒卖烟土、欺压百姓、搜刮钱财，来到鹅城任职的县长只要不顺他的心，都没有好结果，就有五个好县长被他杀掉。在黄四郎身上还更多地表现出人心的狡诈。他一边宴请张牧之，一边假装杀掉了胡万、武举人，麻痹张牧之。而在当天夜晚，他派人扫荡张牧之的住所，要杀掉张牧之。过后，他又假惺惺地去探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大骂“该死的马匪”，为张牧之擦拭脸上的血痕，好一付亲如手足的样子。他发现张牧之不像花钱买来的县长，便派人去省城调查。同时诱骗张牧之三天后出城剿匪，调虎离山；他捧煞张牧之，面对县城的民众说：“鹅城有过五十一任县长，都是王八蛋、禽兽、寄生虫。可今天的马县长不是王八蛋、禽兽、寄生虫，他是剿匪的大英雄。”他还派人装扮“马匪”为非作歹，扰乱视线。黄四郎是一个奸诈巨滑的恶棍。他的贯串动作是“独霸天下”；

         汤师爷的贯串动作“骗取钱财”。八年以来，他一年两次，在九个地方当过县长，一上任就有钱，钱到手就开溜。临死前，还有五张委任状在裤兜里。真可以称为以买官行骗为生的“县长专业户”；

         而张牧之是位堂堂正正、嫉恶如仇的绿林好汉。他把黄四郎搜刮来的钱财分送回各家各户穷人，对穷人还实行二五减租，他专叫富人捐税，并最终消灭了黄天棒，为贫困民众申冤雪恨。他的贯串动作是“追求公平”，就像他说的：“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为了从更多方面反映张牧之的性格，影片还增设了原著所没有的小六子这个人物形象。他爹阵亡时把小六子托付给张牧之，要让他有出息。张牧之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对待，准备挣到钱后送他出洋留学。在小六子身上，充分表现出张牧之的正气和义气。

         在影片中，这三个主要人物的贯串动作一以贯之，人物形象非常鲜明。戏剧冲突十分尖锐；黄四郎以“老三步、新三步”步步紧逼，欲置张牧之于死地。张牧之智勇双全，沉着应对，终于消灭了黄四郎。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紧凑连贯、环环相扣。比起原著来，大大扩充深化了内容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刻画。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强化和塑造，也就主体性地反映出社会的态势和面貌。因为“描写了人，也就描写了社会。”（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语）。

         影片里对于人心的险恶、歹毒、狡诈也有较为充分的表现。张牧之惩罚了武举人，他们便拿小六子报复。黄四郎家的大管家胡万和团练教头武举人等一伙串通一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威逼卖凉粉的孙守义提供假证词，诱迫年轻而又正直的小六子含冤自残。小六子在自己肚皮上划了一刀后，胡万竟然说，“太浅了，我看不见。凉粉在肠子里，要再横来一下。”人心之歹毒，毒过蝎子，狠过禽兽。影片还十分难得而内在地表现出人心的负恩负义、丧失天良。这集中体现在卖凉粉的孙守义身上。武举人拿他当孙子一样地百般欺凌，张牧之为他抱不平，惩罚了武举人。孙守义不但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在黄四郎一伙的威迫下，在讲茶大堂公然作伪证，说小六子吃了两碗凉粉只付一碗的钱，从而在诱逼小六子自残的阴谋中起了极坏的作用。名叫守义，却毫无信义可言。未经重墨浓彩，未经精雕细作，只是信手拈来，影片的创作者通过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小配角就耐人寻味地表现出这类人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这是一种看似并不刻意却是观众深入体会能够品味到的艺术手法。

         对于大众的国民劣性，影片也作了表现，而这些都是原著里完全没有的。群众一看到新来的县长就要下跪，张牧之对他们说：“皇上没有了，没人值得你们跪”。跪，这反映出国民的奴性。就是见到皇上也不应该跪。张牧之的话似乎认为只有皇上才值得跪，同样体现出封建的意识，也是国民劣性的反映。张牧之为了穷人的公平，出生入死，高喊：“枪在手，跟我走，杀死郎，抢碉楼”。但是群众并不响应，满街枪支遍地，无人拿来武装自己，直到他们看到“黄四郎”的尸体，才蜂拥而上，去碉楼拿回自己的东西，夺取物质财富。而在精神方面，他们仍然随波逐流、靠傍大腕，“谁赢他们跟谁”、“谁赢他们帮谁”。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人心所向和国民的劣根性。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武举人，他原本是黄四郎的得力干将，后来看到大势所趋，便摇身一变，穿着中山装，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头，对张牧之竭尽服从讨好之能事；他还献计献策，说有九种办法处死黄四郎。

