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5周年。

一.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世界上一切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除了最后的抗日战争之外，几乎每一次侵略都是中国战败结束，战争失败不仅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列强在“战争胜利”后所勒索的战争赔款数量也十分惊人，各种估计中间“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最低者为10余亿两，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1]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16年的财政收入总和。除了毫无补偿的“赔款”这样一种榨取方式之外，有补偿的“鸦片贸易”也是近代史上极其引人注目的“交易”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输入中国的鸦片是“十九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2]

对于列强而言，每一次侵略战争除了“劳师以袭远”的风险之外，都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付出这些“侵略成本”都需要有可以期待的“收益”。保罗·巴兰在比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时期的差别待遇之后指出：因为日本地狭民贫，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经济资源，也不能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所以，列强也就相应降低其愿意承担的“侵略成本”数量，这是日本轻易挣脱殖民化链条的关键;而印度则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国系统而长期的掠夺。[3]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中国1820年GDP数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可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就更为可观，所以列强“经营中国”的意愿格外强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后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动力所在。中国可资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大，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这种近代史困境被鲁迅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准确地揭示出来了：“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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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压迫和剥削，就必然地引导矛盾对抗的另一方出场，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对生命财产的损害越大，就必然带来反抗意愿的上升，从而，受压迫民众能够接受的“反抗成本上限”就越高。由于受到最野蛮的长期侵略，近代史上中国所损失的生命和财富数量极其巨大，因此，愿意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增长起来，这个认识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分野，秋瑾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既然对帝国主义不持有任何“道义幻想”并指望其自动改过，显然，制止侵略的关键就完全依托于反侵略力量的集结和使用，这只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够强大，最终使得帝国主义政策得不偿失——侵略成本大于侵略收益的时候，侵略政策才会终止。

毛泽东1965年对斯诺说：“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5]为了让美军来了没有很大的搞头，战争准备的设想还必须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中间去，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间，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6]这种思路其实就是国际关系中间的“威慑”思路。

对于一个长期受到侵略战争威胁的国度而言，达成安全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这对于侵略者而言，则意味着要让其在战争和冲突现实中间领略到：付出侵略中国的成本远高于可预期的收益。用规范的国防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为了震慑对手，报复的有效性和将要诉诸武力的可信度这二者都是必需的。”[7]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假设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战争之前，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者所冒的风险大于收益。基辛格则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个方面的评估等三方面的结合，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就会失效。[8]

在中国正式派遣志愿军入朝之前，周总理曾经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两次警告美国不要过三八线，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9]第二次则是十月三日凌晨周恩来透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0]这两次威慑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乃在于美国的决策人并不认为中国有妨碍其实现侵略目标的可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谢林把博弈论应用于分析战略威慑，格外重视威慑的可信度，他得出的结论是：“威慑涉及武力的潜在使用，而非实际使用;威慑是为了警告并说服潜在敌人，只有避免某些举动才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一个成功的威胁就是不需要付诸实施的威胁;……大多数威胁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实施威胁。”[11]因为周总理传达出来的威慑，在美国决策人眼里并不“可信”，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威胁”付诸实施，这个成本当然就很高了。

在某种意义上看，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竞争意志是不可能欺骗对手的，一个国家愿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数字，就是基辛格所说的“使用实力的意志”，这可以视为竞争意志强弱的合理标示。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间，付出了伤亡36万余人、开支战费62亿元、消耗物资560万吨的代价。而美国则在侵朝战争中付出了近40万人员伤亡(连同其他国家和南朝鲜军队共伤亡109万人)、830余亿美元战费开支和7300万吨物资消耗的巨大代价，最终却不得不罢手求和，与朝中方面签订停战协定。这无疑是出乎美国的意料的。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他说：“联合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12]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的检验之后才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与美国交手以及后来的谈判过程中间，毛泽东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13]民间谚语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没有对于侵略者的有效打击，就不可能终止侵略者的侵略意愿，所以他从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说从不幻想“搭便车”以把安全成本转嫁给别国。依据过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为此，愿意为国家安全支付的“成本上限”就很高，这就使得中国无需仰赖外国的“善意”而确立起独立自主的安全战略，无论这个外国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是一样。1959年毛泽东为此拒绝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合作建议，1973年为此批评周总理未能识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这就与那些一心想要对外转嫁国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鲜明的相比，在这些人看来，独立自主安全战略意味着傻帽——在看起来可以搭便车的时候还坚持买票。不寻求与强国结盟的独立自主安全战略意味着：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的实际成本不高于依据近代史经验所形成的“心理成本线”。

