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儿时老师

大于过去没有看过莫言几篇文章，现在为了能够从（莫言）的故事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只好补看他一些东西，看了后印象真的不太好。特别是看了他的几篇回忆类型的散文，才切实地见识了他信口开河的大胆和无所顾忌。大于担心，他这个诺奖一得，树立起一个这样的榜样，中国以后写人记事的散文和小说就难以区分了。

昨天看了他的《我的老师》等几个故事，下面“【】”的内容是引用他的原文摘录，其余是大于的解读。

【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竟然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莫言是1960年9月上的学，如果是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他们村还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过，既然成了农业工人，“口粮”就有了基本保证，怎么还会“饿得像饥饿的小狗吃树叶树皮啃树干去抢煤吃”呢？ 

“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实际上是他的幼儿老师，这些老师应该是在公共食堂吃饭的，自己家里的锅都去炼钢了，克扣他们的口粮干什么？他一个4岁的孩子，又怎么知道自己的口粮是多少？怎么判断老师是不是克扣了呢？

没想到的是，农村孩子莫言还“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按他在美国演讲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说法，大家想象一下幼儿园里几个女人带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的情节，如果再编几个故事，让张艺谋拍成电影，肯定又可以拿到一个什么大奖。

【给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学校的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着，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

1960年秋季是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时候，从这里看，这个小学的教学秩序还是很正常的。当时的老师也很不错，不嫌弃“问题”学生；如果是现在，这个孟老师的绩效工资肯定要受影响，说不定就以此为由把小莫言给劝退了。另外，莫言不是说过自己上小学还穿了两年开裆裤吗？怎么又会“拉到裤子里”呢？请看——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常遭到同学的嘲笑------他教我们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长。他一瞪眼，我就想笑。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他很生气，骂道："你这熊孩子，怎么能随地小便呢？"我哭着说："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张老师到我家去做家访，建议母亲给我缝上裤。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缝上裤裆后，因为经常把腰带结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后来，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我，结果出丑更多。一是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背诵课文时掉了裤子，引得众人大哗；二是我到办公室去给张老师送作业，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说不打，她非要打，张老师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裤子就掉。那时我穿的是笨裤子，一掉就到了脚脖。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张老师大为赞扬。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题。《漫长的文学梦》】

腰带和裤裆是如此恼人，为什么不穿个背带裤呢？那时候，我们南方孩子大多数穿的就是背带裤。在《我的老师》中莫言还写过其他几位老师，如教他拼音的于锡惠老师，教过他体育并发现他优点的王召聪老师。但从教育角度来说，这个张老师对他的人生影响最大。应该是莫言写小说的启蒙老师，他发现了莫言并培养了莫言的写作兴趣，可是他又指导莫言：“可以不写真事的，完全可以虚构”，“你看了那么多的小说，其实都是编的，你只要编得好，就行了，作文并不是让你完全写真实的事件。”但是，莫言与这位张老师的关系和对这位张老师的印象并不好，其中应该还有一些（莫言）的故事。文后附上相关的《莫言:对话新录》摘录，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是真是假就由自己去判定了。

教师确实是一项崇高、神奇而又复杂的职业，他可以在平凡的工作中造就一个学生，也可以在不经意中毁掉一个学生。可能这位张老师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当年在莫言幼小的心田里播下的是“文学大师”的种子还是“谎言大师”的种子？乃至也说不清今天长成的究竟是“文学谎言大师”还是“谎言文学大师”！

附：《莫言:对话新录》摘录——

莫言：我进教室前，下意识地把“挂搭”脱下来，赤着脚走进去了。王老师看到了，就把我叫出来，说你怎么提着“挂搭”进去呢，我说这玩意儿很响，我穿着进去会把他们吵醒的。王老师点点头，没说什么。王老师是教导主任，家里是烈属，在学校里地位很高。他在学校办公会议上说了这件事。说我看起来很坏，但其实品质很好。学校里就撤销了给我的警告处分。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时，我哭了。但这始终是我巨大的心病，以致后来填档案上“受过何种处分”一栏时，我还不知道该不该填上我受过警告处分。

王尧：小学时受的警告处分不需要填写。你太老实了。

莫言：参军入伍后，经常填表，有一栏要填上受过什么处分，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紧张。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不应该填，那个处分几个月后撤销了，就是没有了，估计也没大碍，就不填，但心中总是忐忑，这件事，压了我半辈子。

