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先生：华夏文明的沧桑激荡三千年（上）

一、夏商周大同社会，荒唐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中国从无奴隶社会

 从小到大，历史教科书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几千年历史，给出了一些社会科学一般的总结。根据一种线性演进历史学模型，把我们的几千年历史，分为五个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个阶段。

实际上，首先，社会科学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不科学的。其次，历史也不是以线性演进的，更不是螺旋上升的。第三，我们现在学的历史，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结论看，几乎全都是错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五种形态和阶段的划分，针对的只是欧洲社会，他从来没说过也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但是，我们的学者们，却一厢情愿的，把这套东西搬过来，削足适履，邯郸学步了一番。食洋不化到了可笑的地步。

这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国家，以西方的思想、文化、历史，来套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现象，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为什么我们会推翻并虚无化本民族的历史呢，它背后反映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而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站在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与标准，看待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切，这就是殖民地史学。

从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到建国后，我们国家的殖民地史学，出现了三次以夷变夏的浪潮。洋务运动，开始以西方的视角来打量自己，怀疑自己。它使得我们的文人们，失去了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第一人称。

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人，完成了身份切换，以第一人称思考西方文明，以第二人称思考华夏文明。到了建国后，情况更糟糕，中国的文人们，打量和思考本民族的文化，开始换成了第三人称，文化出现了彻底的断裂。至此，殖民地学术体系的大厦竣工封顶。

本文将彻底推翻殖民地史学，以第一人称视角，重新审视华夏文明史，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奴隶社会这种东西。把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奴隶社会，这种观点和结论，无耻至极。不知道我们的当代学者们，到底有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哪怕是通读过一遍也行。如果能通读过一遍先秦典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夏商周三代和奴隶两个字联系起来。

在儒家的思想中，三代是中国社会第二美好的时候。第一美好的时候，则是三代之前的三皇时期。而我们的当代历史研究，则认为三皇时期，是比奴隶社会更差劲的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的定义是什么，它是指以奴隶劳动为生产主体的社会形态。按照这个标准来说，中国社会，从未出现奴隶社会。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自耕农劳动为生产主体的社会形态。

而且，中国的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从伏羲开始起，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

也就是说，孔子所怀念的那个曾经的美好社会，在《礼记》中所阐述的大同社会，并不是孔子所发明的，而是古代自古以来就有的，它的存在时期，长达几千年。

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从淳朴美好的大同社会开始的。而不是从愚昧的原始社会开始的，更不是从野蛮的奴隶社会开始的。

我们来看看孔子在《礼记·礼运》一篇中，是怎么说的。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志向在于，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怎么样的呢。孔子接着阐述了什么是曾经的夏商周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失去之后，天下就变成了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大同社会是天下有道故而天下为公，小康社会是天下无道故而天下为家。孔子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小康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道隐没，天下为私，而不复为公，小康社会，就成了天下的次优选项。但是在孔子的时代，连小康社会也成了一种奢望。因为小康社会的核心，就是礼乐文明，礼崩乐坏了，那小康社会就不复存在。

在儒家的另一本经典《公羊春秋》里面，讲了天下三世循环的思想，这三种社会形态分别是据乱世，升平市和太平世。太平世，对应的是大同。升平世对应的是小康。据乱世对应的是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上，会出现礼崩乐坏这种演变呢。借用当前比较喜闻乐见的语汇来描述，把大同社会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大同社会的终结，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共产主义社会。

困扰我国当代殖民地学术界的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为了寻找这个答案，那些蠢得跟猪一样的殖民地学术工作者穷经皓首的到处瞎琢磨，最后却一无所获。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超级繁荣和发达的时期。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农业资本家，因为太过于发达，以至于强大到可以篡夺王权的地步。吕不韦，可以拿很多国家做生意筹码，把很多国家玩弄于鼓掌之上，可见当时的市场经济有多么发达。

为什么孔子会在春秋时期出现，为什么《资治通鉴》要从三家分晋开始写，因为春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那之后，中国从大同社会结束，或者说，从共产主义社会，退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农业资本家，和吕不韦这样的金融资本家们，控制了整个中国。

大道既隐，天下大乱。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农业资本家，和以商贾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们，为了争夺私利，互相讨伐。整个天下，进入了人头翻滚模式。

二、秦汉对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反击，秦之后的中国社会是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

我们刚才论述了中国历史，大同社会终结，从共产主义退化到资本主义。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在三代封建时期，土地都归属于国有，受封者，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不能买卖土地。而且，天子可以强制回收王公贵族们的土地，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所谓的封建，就是分邦建国。分封国土多少的标准，是以爵位为依据。周朝的爵位制度，共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就是最大的资本。从所拥有的土地资本看来，周王室是个巨无霸的国有企业。其他的诸侯国，都是周王室的下属乡镇企业，根据经营状况，向周王室纳税。周王室统治天下的保证，一个是礼仪，第二个军事威慑和讨伐。

