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海光)

林彪，原名林祚大，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岡山時期先後任營長、團長、軍長、軍團長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指揮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等重大戰役。解放後歷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

“文化大革命”中組成反黨集團，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1971年9月8日，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在其妄圖策劃反革命政變、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後，於9月13日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從山海關機場強行乘飛機外逃，凌晨3時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機毀人亡。

* 禍起蕭牆

禁航令下達後，又從北京沙河機場跑了一架直升飛機。周恩來感到情況嚴重，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力勸他搬到人民大會堂暫住。毛澤東住到了大會堂的北京廳。林彪乘飛機叛逃，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十分擔心，當時都估計是逃到蘇聯去了。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立刻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做了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的準備。周恩來親自通過電話向各大軍區負責人、省市自治區主要領導人通報了情況，並發布命令：“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着老婆、兒子叛國逃跑了！從現在起，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周恩來講得既含蓄又清楚，各地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很快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

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立即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通報情況，商量對策。9月13日凌晨3點多，許多政治局委員是從睡夢中被叫醒，來到大會堂的。周恩來環視了到會的人，說：“今晚發生的事，你們幾位不會感到突然吧？”本來就不安的會場氣氛更覺緊張。周恩來接着宣布林彪乘飛機叛逃的消息。大家都被這突然的消息震懾住了。最先反應過來的是演員出身的江青，她尖聲叫喊：“林彪是個鎮壓我的人！我一向是同他作鬥爭的……”周恩來在會上還講了林彪歷史上的問題，說林彪在井岡山時就懷疑紅旗能打多久，受到毛澤東的著文批評。

周恩來立即通知外交部等有關部門的領導人，林彪已經外逃，密切注意外電報道，研究並提出在各種可能情況下的應對措施。周恩來還通知各主要新聞單位的負責人，確定近期內關於林彪的宣傳策略。9月13日，各有關部門緊急磋商，部署應付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的一切準備。毛澤東、周恩來一天都沒休息，觀察事態的發展，緊急安排各項應急措施。但一整天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黨組召開緊急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後可能出現的四種情況：一、由林彪出面公開發表叛國聲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過外國廣播或報紙發表講話；三、林彪及其追隨者暫不露面，也不直接發表談話，由外國通訊社客觀報道林彪等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靜。緊急黨組會還討論了在各種情況下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的問題。

中午12點20分，外交部收到駐蒙古共和國大使館通過封閉兩年的專用電話線路報來的特急報告：今天上午8時半，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約見許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於13日凌晨2時30分左右，在肯特省貝爾赫礦區10公里處墜毀。機上共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議，許大使已向對方提出到現場勘查的要求。這時，外交部緊急黨組會還在緊張討論對付最壞情況的措施，報告馬上送到代部長姬鵬飛手裡。姬鵬飛看後，面露笑容，額手稱慶，說：“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

正絞盡腦汁謀劃如何應付林彪外逃後對策的會場頓時活躍起來。

外交部決定馬上把報告呈報給毛澤東、周恩來。周恩來兩天兩夜沒合眼，14日中午午飯後服用了安眠藥剛剛入睡。下午2點，秘書把周恩來叫醒，送上外交部的特急報告。周恩來看了後，立刻要汪東興報告給毛澤東。下午5點多，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報告了林彪機毀人亡的消息。事關重大，連年事已高、一般不參加會的董必武也來了。

林彪機毀人亡的消息傳來，毛澤東、周恩來及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心裡都一塊石頭落地了。這是出人意料的最理想結果了！

汪東興給毛澤東報告這一情況時，毛澤東似乎也有些意外。

他問汪：“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為什麼一定要在空地墜下來？是不是沒有油了？還是把飛機看錯了？”他還問道“飛機上有沒有活着的人？”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事先對林立果“小艦隊”圖謀不軌，要謀害毛澤東，發動政變的陰謀活動一無所知。林彪一家的突然逃跑，禍起蕭牆，是人們絕對意想不到的，毛、周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大為震驚。林彪叛逃未遂，機毀人亡，是歷史提供給黨中央一個從容處理事件的良機。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駐蒙使館來的電報，密封后送總理親啟；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絕對保密。