二

毛泽东在与同乡周世钊的谈话中间，曾经用很通俗的民间谚语表述了谢林用博弈论叙述的那个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有一句民间谚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用以转喻国家竞争关系也很贴切。以毛泽东建立威慑信用的“大算盘”而言，美军的全部优势得到展现并最终挫败其战略企图是很重要的，而战术上最合理的战争介入机会则有可能损害此一战略目标，美国军官查尔斯·威洛比则反过来认为：“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14]但是如果从“以战止战”的战略方向看，在战术意义上正确的判断确如威洛比所言，但是战略上就未必正确，中国志愿军从鸭绿江边上开始出击，并把拥有优势装备的美军赶回三八线，这样一场较量所建立的“威慑信用”要比在最合适的介入时机下的战争，有效程度要高许多。而且，在停战谈判中间，毛泽东从不企图“见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军的全部优势都有机会发挥，肯于坐下来谈和平的那个最后时刻。不贪“战术上的”小便宜，是因为对战争目标的追求不一样，毛泽东想要通过一场艰苦的战争来证明：“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15]如果能够解决那个最大的“贼”、打回那最有力的一拳，显然威慑信用的效果就就越好。由于美国军事力量为世界最强，中国打败美军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就对全球任何国家都适用，就中国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的目标而言，选定美国作对手其效果最为理想，而且还需要这个对手有机会发挥其全部实力。

毛泽东后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期后果，做了一个简单评估：“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因为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预计“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正是从威慑信用的长期效果出发，付出的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16]威慑信用的有效性与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1965年年底针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事实，外交部长陈毅竟然发表谈话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17]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曾经发展出“弱者的博弈方略”：“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其实孙子说‘上下同欲则胜’就是要由无形实力决定胜负这样一种思想。而无形实力的提升就的依靠发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18]这就与美国决策层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冷战时代美国长期把欧洲看作是战争重点，但是却把大量的军事力量投放在中国周边国家打了两场局部战争，这个事实本身是有理论意义的：美国决策者能够看到有形实力但是盲视无形实力。毛泽东1965年用幽默的语调，向斯诺描述两种看问题方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19]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无形实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实力不足的劣势，认定“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在美国那种更为正规的看世界图示中间，以“铁”为主要原料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有形实力——则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柏林墙事件中间，美国军队在遇到苏联的坦克集群时，能够恰当地约束自己避免热战爆发——这是美国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力，也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经验不会出现重大误判的场合，所以，双方的威慑信用都能够为对方所理解和接受，从而避免了最终把威慑付诸实施的高成本。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劣势难于逆转，所以，中国的威慑信用要生效，就需要把毛泽东所重视的无形实力标准强行“输灌”给美国决策层。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美国看不到依据有形实力标准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慑，所以倾向于以战争手段遂行政治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爆发的麦卡锡运动也有同样的认识逻辑。麦卡锡等人要在美国内部找出“丢失中国”的内奸，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一种利益损益计算依据——美国有那么多先进武器足以改变中国内战的力量对比却没有输送给蒋介石，所以就需要找出到底谁妨碍了这个决策的做出。麦卡锡虽然一个孤立的个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国决策层中间一个通行的力量对比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在苏联的有形实力面前从没有出过错，东欧也“丢失”了但并没有激起相应的麦卡锡运动，对于东欧的“沦陷”美国只能绝望，不得不接受了东欧国家脱出可榨取“国家利益”的范围。麦卡锡运动之间对“丢失中国”所损失的“国家利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甘心态度，这种不甘心态度是以有形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为依据的。美国在面对亚洲的前工业化国家则拥有庞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潜在利益损益的估算，所以轻于作出在朝鲜和越南扩大军事力量投放的决策，结果两次遭遇失败。一些研究文献把美军在朝鲜的失败归结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美国政治人物的疏忽，这是片面的结论，在美国政治决策人物头脑里强行输入毛泽东的“无形实力”标准之前，美国必然会依据有形实力现实而反复选择战争决策的，美国后来再次高调投入越南战争就验证了这一点。反过来，正是依据无形实力标准，在美国大量派兵进入越南之前，毛泽东已经于1965年年初就提前预言了美军必然失败。

在威慑信用的建设与接受过程中间，意味着在有形实力标准之外，是否考虑无形实力标准，这对于低成本维护世界和平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而且，还必须要美国这个极其傲慢的黑帮老大领会了无形实力的作用之后，低成本建设起来的威慑信用才会有效。支付完抗美援朝战争的抵抗成本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彭德怀在总结朝鲜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正是这么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20]从后来的越南战争看，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了。

中国与朝鲜、越南人民在两场局部战争中间所付出的牺牲，确实开创了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从全球竞争中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看，威慑信用的有效性，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政府决策人部分地把握到无形实力的作用，这才会在他们的认知和评估中间部分破除对有形实力迷信。等到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对无形实力的认识才初步建立起来，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越南战争表明，有史以来最为昂贵、技术上最为先进、最具有毁灭性的军事机器也无力征服地球上最贫穷的民族之一的意志。之后，美国征服一时之间失去了自由世界警察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可信度。”

