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得写东西，转点东西几年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与官僚阶层很快就处于对立状态，因为共产党管理层裹挟了很多投资革命的人物，直接唤醒了官僚阶层的集体意识，从暗中破坏到公开对抗，终于实现了复辟的愿望。 官僚阶层对中国社会破坏最大的地方大概就是包产到户了。小岗村单干导致增产的谎言欺骗下，复辟的危害一直没有认识清楚【小岗村“1978年按血手印时，全村粮食总产量3万多吨，小岗村人野菜稀粥裹腹。 而1979年大包干后，粮食总产量猛增到13多万吨（网上查了一下，79年粮食总产量是1955年到1970年的总和）。农民不仅吃饱，而且靠卖余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 真的很神奇， 分田之后粮食增产：（13-3）/3= 300%。可是，我们看看中国历年粮食产量统计数据 
从这条曲线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大跃进的非正常投入导致粮食产量偏高以外，1959年以后的中国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恰好可以拟合一条直线， 怎么就看不出来小岗村增加300%的一点迹象？ 学小刚的粮食增产到底去了哪里？
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粮食产量增加靠逐渐的农田基本建设的逐渐积累，
包括水库修建，灌溉面积， 开荒种地等，产量逐年增加符合这样的规律。 小岗村的体制改变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并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影响。
如果小岗村产量却是增加了300%， 那么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减产才会造成总产量没啥变化。 这不正好验证了小岗村这种自私懒惰村分田之后产量增加， 而邓矬子强拆先进的集体如大寨，导致其他地区产量下降吗？
——————————————————————————一个地主后代眼中的毛主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子午
来源:中流微刊
大浪淘沙，只有坚持不断地学习、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才能避免成为杨如宽、余宏奎式的人物，自觉地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继续探索。
1982年初夏，我出生在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已经分田单干，临产当天母亲还在田里割麦子。 我的爷爷在国民党时代做过“保长”，解放以后家里被划了“地主”成分，在整个毛时代是抬不起头的，解放初期奶奶甚至挂着牌子在村里“游街”、挨批斗(持续时间很短)，爷爷觉得屈辱就自杀了——其实看他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后来的状况，他完全不必自杀的。只是解放前爷爷当了国民党的小官，家族里都觉得是个荣誉;解放后，荣誉一下变成耻辱，他就想不开了。 奶奶是封建社会过来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裹着小脚的奶奶是没什么劳动能力的。如果不是解放了，家庭遭遇变故的她要拉扯几个孩子(解放时姑妈6岁、大伯4岁、我爸刚刚满周岁)长大完全是不可能的。大伯在两岁时因为一场疾病左手就被残疾了，解放前农村的医疗状况可想而知，即便是“保长”的长子。 解放后，大伯和爸爸还是顺利进了学堂门。大伯在70年代初期还做了生产小队队长，干农活、组织生产是一把好手，并没有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就受到什么“非人待遇”。 80年代，家里摘了帽，村里分田单干。大伯有残疾，我们家就没有分家，壮劳动力多，又得益于大伯曾做过小队长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比村里一般人过得还是要好些，1983年就在村里率先盖上砖瓦房。 因为这个经历，父辈们对毛主席是有很大偏见的，这种偏见也影响了我。 但说来也很讽刺，生产队第一次分田还不彻底，有些农具、牲口、公用的打谷场什么的都没彻底分下去，1986年又彻底分了一次。大一些的木制农具(例如“车水机”)锯断了、拆散了，一家分到一点“木柴”烧火;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柴油机这些铁疙瘩拆的拆、锯的锯，一家分到几斤废铁…… 大队的沟渠、池塘是1958年大跃进和1975年农业学大寨那会儿兴修的，还用得上，也没法拆分。只是疏于维护，到90年代底就全部荒废了，各家开始打机井、抽地下水灌溉种水稻。 1986年二次分田的时候，我已经能记不少事了。做过小队长的大伯是村里公认的比较公道的人，于是，分田在我家进行。每户一个代表，中午用之前小队的结余派饭，煮饭的阿姨要塞给我一个西红柿(那时单干后都想攒钱，农村人自己一般不怎么舍得吃、要卖到县城)，我还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吃，给推掉了。80年代后期，村里修路、拉电线又是大伯出头把大家组织起来干的，所以大伯一面抱怨毛时代给自己家带来不幸，一面又怀念大集体时代自己组织生产的经历。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基本算是个小右了。毕竟是从农村出来，对于农业的困境，对于基层的腐败是深有体会的，比较关心时政和社会问题，至于解决的办法则是向往大洋彼岸的制度。 要知道90年代网络还不发达，更别说自媒体了。2000年前后，论坛刚刚兴起，“果粉”、“右右”在网上都是横着走的，反倒“左派”是凤毛麟角的，大概最先上网的都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社会阶层不一样，对毛主席的看法当然不一样，“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真是百试不爽。但网络的进一步普及，上网的人越来越多，普及到各个阶层，才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我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与网络结下不解之缘的。 进了大学，在学校的机房最先逛的是强国论坛，就各种问题与人讨论、辩论，后来又接触了凯迪、乌有这样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网站。辩论过程的知识短缺，又促使我去看书、看各种资料。99炸馆和2001年的911事件对我触动很大，三农问题、国际形势都是我比较关心的，学校图书馆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比较幸运的是那时的图书馆除了《炎黄春秋》、还有《中流》、《真理的追求》这样的杂志，当然更多的学习则是来源于网络。 通过对历史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我对右右们编造的关于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的种种谎言有了辨别能力，一步步从“右”转向“左”，对很多具体的历史问题重新有了建构，很重要的是对我个人家庭的这段历史有了新的梳理。此外，大学社团的同学在每年的寒暑假都会结伴去农村、工厂做社会调查，对于很多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有了更具体的认识;2004年大学毕业以后，我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去了南方的一家做出口加工的小工厂做工程师，与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工友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老家的状况。这些经历，让我对毛主席说的“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有了更生动的认知，逐渐认识到毛主席的远见与伟大! 通过深入了解毛主席晚年的那段历史，我对他老人家的很多偏见也随之一步步解开。这个过程真要感谢2000年到2010年间网络上这种“肆无忌惮”的争论。 毛主席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右右在网络舆论上肆虐其实并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真理越辩越明。把毛时代的历史掰开了、揉碎了，彻底讲清楚，反而会有更多的人觉醒、真正认识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毛主席还有一段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作为一个地主后代，我的思想变化的经过，与大学阶段社会调查以及大学毕业后到南方工厂工作的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很多自干五与右右就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进行斗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勇敢、优秀，然而一到类似周秀云案、“996”、“251”这些真正涉及工农利益的问题上，立刻变成了保守派，站到了劳动者的对立面。这说明他们所崇拜的毛泽东是作为民族英雄的毛泽东，而非真正是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很多舆论场上曾经的战友如今都走向了对立面，这是每一个愿意追求进步的青年人应当时时警醒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