為進一步核實情況，查明事實真相，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要駐蒙大使館，詳細勘查現場，為慎重起見，要大使偕員親自前去。駐蒙使館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周恩來還指示有關部門，要把事件保密得儘可能長些，要儘可能贏得時間處理“善後事宜”，以防不測。為把這一突發事件處理得更穩妥，讓證據更確鑿，事實更準確，以便為黨內外做好承受這一突發事件的心理準備，所以，在林彪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裡，在宣傳輿論方面沒有做很大改變，頌揚林彪的語言還依然如故。在審慎地保持社會穩定的同時，對林集團的追查和清理在日夜緊張地進行着。

13日，李偉信被抓獲後，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連夜對他進行突擊審訊，李供出了林立果“五七一”的陰謀計劃，吳忠極為震驚。根據李偉信的口供，在他們的據點裡查獲了大批材料。在12日深夜轉移到原空軍第二高級專科學校待命的空軍司令部技術情報處副處長王永奎、空軍辦公室外事秘書陳倫和、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副部長許秀緒、空軍司令部管理局副處長兼汽車隊隊長王琢等人，等了一夜，杳無音信，認為林立果他們已經到了廣州，便於13日下午上了去廣州的火車。15日早上，他們到達廣州。但到處打聽不到林立果等人的消息。傍晚，他們得知部隊要抓他們的消息，便到一個基層單位躲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弄到空白介紹信，偽造姓名、身份，準備乘火車到上海。在廣州源潭車站，他們被抓獲了。

幾天時間裡，“聯合艦隊”成員、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江騰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空軍情報部長賀德全、空軍司令部二處處長朱鐵錚、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軍務部裝備處副處長鄭興和、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和珍等相繼被收審。13日，組織上找江騰蛟談話，他在還不知道林彪逃跑機毀人亡的情況下，就交代了謀害毛澤東的陰謀罪行，寫了《謀害毛主席陰謀事件的經過》等書面材料。同日，魯珉等人也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們12日深夜開會商定的南逃編組名單被查獲。

9月20日，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被收審。9月25日，南京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被收審。9月30日，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兼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被收審。 “九一三”事件後，中央沒有立即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採取措施。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看他們10天，叫他們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老同志，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交代了就行。”

10天來，這些與林彪關係極不尋常的將領們，既沒有揭發林彪的罪行，也沒有交代自己的問題，反而偷偷銷毀與林彪密切往來的證據。黃永勝焚燒材料，把燒紙用的瓷缸都燒裂成兩半。10天后，毛澤東讓汪東興找來周恩來，問對黃永勝他們的處理情況。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他們在拼命燒材料。毛澤東說：“是啊，那是在毀滅證據嘛。這些人在活動，是要頑抗到底了！”周恩來說：“我馬上辦，今天晚上辦不成，明天早上一定辦成。”從毛澤東處出來後，周恩來對汪東興說：“你不能離開中南海，要嚴加保衛主席的安全。”

24日上午，周恩來把黃、吳、李、邱召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向他們宣布中央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當他們進門時警衛進行檢查，看他們是否帶有武器。周恩來對他們說：“出事10天了，你們幾個一言不發、一字不寫，不知是為了什麼？”“今天早晨3點鐘，主席最後下了決心，你們幾個暫時離開工作，給你們找了幾個住的地方，你們分別去寫材料。軍委辦事組的工作，由葉帥暫時負責。”

不久，10月6日，空軍學院小樓里的一份最關鍵的罪證材料被清查出來，送達周恩來的手中。這就是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於新野等人搞的《“571工程”紀要》。這份由於新野潦草地記在一本小活頁本上的陰謀政變計劃，同林彪的“九八手令”、給黃永勝的親筆信等罪證材料一起，成為了林彪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最有力證據。

* 墜機現場

林彪事件事發突然，事件結果又有着某種歷史的偶然性，在迷霧重重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帶有撲朔迷離的神秘色彩，容易使人們產生種種的猜測，許多假想臆說流傳至今。