后来为什么那些乡镇企业，会反过来推翻了周王室呢。第一，有周王室国有企业自己经营不善的原因。第二是体制问题，周王室要不停的分封新的王族成员后代，那么属于中央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小，到周平王迁都时，已经从最开始的千里，变成了不足六百里。第三，不对称的竞争。因为诸侯国等乡镇企业可以利用拓荒来增加土地供给，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来鼓励劳动力流入。在农业文明时期，如果土地资本供给增加，劳动力供给也增加，那么势必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强大。

这中间，有两场很重要的战争，一个是周幽王时期，在犬戎之乱中，王师惨败导致精锐丧失殆尽。第二个是周桓王时期，日渐衰弱的周王室，试图重新振作起来，维持和加强对诸侯的统治权，结果又被郑庄公打败。王师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周王畿的土地，越来越少。又失去了军事霸权，那么要再强行回收诸侯国的土地就不太可能。同时，税收也成了个问题。没有武力的保证，税收显然就成了很缥缈的东西。于是，周王室越来越穷，穷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曾经跟诸侯国借钱。

失去了中央的武力钳制，也丧失了礼乐这种伦理约束，诸侯国这些农业资本家们，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诸侯国的主旋律，就变成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从春秋争霸战争，一直发展到战国的灭国战争。于是，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被农业资本主义社会所摧毁。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和夏商两代相比，周朝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会这么的发达。以至于可以把共产主义彻底摧毁。一方面的原因，随着诸侯国的开疆拓土，耕地越来越多。更多的耕地，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那么人口也就会越来越多。同时，随着手工业的进步，生产效率也在提高。这就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空前发达。

秦朝统一天下，秦始皇要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才能不步周朝后尘，导致央企被一群乡镇企业所打败呢。新帝国所面临的敌人，就是农业资本家，金融投机资本家。要避免重蹈周朝覆辙，短期看，要彻底铲除旧的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们。长期看，只有废除分封制，以免未来再产生强大的诸侯国和地方豪强势力。

始皇帝的改革办法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巨大的央企，不再设立下属乡镇企业。而是把地方的经济问题，交给郡守和县令来负责。郡守就是省级分公司总经理，县令则是中央帝国的县级分公司总经理。三代的封建制，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相分离。相比三代的封建制来说，秦朝的郡县制实现了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自耕农成了社会劳动的主体，恢复了大同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郡守和县令，都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只有对百姓的管理权，负责维护生产秩序，负责向地方征税，并上缴中央。

商鞅变法，便是国家资本，对新兴的农业资本家，和金融投机资本家的一次全方位沉重打击。秦朝为什么可以横扫六合，这次变法是根本。秦孝公死后，王公贵族所代表的农业资本家，发起反扑杀死了商鞅，商鞅以身殉道。

中国历史上，存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融投机资本家们，以吕不韦为代表，他们翻云覆雨，把天下兴亡，玩弄于鼓掌之上，这是十分可怕的事。很多殖民地学术工作者，经常说市场经济是蛮夷文明传入中国的，中国历史上没这种东西。这都是不读书的人才会产生的文盲观点。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晋商，也不是微商，而是在战国时期，就达到了巅峰。

秦国灭亡，一方面是赵高毁秦。另一方面，则是农业资本家们的全国联动大反扑。被灭的六国旧贵族们，联合起来，推翻了秦朝。既有内因，也有外因。赵高为什么要毁秦，因为始皇帝驾崩之后，他要直面蒙氏家族。他和蒙毅之间又存在着宿怨。

如果接班人是蒙家人所控制的扶苏，那么赵高必死无疑。而李斯呢，他的法家治国之策，又不被扶苏接受，如果扶苏成为接班人，那么李斯也得死。将相宠臣之间的三角制衡，在接班人问题上，出现了失衡。当赵高和李斯联合起来的时候，蒙恬蒙毅，扶苏，就出局了。

这反映的一个问题是，中央集权制度，权力制衡，是关键的关键。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了始皇帝身上，因为他居然用赵高，来作为近臣制衡李斯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和蒙氏家族为代表的武官集团。始皇帝为什么喜欢赵高呢，因为赵高这个人，一是有才能，二是太会阿谀奉承了。始皇帝喜欢听人阿谀奉承他。按照秦律，赵高之前犯过死罪，蒙毅就该处死他。但是始皇帝却亲自赦免了赵高。这是赵高毁秦的祸根。

如果不是赵高毁秦在先，诛灭了秦朝宗室和文武重臣，寒了天下士人之心，六国的旧农业资本家们的反扑，并不能奈何秦朝。无罪杀人，而且是大规模的杀人，在中国历史上是赵高开的先河。

秦朝灭亡，被汉朝取代。汉朝面临的敌人，和秦朝一样，也是农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两大类。为了继续剿灭农业资本家，汉朝先灭了异姓王，又诛灭了刘姓诸侯国。从那之后，郡县制便深入人心。为了彻底剿灭金融资本家，汉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

