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子

嫂子比我母亲小两岁。我九岁那年回老家才知道她。在哥嫂家里，我度过了三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哥哥是堂哥，只听说小时候过继给了我父亲，猜想是因为父亲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缘故。嫂子大手大脚大高个，由于劳作和缺钙，四十出头就已经不能180度直立行走了。嫂子的眼睛说是风眼，见风就流泪，但在我的印象里，嫂子的眼睛啥时候都泪眼婆裟，有风没风都一样。记忆中的她，可能因为腰是弯的，步子又大又快，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直向前冲。嫂子爽朗热情，笑起来开怀尽兴，还要一边不停地抹眼泪，所以总好象是幸福、激动、热泪盈眶的样子。嫂子这样定型在我后来的回忆中，让我不觉意识到，在那三年里，我极有可能和着饭食，咽下了嫂子许多咸咸的泪水。

哥嫂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那时十四、五岁，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小儿子小我几岁。文革开始，父母亲支左的支左，蹲牛棚的蹲牛棚，都忙得回不了家，就让十四，十五岁的两个姐姐送我和比我大一两岁的两个哥哥回老家去。这样，需要哥嫂抚养照料的孩子顿时翻了一番。

那时候我们老家以红薯干和玉米面为主食。红薯收获的季节，除了地窖里储存一部分，剩下的都嚓成红薯片，在房顶摊晒成干。平日里隔三差五拿些去上石碾子磨成粉，煮小米汤时将和了水的红薯面拍成饼子，餮在大铁锅的四周，汤好了，饼子也熟了。纯红薯面饼黑乎乎的，略带甜味，有咬劲儿，嫂子不让我和哥哥吃那种饼子，每次总是做两样，一样是搀着玉米面或是全玉米面的，那是为我们兄妹几人做的。可孩子心里的好歹不一样，我就很馋那甜滋滋、筋道道的的黑饼子。放学回家，缠着嫂子要一块红薯干饼子，涂上烧熟的棉花籽油，咬一口满齿留香，十分地心满意足。

一群十几岁的孩子，都是如狼似虎的胃口。粮食不够吃，堂哥就经常去集上成袋地买回红薯干，补贴家用。春天来了，老榆树吐出一串串嫩绿的榆钱儿，等它们开出白色的小花时，哥哥和侄子们就爬到高高的树上去采摘。嫂子把榆钱儿和玉米粉搀在一起，上笼蒸熟，带着微甜清香味儿的榆钱儿饭便成了我们喜爱的野味佳肴。麦收季节时，嫂子会经常杆面条，烙白面饼，有时还炒几个鸡蛋。不过，只有堂哥和小侄子陪我们一起吃。即使是平常，嫂子和侄女也从不上炕桌和我们一起吃饭，因为我们桌上的饭菜总与她们在灶间吃的不大一样。

一年里，最令人心神向往的是过年。进入腊月，吃过腊八粥，日子就进入了倒计时。辛苦了一年的人们，这时候只剩下一个心思：张罗年货。大队的磨面房和村儿里的石碾子轰隆隆、支呀呀整日介地响，生产队开出个杀猪场，那时不兴致富，家里养了一年的肥猪就等人们过年开荤了。堂哥会杀猪，这会儿就成了屠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在屠宰场上演过年的头一场大戏。等了一年的孩子们，都盼着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整天叽叽喳喳的，耗在杀猪场。那些刺耳绝望的嚎叫，一盆盆绛红的鲜血，都给人带来莫名的刺激和享受。随着烫猪拔毛，开膛取肠，大人孩子们无不为即将上桌的美食而开始兴奋。那些日子，嫂子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做年货，白面馍、咸肉、粉肠、豆腐、黄米年糕，都是成缸成缸地装，让人感觉富足的不得了。

等待的日子无比幸福和快乐。

磨豆浆是我们孩子能做的，将泡软了的黄豆拿到石碾子上，连水带豆子不停地从碾子上的洞眼灌进去，几个人轮流着，你转几遭，我推几圈，嘻笑中，奶白的豆浆便哗哗的流满一桶。做豆腐时，嫂子就要熬夜了。烧好豆浆，点上卤水，等豆浆慢慢成型后，嫂子就把我们从梦中叫醒，让每人喝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豆腐脑儿。