256號三叉戟飛機在13日凌晨1時55分從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境內後，很快降低高度，中方雷達跟蹤飛機進入蒙古國200多公里處消失。半小時後，2時27分，蒙古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西北70公里處的依特爾默格縣蘇布拉嘎盆地突然響起巨大的爆炸聲。爆炸聲和隨之燃起的大火，驚動了附近的人們。一位正在當地炸藥庫值班的女士聞聲拿槍沖了出去，發現一架墜落的飛機，飛機的發動機上正噴着熊熊烈焰。256號飛機在緊急迫降時機毀人亡。準確方位是東經111度17分，北緯47度41分。9月15日下午6點，剛出任駐蒙大使不到一個月的許文益，奉命帶着大使館二秘孫一先，隨員沈慶沂、王中遠來到了飛機失事現場。蒙方陪同前往的有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二司專員古爾斯德、邊防內務管理局桑加上校，還有一些航空、法律、法醫等方面的專家。

飛機失事現場蘇布拉嘎盆地是一個沙土質盆地，地勢開闊平坦，遍地都覆蓋着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南北長約3,000米，東西寬約800米，北、東、南三面被高低不等的土包環繞，西面則是一個斜坡。飛機着陸點正好在盆地的中央，墜毀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燒面積長800米，寬度由北面的50米擴展到南面的200米，呈倒梯形。舉目望去，周圍是秋風蕭瑟一望無垠的荒原，燃燒過的焦黑色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飛機殘骸，覆蓋着白布的屍體，在殘陽斜照下觸目驚心，悲切淒涼。

盆地中央的飛機着陸點以南，約30米長的草皮被機腹擦光，西側平行處，是右機翼劃出的一道深約20厘米的槽溝。再往南，擦地痕跡消失了，進入燃燒區。飛機的碎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散落面越來越寬。機頭燃燒區距着陸點530米左右，火勢最猛，只剩下鑲嵌儀表的空架子和大堆殘缺機件，機殼都已化為灰燼。它的正東20米左右有一大段機翼，上有“民航”兩字，其根部有一個直徑約40厘米的大洞，洞孔形狀不規則，邊緣外翻。機頭以南80米處有一個起落架。機頭西北60米處是斜臥着的機尾，上面的五星紅旗和機號“256”等標記清晰可見。這些標誌明白無誤地顯示，這就是林彪乘坐的民航256號專機。機頭以北50米範圍處散布着9具屍體，中間有一炸壞的方形食品櫃，旁邊堆有蒙方收集起來的死者遺物。屍體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現場遺物中有林立果的空軍大院0002號通行證。中國大使館人員把屍體從南向北編為1至9號，從各個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後鑑別確認。

根據事後查證：1號屍體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剛，2號屍體是林立果，3號屍體是劉沛豐，4號屍體是特設機械師邵起良，5號屍體是林彪，6號屍體是機械師張延奎，7號屍體是空勤機械師李平，8號惟一女性屍體是葉群，9號屍體是256號飛機的駕駛員潘景寅。

所有屍體都沒有任何搏鬥的痕跡，沒有發現任何彈孔。這些屍體和一般飛機失事的屍體不一樣。他們並非個個都是焦骨殘骸，而是軀幹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等碰撞外傷，大部分的傷勢並不重。這是在飛機着陸的摔撞毀壞過程中造成的。但他們的皮膚都燒灼得厲害，多數屍體難以辨認，而且個別屍體，如林立果、潘景寅等人，似有火中掙扎狀。據此似乎可以推測出，在飛機爆炸的瞬間，他們有些人只是被摔昏而並未完全死亡，是被繼而燃起的草地大火燒死的。由於大火燃燒時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屍體皮下均呈櫻桃紅色。加之當中國大使館人員去時，屍體已經停放達80個小時之久，個個僵硬腫脹似蠟人，看上去顯得比較年輕。特別是葉群的屍體，看上去只有30歲左右。最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屍體的腕上都無手錶，腳上沒着鞋子，這是為避免飛機緊急迫降的衝撞扭傷而預先採取的措施。看來，這架飛機的迫降是有準備的。

中國大使館人員，詳細勘查了現場，拍了幾十卷現場照片，草繪了飛機失事的現場圖。在逐個查看完屍體後，即按蒙古的習俗進行了入殮埋葬。最後把飛機機尾炸掉的發動機進口環放到墓頂作為標誌，舉行了簡單的致哀儀式。中蒙雙方對飛機失事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蒙古方面認為：飛機是在沒有外來影響的情況下，由於自身不明的原因，進行緊急降落，飛機着陸失敗，右翼撞地折斷，引起爆炸燃燒而失事的。據蒙方提供的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9月13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依德爾默格縣上空有2至4級的風，無風沙，無霧，能見度50公里，飛機失事地點無危險的氣象情況。因而，可以排除由於自然現象導致飛機失事的可能性。