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秦朝之前是奴隶制，这是没常识的文盲话。又说秦朝之后是封建制，这更是没常识的文盲话。秦朝之后，是郡县制，并不是封建制。建国后几十年以来，竟然没有一个学者站出来，质疑和反对这种可笑的文盲话，而且这种指鹿为马的谎言还大兴其道。可见，我们的文人学者们，如果不是智力有问题，那就可能是精神不正常吧。

在剿灭了帝国的敌人，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后，汉武帝的目光转向了帝国的第三个敌人，游侠。公孙弘上书，请诛豪强郭解，郭解被杀。随后很多游侠豪强皆被诛杀。从此游侠就退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

游侠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秦灭六国王公贵族，百姓失去依附，很多地方豪强充当人主，收养流离失所的百姓，渐渐就成了游侠这种新兴的地方豪强。游侠被汉武帝诛灭之后，中国社会也就不再怎么出现这个群体。当代社会，宣扬什么游侠精神，多么的粗鄙好笑。还说什么，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侠士文化，这又是多么的没常识的文盲话。

当代所谓的武侠文化，不过就是香港台湾那种没文化的地方，披着游侠外衣的黑帮文化和会道门文化罢了。大陆人，本来没有那么傻，也没有那么粗鄙，都是被港台那种垃圾地方的垃圾文化给污染了。

西汉的均田制，耕者有其田。这巩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但是西汉的均田制，有个问题，它允许土地交易。这就为后面的土地再次兼并，埋下了隐患。

三、帝国的新敌人，豪强死灰复燃，士族门阀所代表的权贵资本主义兴起

被汉武帝剿灭的地方豪强，和官僚资本家，到了西汉中后期，死灰复燃。帝国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面对这样的大机构，自耕农相当于小散户，他们在资本和生产工具，人力方面，天然的处于劣势。竞争失败的自耕农，纷纷破产，沦为佃农，或者沦为流民。到了西汉晚期，流民泛滥，整个国家，变得民不聊生。

这时候，朝野上下，都纷纷呼唤有一个能够匡扶天下的圣人出现。王莽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人交口称赞的大圣人，就被全国人民选中了。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开始对帝国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全盘改制。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改革。王莽宣布，新朝实行王田制，土地归国家所有，先收归国有再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并且，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准买卖土地。

土地国有，不准买卖，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公有制制度。现在的人，一说起王莽，就说他穿越了，是个穿越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王莽不是穿越而是复古。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同社会。说王莽穿越的人，都是没怎么读过书的人。

王莽篡汉，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得手了呢，为什么士大夫和汉朝军队没有平叛锄奸呢。这跟汉儒的神棍化有关系。汉儒曲解了先秦儒，导致谶纬之学这种妖气冲天的异端大兴，当时的算命先生们说，天命已定，天下要改姓了。于是很多大臣和将军们，就都很温顺的接受天命。全国人民，欢天喜地的把王莽送上大位。

王莽自己呢，也是飘飘欲仙，真以为自己是圣人，就跟个神经病一样，还把自己当成孔子再世。可见，淫祀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全国人民自上而下的全部陷入了癫狂之中。汉儒的淫祀巫妖之风，后来悉数被佛教所窃取继承，对帝国的躯体发起更猛烈的毒害，这是后话，我们后面再说。

篡汉成功之后，轰轰烈烈的土改开始了。王莽对大地主和大官僚说，你们赶紧把土地分给流民。又对流民们说，你们赶紧去向大地主要地去。但问题是，大地主凭什么要平白无故的分地给失地流民呢，失地流民，靠什么手段来从大地主手里拿到地呢。王莽很幼稚的认为，土地革命这件事，靠人民自觉就能完成了。

土地革命这种事，历来都是需要铁血政策来实现，幼稚的王莽，却把它当成了儿戏。结果是，流民要不到土地，王莽得罪了流民。官僚资本家，地主豪强所代表的农业资本家们也埋怨，我们把你推上位，你为什么还要让流民来分我们的土地。于是王莽也得罪了这些人。土地革命推行不利，还把全天下的人民都得罪了。

原本大家兴高采烈的认为，选一个圣人，就可以匡扶已经糜烂的汉朝社会，结果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王莽当初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现在，王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仇敌。流民军开始起义，豪强们开始割据，天下大乱。愤怒的流民起义军，最后冲进了皇宫，把王莽给肢解了。

王莽死后，天下无主，出来平定天下的人，是光武帝。光武帝为什么能从一群流民军和豪强割据中脱颖而出呢，首先是他的个人素质太高，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只有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可以和他相比。而且，光武帝刘秀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所面临的困难是最大的，甚至比后来的刘备面临的困难还要大。

其次，光武帝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他先是和豪强流民军组成反王莽联盟。推翻王莽后，他又和豪强结成同盟关系，荡平了流民军。最后，又消灭了蜀陇两地的豪强割据。第三，光武帝除了特别会打仗之外，还特别的善于识人善用。

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的那些地方豪强们，在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并没有对他们的既得利益进行清算，也没有像西汉初年那样，对天下按人头均分给天下人。而是承认豪强们的既得利益。东汉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庄园制为主。这就为三国时期的天下群雄四起，埋下了伏笔。