王尧：这一阴影可能影响了你的性格。

莫言：我记得老师开始重视我的时候，是三年级，作文课。写“五一”劳动节，很多学生是记流水账，“五一”早上起来，怎样上学校，怎样上课，怎样回家。当时我家附近有个国营农场，那里收容了许多右派，什么人都有，可谓人才济济。五一节运动会，右派们也来参加，和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赛打篮球，比赛跳高。右派中有好几个省级运动员，体育健将，有一个跳高的，能跳一米八七。我们学校一个姓陈的体育老师，也是右派，当兵出身，体育非常好，百米能跑十秒七，在那种乡间土路上。他是神枪手，打气枪，几乎不用瞄准，托起来就击发，百发百中。他也是鸟儿的克星。死在他手下的鸟儿成千上万。如果真有地狱，这个人，到了地狱，会被鸟儿的冤魂啄死。那时气枪子弹很贵，且涉及到枪支，有碍公安。就比赛打弹弓，在二十米外，打学校的铁钟的钟锤，一打一个准。他还唱一口很好的民歌，教过我们一首，什么“姐儿呀今年呀才十八呀，又会画画又会绣花呀”。这个老师也参加篮球赛，和右派比赛。别人写文章记叙“五一”运动会，一会儿写乒乓球场，一会儿写田径场，面面俱到，我是前面一笔带过，然后重点描写两支篮球队怎么样比赛，篮球队中，重点描写了陈老师和农场那个右派，写他们的动作，写他们的表情，写他们额头上的汗珠和奔跑时映在地上的影子，怎样和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

王尧：你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写到类似的细节。老师在作文本上点了许多点，这篇作文好像对你的影响挺大。

莫言：是的。有一天，放学后，老师让我留下来。吓得我屁滚尿流。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放学后老师让留下，就是要接受惩罚了。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将我的作文簿拍在桌子上，问我，你这篇作文是哪里抄的？我说没抄，是我自己写的。老师说你能写这样的作文？我再给你个题目，你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就是《抗旱》。我要来纸笔，坐在他的对面，当场开写。连诌带“炮”，云山雾罩，一会儿写小伙子往地里推冰块，一会儿写老头子打深井，堆砌了很多形容词，什么“双臂一撑，车轮飞转，一声呐喊，冰块翻滚”。老师看了，点头说，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你这副气死画匠的模样，竟然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你这个作文确实写得不错。第二天就把我的作文拿到旁边一个农业中学去，作为范文让中学生朗读。我当时在我们的学校有点小名气，每周上两堂作文课，老师都要点评我的作文，老师还写了不少的批语，一直到80年代中期的时候，作文本还保留着，后来生炉子没纸，就当了引火。

王尧：应该留着，那是很珍贵的资料。

莫言：没有那么珍贵。鲁迅的手稿珍贵，莎士比亚的也珍贵，我的手稿，没有什么价值。这个世界上垃圾已经够多，还是让它化为灰烬好。这个老师，也就是用弹弓打我肚脐的那个，我很难评价他好坏，但是他确实发现了我作文方面的才能。他把很多他保存的小说，借给我看。还去做我的家访，对我父母说，允许我看“闲书”。去年我还去看过他，他已经退休，很有感慨。他说现在好像所有人都教过你作文，就是我没有教过你。我说所有人都没有教过我作文，就是你教过我。他说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把你的书拿两本给我看看。

王尧：看了你的书他有什么反应？

莫言：他说看不懂，主题模糊，还不如我在小学时写得好。

王尧：哈哈哈……

莫言：别的老师找我办事情呀，帮孩子调动单位呀，这个老师从来没提过要求。“文革”期间，我们是闹翻了的。“文革”期间我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队”，造老师的反，把课程表都烧了，老师跟我不是一个派的，他当时是学校“革委会”的委员。

王尧：“文革”期间，学生和老师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教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与教育体制，与意识形态有关。

莫言：我小学毕业以后，初中没捞到上，我心里面一直以为是这个老师不让我上的，后来别人告诉我与这个老师没关系，是另外一个老师。当时我们家是富裕中农，因为我是跟我一个堂姐一块上的，那老师说他们家上一个就行了，就让姐姐上了，剥夺了我上学的权利。虽然我知道与他没关系，但是和这个老师心里头总是疙疙瘩瘩的，警告处分的事情呀，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呀。实际上我还是感谢他在语文方面对我的培养，当时我写作文，他也批评我，我当时不理解什么意思。我们写一件难忘的事情，往往写出真事来，千方百计地找一件真实的事情来写，人物嘛，也都是用真人物，像饲养员李大叔，像队长王大海啊，全都写这种真人和真事。后来他说为什么非要这样写呢，你可以不写真事的，他实际上在启发我们，完全可以虚构的。后来我就想这怎么可以虚构呢？他说你看了那么多的小说，其实都是编的，你只要编得好，就行了，作文并不是让你完全写真实的事件。

王尧：老师在《莫言:对话新录》。

莫言：我想他是最早启蒙我写小说的，作文要当小说写。孩子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以为都要写真事，写假的可能不对。我真正的学校经验，也就这么五年。那些老师，他们的许多故事后来都在我的小说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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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大于反对莫言的作文进中小学教材去误人子弟，但支持选取一点有关教师的内容进入师范教材。

导读2—— 当时没有什么重点学校，但莫言所读这个村小的师资好像很不错，下面这个作文本上的的字如果是莫言老师写的，足可管窥其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