中國大使館給國內寫的飛機失事報告中的分析是：從周圍無高大目標，迫降地點選擇合理，着陸點到燃燒區有幾十米距離，以及死者軀幹燒傷不重，無高空摔折等情況看，飛機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後爆炸起火。

9月21日，勘查墜機現場的中方人員，駐蒙大使館二秘孫一先帶着現場拍攝的膠捲、失事現場示意圖和有關材料回到北京匯報。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聽取了孫一先和外交部主要領導的匯報。凌晨2點多時，根據周恩來指示，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外交部負責人符浩、民航總局負責人鄺任農、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楊德中、公安部長李震、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及尚未被羈押的空軍司令吳法憲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一起研究駐蒙使館送來的照片和材料，分析飛機墜毀的原因。最後一致同意李際泰的意見：飛機因燃料將要耗盡，被迫做緊急着陸的準備，駕駛員不熟悉較大區域的地面情況，最好的選擇就是找一塊平坦的地方，冒險以飛機腹部擦地降落。看來，飛機着陸後，由於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觸及地面，與沙石沖磨，驟然升溫引起油箱起火，從而導致全機爆炸。從當時的特殊情況來看，駕駛員技術很好，選擇了惟一的處理辦法。他們也考慮到了其他的原因，如機件失靈，或被地面炮火擊傷而墜落，或擊傷後被迫着陸等，但認為這些可能性較小。凌晨4點多，分析結果報送給周恩來。

1972年5月，中央專案組邀請王海（後曾任空軍司令員）為首的空軍技術專家們，對飛機墜落的原因作了系統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256號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了野外降落（迫降）沒有成功而造成破碎燒毀。根據各方面的情況分析綜合起來看，256號飛機墜毀的情況是這樣的：256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油箱存有12.5噸油。飛機飛到溫都爾汗附近共飛行118分鐘，航程1080公里，耗油量要10噸左右。存油量大概還有2.5噸。其中還有一部分油是油泵抽不上來的，不能使用。所以，飛機在低空最多還能繼續飛20多分鐘。這就促使飛機駕駛員急於尋找着陸地點。但是，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又沒有導航，並且是夜間飛行，就是潘景寅這樣的飛行老手也難能判斷出當時飛機的準確方位。由於油耗限制，他不敢擴大飛機的搜索半徑。其實溫都爾汗市就有一簡易機場，離飛機墜毀地點僅70公里，去那裡降落的油是足夠的。

潘景寅是個技術熟練、富有經驗的飛機駕駛員，他選擇的降落場地是一片平坦的草地，應該說是比較理想的。在降落前，機上人員已經做好了野外迫降的準備，手錶和鞋子都取下來了。而且，從現場飛機機械師們的屍體在林彪屍體旁邊來看，似乎他們在迫降前是圍繞着林彪保護他的。駕駛員也是做了野外迫降的動作，飛機的前開縫翼已經打開，沒有放起落架。起落架是在機場堅硬跑道上使用的，而在野外軟地面的降落，要依靠飛機機體與地面接觸的摩擦來完成。而飛機的實際降落是尾部先着地，形成地面的滑痕，說明操縱還是得當的。

迫降沒有成功，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從操作上講，降落的動作沒做完全，飛機的減速板沒有打開，減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裝置也沒有使用，造成飛機着陸接地的速度大。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動作是由副駕駛完成的。但256號飛機倉皇起飛，副駕駛未能上機。而駕駛員似乎疏忽了，沒完成這些動作。第二，從飛機結構上講，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設計是以有機場條件為前提的，這種結構不利於野外降落。三叉戟飛機的兩翼安放在機身下部，機翼和機體腹部都有較大的油箱，在飛機不使用起落架降落的情況下，它的着陸是機翼和機腹同時着地，極易造成機翼折斷，油箱破裂，引起燃燒。第三，從地形條件上講，降落點雖然是地勢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是凹凸不平，這也容易造成飛機降落後跳躍。第四，從迫降慣例上講，飛機沒有釋放完剩油，這在迫降的劇烈摩擦和衝撞中，極易造成燃燒。