         影片的创作方法值得探讨。它不同于传统的常规电影，直接以合乎日常生活和逻辑的形象诉诸观众，观众易于理解。而《让子弹飞》有些怪异、荒诞，给人一种杂陈多元、与众不同的别一样的艺术风味。火车是用马拉的、烟囱冒出的白色蒸气是从火锅里来的、鹅城的城门建筑像圣彼得堡的冬宫、城门口的打鼓队伍又像是舞台表演。如此等等，有些观众会感到不伦不类。其实，影片运用的是东方人不大常见的现代主义中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创作方法。它的特征是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临摹、再现，而要直接表现事物内在的本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主义者认为艺术所要表现的“不是现实，而是精神；”“世界就存在在这里，仅仅再现它是毫无意思的”。所以它是反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那怎么表现呢？它认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图像”。通过创造出与现实世界所不同的图像，来表达出创作者内心的观念、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与看法。同时，运用荒诞、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法及其效果，引发出观众自己的感受和联想，让观众做出各自的读解。这些荒诞不经的场景画面看似不合情理、不符逻辑，但却可以直接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这些正是表现主义创作方法的优势。

          影片开始，一辆只有两节车厢的火车迎面开来。革命曾被称为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辆火车可以看作为辛亥革命的象征。火车的动力来自蒸汽机，这是人类工业革命的标志。但这辆火车却是九匹白马拉来的，烟囱冒出的白色蒸气是火锅里来烧出来的热气，火锅又大得惊人，车上三人花天酒地。用牛耕地、用马拉车，这些是农业社会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是和工业化的新时代不相适应的，所以遇到挫折，容易翻车。而这 种情形又和吃风盛行、官场腐败连成一气。 影片还反复出现自行车这一道具，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力机械化的交通工具，运用它是隐喻人们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影片尾声，老三娶了花姐，和老四一行要去上海。他们大声吆喝“去上海还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这分明是在唤起观众与今天的联想，浦东、上海是当今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老三他们搭上了又是马拉的火车奔向远方。这趟列车象征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一轮的革命，也就是我们正在从事经历着的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深刻的革命-----工业化、城市化的革命。然而，我们在起步这场革命时，还保留着原有的农业社会的落后方式和思想意识。虽然在硬件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有世界上最快、最长的高速铁路，但在软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这些都与陈旧顽固的农民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影片里小六子为证实自己的清白，被诱逼开肚挖肠，有些观众似乎觉得荒唐，其实这也不是完全没有生活依据的。胡万、武举人合唱双簧，软硬兼施，小六子年轻正直，不愔世故，加上在公众场合的环境气氛中，中了奸计。这不是不可能。况且，现实生活其实也有类似的例子。河南农民工张海超打工得了矽肺而不被承认，百般无奈之下只能要求开胸验肺。还有不少农民工为了讨薪服毒自杀。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其实在特定的环境条件里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当然也有确实荒唐的，例如片头假县长及其夫人、汤师爷所唱的《骊歌》是三十年代李叔同先生创作的，而人物生活在1919年前后，何来此歌？这倒是有些名副其实的荒诞。也许影片的创作者会说，这是故意的，目的是造成“音画对立”的效果，也就是说这典雅幽婉的音乐和这些粗俗下流的狐群狗党的极不协调。所以，对待这类荒诞派的作品，我们不能用合乎逻辑思维的常情来衡量它。就像一个装疯卖傻的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和正常人的情理难以一致。

         影片中还多次出现一些数字，主要有“三、四、六、八、九”。例如“老三”、“老三步、新三步”；“老四”、“黄四郎”、“第四次当寡妇”、“当半年县长就可以捞到40万”、麻将牌的“四筒”；“小六子”、“八八六十四”、“民国8年8月28日”；九匹白马、九种死法、麻将牌的“九筒”等等。这中间似乎也有一些影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