东汉的豪强们，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一样，越来越壮大，一当中央集权式微，那么他们就会走向春秋战国模式。到了东汉献帝时，为了平衡豪强，亡羊补牢一般，东汉推行了职田制。职田是什么呢，它是官员们的工资。皇帝把土地分封给官员，他们在这些土地上面，雇佣佃农劳作，劳动所得扣除税收之后，剩下的就是他们的工资。

庄园制催生了门阀豪族，职田制催生了官僚士族。士族门阀们合在一起，导致中国的中国的土地兼并政策，到了空前的地步。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社会阶层，也出现了极端的固化。

在九品中正制之前，中国社会的选拔公务员的机制，一个是乡里举贤，二是国家官学机构培养。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汉朝只是承古制。曹魏篡汉，推行九品中正制，企图打破东汉已经糜烂的社会结构，增加社会阶级流动性。

在阶级已经固化，士族门阀控制了朝政和全社会土地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怎么才能当上官呢，家世成了第一重要的考量，拼爹，就成了魏晋时期官员选拔的主旋律。虽然九品中正制，实现了对地方郡守一级权力的回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却走向了更不可救药的阶层固化。

曹魏篡汉没多久，很快，司马氏又篡了魏。对于司马氏来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想改变士族门阀控制朝政的问题。曹家能篡汉，司马家能篡魏，那其他士族门阀，同样可以如法炮制篡晋。

怎么防止这一天的到来呢，司马家的应对方法，就是复古走分封制，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一家人的手里，不相信外人。更荒唐的是，他们为了防止皇家血统流入其他家族，进而导致因为分封皇族，让权力旁落其他豪族之中，司马家选择近亲结婚繁殖后代。

晋朝复古实行分封制的后果，则是灾难一般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让帝国的精锐毁于一旦，导致胡人趁虚而入，最终造成了更惨烈的五胡乱华。在八王之乱之前，夷狄根本不足为惧。三国曹魏时期，随便一个地方豪强武装，都可以击败胡人军队。但是八王之乱之后，华夏对夷狄，开始从攻，转向了守。晋朝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司马家是千古罪人，全是一群弱智当皇帝。

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大乱世，是士族门阀政治，这种病态糜烂的社会土壤上，所绽放出来的一朵毒罂粟。天下无道之甚，莫过于此。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国祚越来越短，社会越来越乱。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豪族。上面走马灯一样换皇帝，下面的真正统治集团，却依然还是那些豪族。皇帝成了豪族们的傀儡。

所谓的君主立宪，所谓的民主政体，实质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很多没读过书的人，觉得这些东西多好一样，不过是中国早就玩剩的东西。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我们的历史来说，士族门阀政治，只意味着混乱和灾难。

以刘裕之雄才大略，他要统一天下，也不是做不到。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士族门阀们，不想改变旧格局，没人再对统一天下，匡扶天下这种事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自己家族的利益，至于天下有道无道，百姓疾苦，他们一概的漠不关心。

华夏的命运，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一场长达几百年醒不来的恶梦。在这样的困局中，所有的人都充满了危机感和焦虑感，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有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都全部沦丧。人漂泊在巨大的不安中，社会现实给不了他们安全感，那么势必又要从精神上找到安全感。怎么从精神上获得安全感呢，答案是淫祀。

两汉的淫祀巫妖之风，催生出来了王莽这种怪胎。士族门阀政治，则催生出来了一个比两汉淫祀更可怕的异端，佛教。佛教，就是两汉淫祀巫妖之习的升级版和加强版。两汉谶纬淫祀文化，孕育出来了王莽这种怪胎，南北朝的佛教巫毒文化，则孕育出来了梁武帝萧衍这种更可怕的怪胎。佛教是两汉淫祀文化的升级版，萧衍这个怪胎，则是王莽的升级版。

中国真有人崇信佛教吗，并不是。佛教的教义，让人内灭心外绝物，而那些佞佛之人，则是恰恰相反，内心比谁都狂野，对财富比谁都贪鄙。在黑暗的社会中，那些怕黑的人，怕死的人，怕穷的人，为奸而富怕失去财富的人，每个人都缺乏安全感，他们需要通过淫祀来给自己趋福避祸。而佛教，只是淫祀文化的一种集大成者。所以他们便选择了佛教。

长期的士族门阀政治，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在这种社会中，军事集团，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胡人在人口数量上天然的劣势，长期的战乱，导致他们耗光了男丁，不得已只能启用汉人当兵打仗。战争机器的控制权，再次转到北朝的汉族军事集团手里。

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代表，隋文帝杨坚推翻了鲜卑人，消灭了南陈。混乱了几百年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大一统。隋朝建立了。