據此可見，飛機是以較大速度在盆地中央迫降，先以尾部着地，形成30米長的摩擦帶，同時右機翼劃地，然後飛機反彈跳躍，在空中翻滾，折斷兩翼，機身呈圓筒繼續帶着慣性前衝，破碎解體，機上人員被甩出。在此過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積燃燒。那個讓人疑惑的飛機右翼根下約40厘米的洞，就是油箱爆炸造成的。飛機殘骸形成長800米、寬50至200米的梯形散布面。在這一連串的瞬間動作中，最為關鍵的是空中翻滾，如能保持正面着地，飛機當會在幾分鐘內放下充氣滑梯，人員可以緊急滑出。

* 大漠孤魂

當時，由於“文化大革命”而一度緊張的中蒙關係正在改善，蒙方對這次飛機失事事件的態度比較理智，雖然提出抗議，但口氣和緩。在協助中方到現場勘察，處理死者遺體遺物等方面都給以了友善的幫助，這使得中國使館能夠及時掌握第一手資料，為中央處理林彪事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但在9月25日以後，蒙方對於中方提出的將死者遺體、遺物運回中國的請求，在態度上卻表現出了某種程度的強硬，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真實身份。因而使得這一交涉陷入僵局。

在雙方彬彬有禮的外交辭令後面，都是大有文章。無孔不入的蘇聯克格勃機關，已經從各種細微的跡象中敏銳地嗅出了中國政局的新變化，認為中國在蒙古境內失事的這架飛機不是尋常的民航飛機事故，空難者身份神秘。在9月下旬，中蒙雙方對飛機失事性質的外交認定上正在唇槍舌劍的交涉時，他們就已經秘密派出了專業調查人員前往蒙古，挖掘出林彪、葉群的屍體，進行解剖研究，確定了死者的身份。調查結果被作為克格勃的絕密資料，只有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清楚。

多年來，林彪的神秘死亡——這個被稱為亞洲最大疑團的事件，一直引起了無數東方人和西方人的極大興趣。儘管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已經說明了林彪事件的真相，但仍有許多眾說紛紜的猜疑，也不乏向壁虛構者。進入到90年代後，國際環境更加趨向和諧，許多塵封了多年的事件都逐一被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一個年輕的美國人、29歲的自由撰稿記者漢納姆，懷着強烈的好奇心，開始了對林彪神秘死亡的追蹤探密工作。

1993年5月，漢納姆來到蒙古，實地調查了林彪飛機墜落的現場，採訪了目睹飛機失事的兩個見證人。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漢納姆調查了20多個有關人士。他了解到當時蘇聯人處理空難者頭骨的一些細節，如何把頭蓋骨放到沸水裡翻煮，以便把頭髮和肌肉去掉等等。他還找到了當時蘇聯專家與蒙古官員共進晚餐的照片。其中的一位是主要的病理學家瓦西里•托米林。漢納姆根據這個線索，1993年8月來到莫斯科，居然找到了退役的少將軍醫托米林教授。但沒有克格勃的允許，托米林教授不肯吐露真情。

兩個月後，克格勃的一批重要檔案銷密。托米林獲准講話。他和當年另一位參加調查的人扎格沃茲丁將軍一同接待了漢納姆，詳細介紹了當年調查的經過。他還告訴這位不辭勞苦的年輕的西方記者，前蘇聯設法將林彪和他夫人葉群的頭顱弄到了莫斯科，存放在克格勃的一個倉庫里。不久，俄羅斯《紅星報》刊載了該報記者對托米林的採訪報道，向世界公開了這一秘密。托米林詳細回憶了他當時負責主持驗核林彪、葉群屍體的情況：