虽然库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已经被用得很滥了，在国际关系领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间，对于估量形势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约”的情况确实是非常普遍的。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冲突的利益和力量对比转变，在内外竞争中间作为弱势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视有形实力之外的无形实力方面，并把这个方面上升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反过来，美国人则格外强调有形实力的对比关系。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相比美国则存在着经济和技术劣势，也就是说有形实力不足，这种条件下威慑的可信度，最终是要给美国的决策人输入一种新的实力判断标准——有形实力不足以决定一切，战争胜负还必须看无形实力的大小。而是否接受无形实力标准，则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冲突”的核心内容。

美国教授施拉姆曾经说过：“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22] 这种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框架来估量形势，并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别人的看法，这中间的区别由来已久，常常是矛盾和冲突升级的重大原因。谢伟思记录了中国内战时期，那些美国科班出身的高级将官在评定军事竞争力量时的心态和逻辑：

“回想起来，看来很明显，魏德迈等人都受到正规的美国军事思想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正确评价象中国共产党军队那样高度不正规的人民游击部队的力量。谢伟思的报告坚定地强调中共的政治力量，强调共产党人的社会、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强调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魏德迈并不信服。对他来说，美国那时正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向国民党军队倾注的成千上万吨的供给，无疑才是军事力量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因而他无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报告：‘我觉得更有资格对军事战术和技术的运用作出判断。因此，当我的政治顾问提出一种军事性质的建议时，我特别不受他们的影响。’”[23]

弱势博弈者改善安全态势的关键在于：超越对手的强烈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程度，如果失去了这两者就失去了无形实力方面的优势。据参加过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忆，十二大是共产党第一次放弃国际国内形势任务分析的写法：“胡耀邦作的报告不再分析国际形势而只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的邓小平因此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论断，预言我们的时代至少到下一个世纪上半期将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24]越南战争的结束固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新的影响，但有效的威慑信用并不能否定国家利益的竞争性，也不意味着国家安全问题的一次性解决。看起来，这确实反应了革命时代的结束后，看世界方法论的根本性转换，也体现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时期的世界观转变——按照库恩的说法这是一场标准的“范式革命”。不过“减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盘”，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势战略的老手看穿：一个连起码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国度，怎么可能还有维持“国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复出现美国“对台军售”突破公报精神的问题，到了世纪之交“台湾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利益损害，按照阎学通教授的估计早已经超过一场局部战争。换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聪明”表现为节约安全成本，而韬光养晦策略则不恰当地把有形实力劣势的中国臆想为具有主导权的强国，依据这些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国解读为“使用实力的意志”为零，结果是中国的威慑信用急剧下降。抗美援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设起来的无形资产，因此急剧贬值，此后，中国两国之间的外交摩擦大幅度增加，到了今天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已经是随时随地、每日每时都在发生。

毛泽东强调弱国可以战胜强国的侵略，前提是弱国要能够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超越强国的成绩，这是劣势竞争方略的关键。在今天中国的主流学界中间，简单抄袭强国的看世界图示及其竞争方略成为一个根本性短腿，学术研究的所谓“与世界一流水平接轨”变成了与美国接轨，结果国际关系研究中间充斥着各种缺乏美国实力地位作为基础却要强行抄袭美国竞争方略的“白痴言论”。秦亚青对此有一个明晰的总结：中国主流学术界中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最大比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体系。”“原创性理论的缺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明显问题。”[25]除了理论欠缺之外，更为关键的是缺乏最起码的竞争意识以及对无形实力的认识，而在这样的狭隘视野里就不可能找到弱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结果这个缺乏“答案”的困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一种取消“问题”的意愿——在国家关系上没有竞争只有“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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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的文章是为纪念抗美援朝65周年而作。  抗美援朝暂时打消了新鸦片战争的念头， 也请走了依据蒋介石将军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而盘踞旅顺大连，占据东北铁路的苏联大哥，同时打下了中国最初的工业基础。 而毛泽东从更广阔的视野评价抗美援朝“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今天网上闲逛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印度６２年这么轻视中国估计是根据他们在朝鲜的观察，中国的战力实在低下》感觉十分雷人，尼赫鲁脑子有毛病也不至于弱智到这种程度。 尼赫鲁的胆气来自三个方面，美国英国的支持，中苏关系破裂， 中国遭遇经济困难。  如果再加一条，就是尼赫鲁认为带周恩来参加不结盟会议有功没有获得奖赏。 从朝鲜战争观察出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 真说敢想敢说不怕丢人。 我猜想这位应该是天天杀猪拔毛庆祝胜利转进台湾的蒋介石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