四、隋唐脏滥之盛，僧侣资本主义和军阀资本主义的兴起。从安史之乱到陈桥兵变，中国逐步转向了以文抑武

隋文帝统一天下，复汉制，绝胡俗，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个人身上的一些缺陷，又为中国的后世，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杨坚是从那种无道之世的人头翻滚社会中，九死一生爬出来的人。所以他极其的缺乏安全感。为了获得安全感，他狂热的痴迷所有的淫祀迷信。这导致，他登基之后，全国复兴佛教。之前被拓跋焘消灭的佛教又再次兴盛了起来。而且隋朝规定，佛教享有超国民待遇，对寺院田产免征税收。

继萧衍之后，第二个佞佛的大妖怪出现了。杨坚为什么会如此佞佛，第一有家庭因素。他的母亲是个十分迷信的佛教徒，他自己从小也是尼姑养大的。第二点，他是篡逆之主，所以也害怕被别人篡逆。于是内心里，总是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

第三点，杨坚是个没文化的粗人，很多没文化的人，为了显得自己看上去有文化，都有以文饰粗的嗜好。而佛教，就是很多粗人装饰和掩盖自己浑身文盲气质的最好化妆品。一种廉价得冒油的化妆品。

第四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文官集团，势力强大一手遮天，让杨坚这种军事集团出身的人，对文官集团怀有天然的不信任。所以他需要佛教这种夷狄之法，来制衡和打击本土的儒家士大夫文官集团。隋唐两朝以武制文，以佛攻儒的体统，便是这么来的。

为了防止被有才德的人篡逆隋朝，杨坚把天下有本事的人都快杀光了。在杨坚看来，只要你有本事，客观上会对隋朝造成威胁，不管你有没有谋逆之心，都会被杀掉。这叫防患于未然。隋朝的栋梁都被杀光了，杨坚留下的，就是杨素和李密这种奸人。还有一个逆子杨广。

李密杨素和杨广，并不是导致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让隋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杨坚父子推行的均田制和科举制，触犯了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均田制打击的是那些军阀资本家，和门阀豪强资本家。科举，打击的则是士族文官集团。

隋朝的均田制，规定国家可以回收土地。自耕农死了之后，土地上缴国家再根据新的人丁，重新分配土地。这对于那些土地兼并的既得利益者来说，隋朝的均田制，是要了他们的命，他们自然要反抗。王莽土地革命未遂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全国人民，都起来反对隋炀帝。而又恰逢这个时候，隋朝与高句丽战事失利，几大合力加在一起，就造成了隋朝的短命。

李渊作为一个漏网之鱼，侥幸没有被杨坚父子作为潜在谋逆对象而剪除。在天下大乱之时，举兵起事，没过几年，便平定了天下。唐得天下如此容易，仅次于王莽得天下之轻巧。原因在于，李唐得到了关陇军事集团，和山东军事集团的支持。

隋唐两代，以军事集团立国，兴于兵，也亡于兵。为了制衡军事集团，李渊用突厥人帮他打天下。后来，唐朝皇帝，又使用回纥人，沙陀人，等各路蛮夷兵帮自己打仗。以兵制兵，层层制衡，直到闹出来了安史之乱。这便是隋唐以武抑文的结果。毫无节制的军事集团，弄出来了无法收拾的藩镇割据大乱世。

在土地制度上，唐朝承隋制。隋朝所制定的一个统治体系，也是现代国家统治体系的模板。这个体系是，户籍制，加均田制，加租庸调制。均田制是土地制度，租庸调制是税收制度。土地按人丁均分，那么户籍制度，就是均田制的基础和前提。耕者有其田，那么税收就需要按人头征税，那么租庸调制这种税收制度实行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均田制。

到了武则天时期，唐朝均田制全面崩溃。自耕农纷纷破产，失地农民为了逃户和逃税，要么去进寺庙做佃户，要么就去当兵变成职业军人和雇佣兵。因为唐朝仿效隋朝，对寺院庙产不征税，很多有钱人，就为了偷税，就变相的成立寺庙，然后雇佣很多失地流民帮他们耕种赚钱。于是，佛教就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僧侣资本家利益集团。

寺院里面的生产劳动，剥削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地主农庄。为了让这些流民自甘忍受非人的折磨和压榨，洗脑就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否则那些流民觉醒的话，冲出寺庙，他们就会向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军那样起义。这时候，皇家统治者，地主和佛教三者之间，就达成了肮脏的交易和同盟。

神秀去长安给人洗脑讲课，武则天要对神秀行跪拜礼。可见当时的佛教势力有多么的可怕。陈祎，也就是西游记里面的那个唐僧，他死得时候，全国有一百多万人给他送丧。平时在庙产的耕地上劳动的那些佃户们，他们被洗脑，不给钱不给好好的吃饭，无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洗脑成，他们这是礼佛，是应该的，是光荣的。这么严酷的压榨，显然造成疾病，生病了怎么办呢，就给这些佃户吃龙汤，毒死他们。所谓的和尚，其实就是种地的佃户，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生意，一切都是买卖。

龙汤是什么呢，是大便和小便混合的发酵物。人长期的重度体力劳动，出现了疾病，为了淘汰掉这些不能干活的废物，寺庙里面的领导，就给这些生病的人喝龙汤，一般喝完，人就差不多要死了。病弱的死了之后，寺庙在招募和蒙骗更多的健康的失地流民进来帮他们无偿劳动。