……我們很快便找到了飛機的殘骸。一群野狼已在那裡築了窩。士兵們對天鳴槍驅走了狼群，我和沃爾斯基則開始掘屍檢驗。屍體共有9具，全都燒得面目全非並已高度腐爛。我在兩具屍體的口中發現了做工相當精細的金齒橋和金牙，於是決定將這兩具屍體的頭骨帶回烏蘭巴托。我只是憑直覺才這麼做的，當時根本沒有什麼猜想。回到使館隨便翻閱幾本雜誌時，看到林彪的照片，我心裡一動，脫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後，我便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在一張脫帽照片中，我發現林彪的右太陽穴稍上處有一道明顯的疤痕，而在我帶回的頭骨上也有這麼一條傷痕。我還找來了衛國戰爭前林彪在我國進行治療時的病歷檔案。這份檔案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最令我驚喜的是一張X光片。這張照片清楚地顯示出病人肺部組織上有一硬結——那是林彪患肺結核落下的根兒。我於是決定再次飛往蒙古。……托米林教授領導的鑑定小組，找到了屍體上的結核病灶，研究了骨骼和所有牙齒，做了耳廓復原的實驗，一切證據都證實是林彪、葉群無異。最後為慎重起見，他們又進行了頭骨復原術。托米林幾個月的工作最後見分曉了。他說：“結果終於出來了——複製出的頭像同照片分毫不差。終於到了可以得出惟一結論的時刻。”

幾十年間，在林彪、葉群、林立果的葬身之地，三叉戟256號的飛機殘骸成了鳥獸們的棲息地，野狼、蒼鷹們把它當成了自己的巢穴。當地的居民們把它當成了家用材料庫，用從機身上剝下的鋁皮做了許多盆盆罐罐。近幾年來，中國與蒙古邊境貿易興盛起來後，當地居民又把它當作一條新的生財之道。他們用這架中國最著名的飛機殘骸上的材料與中國邊民們交換了許多精美實用的商品。殘骸中最大部分的機頭，據說被一位有錢的香港商人高價買走了，這又給當地人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

* 舉國震驚

舉國震驚，歷史又到新關口。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根據“內外有別”的原則，有計劃地、逐級分批地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傳達了關於林彪叛逃的有關文件，在全黨、全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對林彪進行揭發、批判，清查與林彪一夥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

9月1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57號文件，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對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中央正在審查。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靠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通知稱：“林彪叛黨叛國，是長期以來，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總暴露、總破產。”通知說：“中央相信，林彪這個隱藏在黨內的定時炸彈自我爆炸是大好事”，並號召“全黨同志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同林彪劃清界限。”中央規定，這個文件目前只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黨組織。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9月18日通知的傳達範圍，擴大到地、師級以上黨委。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離職反省的通知。通知說他們“參加林、陳反黨集團的宗派活動，陷入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離職反省，徹底交代。軍委日常工作，中央已決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同志主持，並籌組軍委辦公會議，進行集體領導。”

10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的通知。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成員有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10人，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10月3日，為徹底審查、弄清林彪、陳伯達集團的問題，經毛澤東批准，中央專案組成立。中央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10人組成。10月6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向縣團級黨委通報了林彪企圖謀害毛澤東和另立中央的兩項陰謀罪行。通知還說，在10月中旬，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傳達範圍擴大到地方黨支部書記、副書記，軍隊連級黨員幹部等。10月24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林彪叛逃事件向廣大群眾傳達。11月14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將《“571工程”紀要》編號發給黨的高級幹部，提供他們閱讀研究。通知說：“它的實質，是反對黨的‘九大路線’，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和政策，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

1971年12月11日，1972年1月13日，1972年7月2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先後下發了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材料之一主要內容是林彪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後的活動和毛澤東對他們的批評。材料之二主要披露了林彪集團的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的制定過程和進行政變的準備。材料之三是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這三批材料是揭批林彪集團的主體材料。

在這期間，中共中央還召開了揭發、批判林彪的老幹部座談會。從1971年9月26日到10月15日，由李富春主持，召集了部分老幹部開了9次座談會。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蔡暢、鄧穎超、鄧子恢、張雲逸、張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會議，揭發批判了林彪。朱德、劉伯承分別寫信、談話揭發林彪歷史上的問題。他們都對林彪叛黨叛國活動表示極大憤慨。盲目的個人崇拜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又把個人崇拜推到極端狂熱的程度。而這一切又都是和林彪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的地位和聲望都到達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巔峰。從地位權勢上，他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從思想權威上，他是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的“好學生”和“光輝榜樣”。特別是經過多年的強化宣傳，這些認識已經逐漸形成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維定勢。很少有人會想到林彪還會有什麼問題。所以，林彪叛逃事件突發，對人們思想上心理上的震撼，無異於一場地動山搖的大地震。