饺子堪称我们的国食，尤其在北方，是大年初一必须的头一道饭食。我们家乡那时候称饺子为“包包”，嫂子捏出的“包包”齐唰唰没一个走样儿的，圆鼓鼓个个赛元宝，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手工艺品。初一早起，穿上嫂子用布票扯来的洋布为我一针一线缝制的花衣裳，吃完元宝饺子，一抹嘴我便屁颠儿颠儿跟着大人和哥哥侄子们满街里串门放鞭炮去了。

刚回去那阵儿老家还没有通电灯，晚上我们早早就上了炕。点燃小小的煤油灯，满屋子顿时生出柔和的淡淡的桔黄色，轻轻摇曳的火苗闪着静静的波动，散发着暖融融的光亮。炕上的纺车开始支纽纽地转起来，耳边响起纳鞋底子的嗖嗖声，地里灶头忙碌了一天的嫂子和侄女，又开始做她们那好象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

这样的夜晚是一家人最亲密的时光，大人们的陈年往事随着嫂子优雅而有节律的飞针走线，一丝丝一缕缕缓缓流出。

我最爱听嫂子讲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有关我父亲当年的故事，那都是父母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秘密。原来母亲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了。前俩任是一对姐妹花，而且是嫂子娘家村里的人。姐妹俩的命都不好，先后嫁给父亲，又先后得痨病(肺结核)死了。嫂子说，有一次父亲回家，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那个妹妹在给父亲洗衣服时，看到了从父亲上衣口袋里掉出来的母亲的照片。这是听来的故事，嫂子说不清更多的细节，倒让人有了想象的空间。我寻思，那个妹妹的“痨病”之说有点可疑，本来就象守活寡的她，难道不会因为男人在外头有了新欢，更觉生不如死，而终于积郁成疾而亡？这话我谁也没敢说，大人的事不懂，说不好。只是觉得父亲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但父亲的运气不坏，要不是俩姐妹都自动“退位”，他肯定会有不少的麻烦。后来知道，父亲年轻漂亮的第三任妻子，是在渡江战役之前由组织上配给的，那应该是在1948年左右。渡江后，父亲的部队打到川南并留在了那里。再次回乡，已经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嫂子不识字，没出过远门，有一次她梦见了火车，说火车就像个瓦房，她使着劲儿地往上爬，却总是出溜下来。多年后我问起侄子，知道嫂子因治病去过一趟保定。我似乎感到一些安慰，告诉自己，嫂子终于见到了火车。

哥嫂都是善良厚道的农民，掏心窝窝待人。但是，和天下大多数夫妻一样，他们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吵起架来一个比一个声高，谁也不示弱，有时候，堂哥还对嫂子拳脚相加。天长日久，哥嫂他俩吵嘴打架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最初的茫然和恐惧好象也淡了很多。不过，这些从没有妨碍哥嫂一如既往地疼爱和善待我们兄妹，也不曾影响我对这个家的亲情和依恋。

结婚那年，我和丈夫一起回到老家。红薯干已不再是人们的主食，村中老井也已废弃多年，取而代之的是自来水龙头。土地已经分产到户，年轻的壮劳力多已离开了村子，常年在外打工。嫂子的背更加地驼下去了，几乎弯成九十度，灰白的头发散乱在耳边，没有一丝光泽。只是那亲切的笑容和习惯性的抹眼泪一如从前。又吃到嫂子做的烙饼面条，只是仍然没能与嫂子同桌共餐。给了我童年的快乐和母爱的嫂子始终待我如座上宾。不管是一日还是三年，嫂子总是尽力把她最好的给予我。

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哥嫂都已作古。想起嫂子就想到：“子欲孝，亲不再”，心里生痛。听着李娜的一曲“嫂子颂”，我泪如泉涌。岁月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我把永远的感谢放在心里，向着远方的家乡轻声呼唤：嫂子，黑黑的嫂子；嫂子，亲亲的嫂子。