既不用交税，还不用支付工资，而且出现了工伤，还可以给他们吃大小便毒死他们，伤天害理吃了官司，政府还不敢追究。所以，佛教在唐朝可谓是无法无天。汉传佛教，是这个星球上，人类所能发明出来的最令人作呕的东西，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奴隶农业庄园。我们当前社会上，寺庙用的也是这种手法，庙产经营赚的钱，不用交税，平时还有大量的捐赠。通过洗脑，招募一些义工进来从事无偿劳动，也不用支付工资。

所以很多有钱人，就跟唐朝那时候的有钱人一样，变相的建立寺庙，来进行敛财和诈骗。这里面有人信佛吗？根本没有。有的只是生意，只是可怜了那些被蒙蔽的人。虽然现在寺庙里面，不准给信徒们灌龙汤喝了，但是他们可以宣扬吃了和尚的大便可以有加持法力和获得福报，于是，很多和尚所到之处，他们的大便，都有人抢着吃。

唐朝的失地流民，一个去向是到寺庙里做奴隶。另一个去向，是到藩镇那边做职业军人，做雇佣军。百姓流入佛教僧侣资本家们的奴隶庄园，造成了佛教的鼎盛。百姓流入了藩镇，造成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中唐以后，帝国健康机体的保障，自耕农这个阶层消失殆尽。没消失的，也都会逃户逃税，把自己的地，挂靠在那些免税的寺院和军田之下。这个社会，就变成了王莽时期的那种糜烂状态。

唐朝社会的糜烂，不只是单纯的糜烂，它还很脏。一个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佛教的兴盛。中国的皇帝，要跪拜和尚，中国的皇帝，为了迎接印度猴子的一块小骨灰，要诚惶诚恐地举行隆重的国礼。这是多么的肮脏啊。唐朝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底线和文化底线的朝代。

两汉末年，魏晋南北朝，社会都糜烂，但是，它们再怎么糜烂，也没有唐朝这么肮脏。我们一说到唐朝，很多人的自然反应就是盛唐。唐朝所谓的盛，不过就是把脓疮挤的绽开的那种盛放。李世民怎么死的，他是吃了番僧的甘露丸死的。甘露丸是什么呢，是和尚的大便混合女人的经血，人肉等物质搓成的球。

有人说番僧给李世民吃的是仙丹，这是瞎胡扯。西藏和印度的番僧，蠢的跟猴子一样，他们哪里懂什么神农之学。炼丹，不通神农之学怎么炼呢，完全没法炼。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代雄主李世民，他是吃屎吃死的。所谓的盛唐，从头到尾，都是个讽刺。

文化上肮脏，军事上失控，国家首都，屡屡被蛮夷劫掠。还给后世留下了沙陀人，契丹人这种祸害。那么我所说的唐朝的盛，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它到底盛在何处呢？有人可能说唐诗之盛了，其实唐诗恰恰是唐朝没文化的体现。唐朝的诗歌，不过就是淫技罢了，并非士人志士之大学。

土地制度崩溃，税收也随之崩溃。帝国还是要运行下去的，怎么办呢。在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创立了两税制。以前按照人头征税，难以为继。那么就只好按照土地征税。这就等于变相的承认了土地兼并中的既得利益者。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按照土地征税，地主被征税了，他们可以转移资产到寺庙里，因为寺庙不征税。他们为了逃税，就变相的设立寺庙，把农庄摇身一变变成寺庙。这样就可以躲避国家的税收。

所以，要把两税制落到实处，就必须得铲除寺庙这个毒瘤。这便是唐武宗灭佛的经济原因。到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全国上下，光被查到的寺庙，就有四万多家，僧尼将近三十万人口。在寺院田产上做佃农的流民，更是不计其数。

三武一宗灭佛，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僧侣资本家太强大，再不打击他们国家就会灭亡。汉传佛教的庙产，因为不征税，而且不发工资，员工累得工伤了，直接毒死。因为有皇帝保护，法律还不敢查办他们。什么事，都都有一套套的话术，来让自己时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税收优惠，低人权优势，皇权寻租，法律优势，道德优势，披着宗教外衣的僧侣资本家们，他们的土地兼并扩张所向披靡。

这样以来，寺庙就可以不择手段，赚更多的钱，兼并更多的土地。在土地兼并的竞争中，寺庙是没有竞争对手的一个可怕怪物。直到他们严重的威胁了国家的税收和统治，皇帝才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唐武宗灭佛之后没多久，唐朝的佛教又恢复了盛况。为什么，因为经济制度所导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病态肮脏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可谓是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杨坚埋下的祸根，对后世造成了长达千年的毒害。

糜烂而又肮脏的唐朝，被佛教和军阀两大毒瘤所吞噬，直到它迎来了灭亡。这是隋唐两朝，以武制文，以佛攻儒策略的总破产。清算的时候到了，一个叫做黄巢的人，一把火烧掉了长安城，也基本杀光了社会上的士族门阀。从东汉时兴起的士族门阀，怎么治也治不掉，被黄巢治掉了。