在向廣大幹部群眾傳達林彪叛逃事件的中央文件時，人們的震驚如同是聽到了晴天霹靂一般。大家都是目瞪口呆地聽着傳達，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懷疑搞錯了。有的膽小的人嚇得小便失禁，甚至有嚇成精神病的。隨着大量的林彪罪行材料揭發披露出來，林彪一夥大搞兩面派、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策劃謀害毛澤東的種種罪行，激起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極大憤慨。人民憤慨林彪是個反革命兩面派，同時，也憤慨自己的被愚弄——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神聖性被褻瀆了。人們正是懷着這種複雜的心情，投入批林整風運動中。

但當人們的憤慨情緒慢慢轉為冷靜的思考，一些尖銳的問題不可迴避地提出來了。懷疑“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凝重地瀰漫於上下。最好的學生要謀害導師，法定的接班人要叛國外逃，這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莫大的諷刺。人們不禁要想：“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沒有必要性？有沒有合理性？中國究竟有沒有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被打倒的那麼多幹部究竟是不是走資派？人民付出真誠的犧牲，除了巨大的損失和災難還得到了什麼？它煌煌大言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給人民帶來利益，還是給少數個人野心家帶來利益？……

“九一三”事件以一種歷史偶然性的形式，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內在的必然性矛盾，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破產。誠如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的政治報告中所說，林彪是一個“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陰險人物。但他為什麼能成為中共黨的副主席、“副統帥”和寫入黨章的“接班人”？儘管林彪事件發生不久，中共中央向全黨、全國人民公開了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於武漢寫給江青的信，說明毛澤東當時就對林彪的做法“感覺不安”，是“為了打鬼，藉助鍾馗”而利用林彪。但這遠不足以說明為什麼要把如此危險的人物指定為接班人。

林彪事件的發生，從根本上顛覆了毛澤東在人們心中英明偉大的神聖形象。林彪事件給毛澤東刺激非常之大。毛澤東畢竟是近80歲高齡的老人了，自1971年春起，毛澤東每到開春和入冬總要生病，而且是比較嚴重的老年性疾病。1972年1月，這位在無數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勝似閒庭信步”的開國英雄發生一次嚴重休克，經緊急搶救才得以脫險，但身體從此垮了。他不再在公開場合露面，報道中也再沒有了“神采奕奕，滿面紅光”的語言，從此，他那“亂雲飛渡仍從容”的熟悉身影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毛澤東也從林彪事件中反省了“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吸取了某些教訓，在感情上重新和老同志靠攏。他注意解決一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具體錯誤，親自抓解放幹部的落實政策工作，並支持許多負責幹部重返工作崗位。他在1971年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員時，親自為“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10日，他主動參加陳毅的追悼會，為陳毅恢復了名譽。1973年12月，他對參加軍委會議的人講，要給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並作了自我批評，“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儘管這種說法十分牽強，但畢竟是毛澤東一生中少有的自我批評，與會者都非常感動。

在支持幹部重返領導崗位方面，毛澤東做得最重要的大舉動就是讓鄧小平重返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並委以重任。鄧小平重返中央領導崗位，不僅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增強了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支柱力量，而且，“第二號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東山再起，本身就賦予幹部的解放和重新使用的典型意義。但是，毛澤東在總體上還是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並不允許對它的懷疑、批判和抵制。但林集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傾路線下形成的，對林彪的批判勢必要批判到極“左”思潮上去，批判極左思潮又必然要批到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政治暴發戶江集團。1972年，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江青、張春橋等在批林問題上發生尖銳衝突。周等人是要批林聯繫到批極左思潮的。江、張等人則力主林彪的實質是“極右”，反對批林批“左”。關鍵時刻，毛澤東出面，表態支持江、張等人的主張。從此，批林只能批極右，不能批“左”。毛的這一錯誤以後又發展到政治局批周恩來和全國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維護，使歷史喪失了以林彪事件為轉折，來結束這場劫難的契機。反映在批林問題上，就不能涉及到林彪事件之所以出現的最根本問題，即長期“左”的錯誤形成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理論問題。特別是江青集團還在台上，影響和控制着對林彪事件的清查工作，對涉及到他們的問題，一概不讓追查下去。這就使對林彪一夥的罪行不能得到徹底的清理。許多事件的來龍去脈言之不詳，許多被清查對象在政治高壓下說了假話，有的人為了爭取“好態度”而把不是自己的問題攬在自己身上，許多列入文件的結論缺乏嚴密確鑿的證據。

* 秋後算賬

“九一三”事件後，對涉及林集團活動的人和事的清查和處理，雖然也有些擴大化的情況，但較之“文化大革命”前期和以往類似情況的處理，還是能注意到掌握政策的。毛澤東再三指出：死黨只有那麼幾個人，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分析歷史條件，林彪當時是副統帥，大家搞不清他的陰謀。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改了就歡迎。毛澤東還具體說：“比如對林彪下面的幾十個工作人員和秘書，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給他們工作做，不能不用，他們是組織派到那裡去工作的嘛。”毛澤東的指示對清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據。

清查工作主要在空軍、海軍、總後勤部進行，進行得比較順利，基本上查清了與林彪事件有關的人和事。“林辦”的工作人員集中辦了幾年“學習班”，到1975年8月，經毛澤東批示後，另行分配工作。當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不對他們產生傷害性的影響。但同“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劉少奇等人的工作人員的處理相比，他們應該是幸運的了。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過並批准中央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開除林彪、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中央專案組對林案涉案人的審查處理共147人。其中按敵我矛盾處理的75人（包括按內部矛盾處理的12）；按內部矛盾處理的12人（嚴重錯誤10人，一般錯誤1人，無錯誤1人）；未定性1人；團河學習班審查結論59人（嚴重錯誤9人，一般錯誤33人，無錯誤17人）。以上涉及軍隊人員132人，省軍級以上30人。

在毛逝世後，1976年10月，為禍中國十年之久的江青集團“四人幫”被新的中央領導集團一舉粉碎，結束了這場劫難重重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開始全面的撥亂反正。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中國邁出了改革開放的步伐，歷史走向了新的紀元。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以法律的武器，清算林彪、江青這兩個給中國人民製造了空前浩劫的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並將兩個集團的罪案一併處理。本着對歷史負責，為子孫負責的態度，最高人民法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檢察廳、特別法庭進行了充分的調查。“兩案”審判遵循重證據，不輕信口供，以事實為根據、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對林彪事件的當事人一一進行了重新調查，重新核實了所有的證據。在證據確鑿的前提下，提起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

1980年7月至8月，按照法律程序，先後對羈押8年之久的陳、黃、吳、李、邱及“聯合艦隊”的21名成員補辦了逮捕手續。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判決：林彪反革命集團案主犯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主犯黃永勝有期徒刑18年，主犯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主犯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主犯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主犯江騰蛟有期徒刑18年。

1982年2—3月份，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根據“兩案”審判所掌握的法律尺度，先後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的其他有關案犯進行了宣判：原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提供情報，以資敵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原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提供飛機，以資敵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原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以策動叛亂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決定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5年。

其他“聯合艦隊”成員，參與反革命政變者也由各軍兵種的軍事法庭判決：原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投敵叛變（未遂）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原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原空軍情報部長賀德全，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原空軍作戰部長魯珉，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廣州軍區空軍司令部管理處處長陳伯羽，犯有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提供情報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原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洪珍，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原空軍情報部副處長王永奎，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原空軍軍務部副處長鄭興和，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原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陳倫和，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原空軍雷達兵部副處長許秀緒，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原空軍司令部辦公室處長朱鐵錚，因犯有積極參與反革命集團罪，參與策劃南逃廣州，判處有期徒刑5年。原空軍司令部管理局副處長兼汽車隊隊長王琢，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原武漢軍區某野戰師政委關光烈，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反革命殺人（未遂）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空軍副參謀長王飛，論罪不比江騰蛟輕，也是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之一，但他在押期間患神經病，遂保外候審。他們刑期的執行從羈押時算起。

到此，神秘的林彪事件可以說是公諸於天下了。林彪和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落了個折戟沉沙，葬身異國的下場。林彪事件中所牽扯的一干人等也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林彪事件所引發出的對這段歷史多方面的思考，還將久久地在歷史的上空迴蕩着。

（轉貼自《東方歷史評論》2014-09-12。博文加注小標題並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