黄巢清算了士族门阀们，清算另一个社会怪胎佛教的任务，则由周世宗柴荣来完成。周世宗灭佛，再一次打击了畸形病态的僧侣资本主义经济。士族门阀被清算，佛教被清算，这是宋朝经济复兴，并走向巅峰的两大基础。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周而建宋。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到宋朝的陈桥兵变，这是帝国从以武抑文，到以文抑武的根本性转向。汉唐都是因为兵强而灭，宋明则是因为兵弱而亡。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宋朝之后长期的以文抑武。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向，因为唐朝的以武抑文的历史原因是，他们起家于军事集团，而且魏晋南北朝都是因为士族门阀政治而天下大乱。士族门阀又多兴起于文官集团，所以隋唐的以武抑文是有历史原因的，算是对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社会的一次矫枉过正。

那么宋以文抑武，则是对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军阀大混战，这种可怕社会的矫枉过正。隋唐修复了魏晋南北朝的系统漏洞，却亡于新的漏洞。宋朝修复了唐朝留下的帝国统治系统的漏洞，则又亡于自己的以文抑武。

为了害怕宋朝被武将篡逆，宋朝皇帝让文官统领武将。一个有才能的武将，在宋朝文官的眼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会不会造反，而不是他能不能打败辽和金。秦桧杀岳飞，就是以文抑武的典型。赵构和秦桧，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岳飞会不会造反，而不是思考岳飞能不能打败女真人，能不能收复中原。

因为这样的以文抑武体统，尽管宋朝有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经济，最先进的手工业科技，但是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们去打仗。层层制衡，遇到了强大而才华横溢的武将，皇帝和文官们，第一反应就是杀掉他们。微信号：chn007cn

强大的军事，有赖于强大的武官集团，武官被文官集团压制，那么谁来帮宋朝消灭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呢。宋朝没有给出答案，所以宋朝亡了。

元灭宋之后，因为和金国有仇，蒙古人尤其厌恶金国人，就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部一抢而光。而对于南宋，大概是因为南宋曾经帮蒙古人复仇过，联手攻打过金国。大宋对蒙古人算是有恩，所以蒙古人对南宋的大地主们，是很客气的。不但没有抢他们的土地，甚至都不收他们的税。杨坚不收寺庙的税，为帝国埋下了千古祸根。蒙古人不对江南地主收税，则埋下了另一个祸根。

税收优惠，再加上蒙元的无政府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四起，饿殍遍地。这个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崩溃。中国的北方，是一群蒙古贵族分裂成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的南方则主要分成了江淮利益集团，江南利益集团，和两湖利益集团。江淮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朱元璋，两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陈友谅，江南的利益代言人是张士诚。

不同的集团之间，继续进行兼并。淮西集团，兼并了江南集团和两湖集团，标志着南方的统一。在朱元璋统一南方期间，北方的蒙古人，也在忙着进行统治集团的内部兼并，但是他们的速度没有赶上朱元璋。所以，北方的军阀们，手握元军主力，却还在忙着内斗，基本上无暇顾及南方的统一。

等朱元璋统一了南方，向北渡江作战时，支离破碎的蒙古统治集团，根本上毫无抵抗力。明朝统一了中国，因为元末大混战，导致人口锐减，和土地供给相比，劳动力反而成了稀缺资源。大乱世之后，都是这样，因为人口减少，地太多，没人种，一开始就会均田地。等生产恢复了，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供给的增长，土地就会变成稀缺资源，接着就是土地的大兼并。人口增长越快土地兼并就会越迅速。流民就会越来越多，然后等着下一次的大乱世到来。

明朝对宋元的系统漏洞，又是怎么进行修复的呢，明朝又是怎么灭亡的呢？我们接着看。

五、官绅不纳粮，以藩屏帝室，白银危机，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唐亡于藩镇割据，宋亡于外患，所以朱元璋和朱棣两朝皇帝，为了永绝后患，他们选择把外患一劳永逸的斩草除根。于是明朝对北元政权发起一次又一次的主动打击。虽然没有对蒙古人这个外患斩草除根，但也把北元的最后的那口气给扑灭了。

频繁的主动出击，征讨蛮夷，把外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是明初的政策。打的差不多了，永乐帝举行大阅兵，请很多国家的大使过来观礼，看完明朝的大阅兵，很多国家当场就吓坏了，纷纷扣头称臣。明朝是历史上朝贡国最多的一个国家，这跟永乐帝关系很大。阅兵礼吓坏了一些小国，郑和下西洋，又吓坏了很多小国。所以朝贡国才会这么多。

消除外患基本上告一段落，怎么防止国内的武将造反呢，明朝的统治系统，设计的是让朱家的藩王来拱卫帝室。防住了武将，怎么防文官专权谋逆呢，朱元璋的设计是废除了相权，创立内阁制。

在土地制度上，明朝废除了职田，直接发钱给官员做工资。不过明朝的工资水平相比其他朝代算是比较低的。文官集团不可以掌握土地，这也控制了士族门阀的形成。天下的土地所有者，主要分成了军田，地主豪强，自耕农和藩王四种。

明朝的腐败为什么那么严重，严重到了，怎么严刑峻法都无济于事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文官集团失去了土地，只靠工资生活。下一级的官员，为了想做官，就只能想办法送钱给提拔他的上司。这钱哪里来呢，靠那些有钱人送给他们。明朝的有钱人是谁，地主豪强，和商贾。

同时，明朝又有官绅不纳粮的规定，地主豪强，商贾们，想要开办商业机构，或者开办农业庄园，他们就会挂靠在官员名下。要么就干脆直接花钱捐个功名。官绅不纳粮，这是从宋朝传下来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要以文抑武，贵文贱武。

明朝的党争，也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谁在朝廷上说话算话，那么就意味着那些有钱人，都会送钱给他。所以，这些官员，就结党营私抱成团，在皇帝面前，争的头破血流。大多数参与党争的人，其实并不怎么关心社稷兴亡，他们关心的，就只有自己的官品，如果自己党争赢了，可以挣多少贿赂钱。

官绅不纳粮，很多地主挂靠在官员下面，这便形成了税收优惠。优惠的税收就可以给佃户开高一点工资来吸引更多的人口，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久而久之，土地兼并就变得十分剧烈。人口和土地，都集中到了大地主手里。这对自耕农和军田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自耕农纷纷破产，变成流民，军户也开始逃户逃税。

而藩王那边呢，不仅不纳税，每年还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国家的税收状况越来越恶化，怎么办呢。到了张居正时期，他对明朝税法进行改革，废除了两税制，创立了一条鞭制度。人头税，田税，劳役，杂税，都打包在一起，百姓不需要再用实物交税，用白银交税就行了。

户籍崩溃，土地政策崩溃，税收混乱，金融秩序混乱。一条鞭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亡羊补牢。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明朝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前面说过，蒙元的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严重的土地兼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货币超发，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人们的财富凭空被政府掠夺，所以大家就造反了。

明朝并没有吸取元朝金融危机导致国家灭亡的教训，在明朝初期，就出现了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当时的法定货币，是宝钞这种纸币。宝钞的信用崩溃，民间开始启用白银做货币。尽管明朝没有承认白银是国家法定货币，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白银就是明朝的通用货币。

这就造成了很严重的情况。明朝的官方央行，不发行白银货币。那在明朝负责发行白银的真正的央行是谁呢？是江南的那些大地主。随着国家农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白银就越来越不够用，出现了通货紧缩现在。这时候，就出现货轻币重的现象。银子越来越贵，米越来越贱。

对于江南的那些大地主来说，这时候怎么获得白银，就比种地更划算。他们就把耕改种桑棉，加工成纺织品，和日本西班牙等国开展贸易，源源不断的中国纺织品流向境外，同时，也有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明朝。

白银的价格和汇率，完全操纵在那些地主和商贾手里，政府对白银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政府的央行，形同虚设，环太湖区的大地主和大商社的老板们，充当了国家央行的职能。

江南的农业资本家们，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向工业资本家的转型，从种稻米的农业资本家，转型成为纺织业资本家。中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失衡，西班牙的白银不断的流入中国，那么在西班牙国内，就会出现通货紧缩。

西班牙政府的对策是，直接禁止和中国的贸易。对日贸易那边，政府为了打击走私，那些商社做生意也不交税，所以明朝政府，就直接设置海禁。不准江南的商社和日本再开展贸易。

中国当时的白银流入来源，主要就是西班牙和日本两国。明朝海禁，和西班牙中断对中国贸易。导致白银输入的规模骤减。这时候，明朝发生了很严重的白银危机。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白银越来越少，这是一场严重的通缩紧缩。白银变的越来越贵，货物变得越来越贱。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持有白银的商社，大地主和有钱人，他们都把白银囤积或者埋了起来。

这就造成了通缩紧缩的恶性循环。钱越来越贵，商品越来越便宜，所有的东西都不值钱，所有的人都没有钱，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人，都在等着明朝崩溃，好迎接一个新王朝。

明朝灭亡，信用崩溃，国家失去央行的职能，在开办商业和纺织业上，官办经济，又被民办经济打的溃不成军。在国际贸易上，官办经济，也完全不是民办经济的对手。那么，既然民办经济这么发达，理论上说，那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但问题是，明朝对商业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征税，彻头彻尾的毫无办法，根本就收不上来钱。

国家越来越穷，穷的连军饷都发不起。地方豪强和商社，越来越富，他们富得成为了实质上的央行。天下大乱，烽火四起，他们担心山穷水尽的政府来强征他们的钱去打仗，所以都故意把钱藏起来。朝堂上，再串通东林党，配合他们偷税漏税。明朝到了这个地步，想不亡也不行了。东林党，就是那群呼吁国退民进和国企改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